[ 崔永東 ]——(2012-5-4) / 已閱6390次
漢·陸賈撰《新語上下卷》 陸賈，西漢初期政論家、思想家，漢高祖劉邦的謀士，曾助劉邦定天下。漢朝建立后任太中大夫一職。著有《新語》、《楚漢春秋》等書，《新語》“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毎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其學兼綜儒道，但以儒家為主。其政治法律思想主要表現在推崇無為而治、仁義為本、選賢與能等方面……
論司法的自然根據
陸賈受道家自然主義觀念的影響，認為“天道”與“人道”有著內在的聯系，人間的政治規則、法律規則和道德規則等等實際上來源于“天”即自然法則，換言之，“天”為人間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立法和司法活動等等提供了一種自然根據。
陸賈認為，“圣人”是“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的人物，他們根據“天道”制定人間的規則。他說：“于是先圣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語·道基》）這是說，“人道”與“天文”即自然秩序是相通的，圣人根據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則規制了人間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創制了各種行政機構（百官），“王道”（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于是產生。在古代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的政治體制下，“百官”之中也包括了司法官員。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的司法權也是來源于自然，“天文”或“天道”為國家的司法權及司法活動提供了一種“形而上”的自然根據。
陸賈指出，國家的政治與道德秩序是“天人合策”的產物，“天人合策”實際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實質在于強調“天文”（天道）與“人文”（人道）的統一性，認為前者是后者的邏輯根據。人間社會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社會法則與自然法則是相通的。這一思想影響到后來的董仲舒，其“天人感應”的理論實際上是將“天人合策”的理論系統化、精致化甚至是神秘化了。《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之言稱“視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反映了董仲舒對自然與人事之間的關系表達了特別的關注。
陸賈認為，人間的政治活動會影響到上天。他稱“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治道失于下，則天文變于上”。天人之間的這種感應關系昭示統治者：善政順應自然，惡政違反自然。其潛臺詞是：善政導致政權長治久安，惡政導致國破家亡。
在陸賈看來，國家的司法活動是“承天誅惡，克暴除殃”，不能“誅惡”、“克暴”就不可能有和諧的社會秩序。而“誅惡”是“承天”即順應了自然的要求，國家的司法權來源于“天”，統治者對壞人動用刑罰實際上是“代天司法”。這就為司法活動賦予了一種自然根據，從而論證了司法的權威性、合理性和神圣性。
陸賈又說：“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在陸賈心目中，古代的明君賢相，如商湯、周武和伊尹、呂望這樣的人物，都是能夠溝通天、人的人物。他們“行合天地，德配陰陽”，他們在從事政治法律活動時，都要先“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因此，其活動才會既順應自然，又順應人心。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天時而行罰”一語，主張根據“天時”即季節的變化來執行刑罰，與《禮記·月令》及戰國黃老學派的司法時令說類似。董仲舒正是在這方面進行了理論提煉，并將其作為一項司法政策向漢武帝提出建議，后被確立為一種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陸賈的“因天時而行罰”正是強調執行刑罰必須以自然為根據，深刻反映了一種自然主義的司法觀念。
論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照陸賈的說法，司法即“立獄制罪”，其作用在于“檢奸邪，消佚亂”，就是說司法的作用是懲治壞人、消除禍亂并維持社會和諧的。司法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僅有司法是遠遠不夠的，它并不能保證國家會出現一種良好的秩序，它必須與德教結合才能共同促成一種良好的秩序。陸賈說：“民知畏法，而無禮義；于是中圣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對構建一種優良的社會秩序而言，僅僅讓民畏懼法律顯然過于簡單了，還應該讓民養成禮義之德，而這需要興辦學校、進行教化。陸賈認為“中圣”即中古時代的圣人（如文王、周公等）就是這么做的，事實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道德教化和道德修養可以使人遠罪遷善，“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消除貪婪之心，在行為上力求清白高雅。
陸賈認為，從歷史上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若過度迷信刑罰暴力，會導致政權的垮臺；反之，如果提倡以德治國，則能使國祚延長。他說：“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國家的司法權也是一柄雙刃劍，用之得當則能鞏固政權，用之不當則會危及政權。因此，只有“德盛者”即道德高尚的人掌握司法權，司法權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陸賈又說：“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事愈煩而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天下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一句“刑罰太極故也”，點明了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刑罰過于殘暴，過度相信刑罰的威力，司法缺乏德性的引導，終于釀成“二世而亡”的苦果。
論司法的價值和目標
陸賈認為，圣人為政（包括從事立法司法活動），乃以“仁義”為最高價值。他說：“故圣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以治也。”圣人在位，以仁義治國，就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即使遇到危險也能化險為夷。這一席話反映了陸賈作為一個儒生對儒家仁義政治理想的自信。
陸賈又說：“夫謀事者不并仁義者后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這是說“仁義”是國家的根本，是國家政治生活和倫理生活的基礎，否則就會導致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混亂。所謂“虐行則怨積”是指統治者以暴虐的行為對待百姓，比如司法殘暴、濫刑無辜，則會使民怨沸騰，社會失和。故陸賈又言：“仁者道之紀，義者圣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照陸賈的說法，掌握司法權的人自己必須帶頭守法，言行要合乎法度。“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君主不守法度，百姓無所取法，必然造成混亂無序。陸賈認為，有德之人在位，自然會謹守法度，正確行使司法權，除暴安良，使社會和諧。如商湯、周武王這類圣君，他們品德高尚，能夠“以寡服眾，以弱制強”，“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商賈行信”。“天下和平”即天下和諧的意思，這既是德教追求的目標，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標。
陸賈說：“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眾歸之，懷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司法（刑罰）的價值不在于讓民眾畏懼，而在于輔助德化，因此，輕緩寬和的司法更能贏得民心，更有利于社會的和諧。
司法權必須慎重使用，用刑不慎就會導致司法冤濫。陸賈說：“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于獄，而誅無辜于市乎？”濫刑無辜必然導致社會混亂，危及政權的穩定。這就要求掌握司法權力的人必須是有德之人，做到“進退順法，動作合度”，“目不淫于炫耀之色，耳不亂于阿諛之詞”，如此才能秉公執法，實現司法公正。
綜上所述，陸賈從“天人合策”的角度論證了天道與人道的統一性，認為“治道失于下，則天文變于上”，人間的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及道德生活與自然秩序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聯系，主張“因天時而行罰”，要求根據自然法則來進行司法活動，從而為司法提供了自然的根據。另外，陸賈認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維持社會秩序，但其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居于主導地位，而是居于輔助德教的地位上；司法又是一柄雙刃劍，用之得當則能發揮好的作用，用之失當則會發揮壞的作用。陸賈又認為，司法的最高價值是“仁義”，司法的基本目標是“天下和平”，而實現上述價值和目標需要推行“設刑者不厭輕”、“行罰者不患薄”的寬和司法，這種司法帶有鮮明的人道精神。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