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鄒艷群 ]——(2012-5-7) / 已閱5702次
在全國開展反規避執行的大環境下，基于在被追加執行的配偶與申請執行人之間進行利益平衡的思考。筆者認為立法者在利益衡量的基礎上，留給了司法實踐者多大的利益平衡空間，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其實也是尋找一個利益平衡作為一種司法價值目標的問題。綜上所述，為邁出追加配偶執行的困惑之門，使該項制度能更好的平衡雙方當事人的權益，應當從以下幾方面對權益進行平衡和完善：
一、完善舉證責任分配機制，設定虛假訴訟司法阻卻機制。
1、界定債權人的舉證責任，保障被追加配偶的合法權益。2009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發《省高院審理民間借貸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該意見第19條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按照該指導意見，夫妻一方除一般家事代理范圍內的債務以及兩個例外規定外，都應認定為個人債務。而在審判實務中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原則上都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改推定共同債務為推定個人債務，由債權人對借款人超出家事代理權范圍的債務構成表見代理承擔連帶責任，從而達到保護夫妻一方，遏制虛假訴訟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該指導意見對債權人利益保護甚弱，要求出借人證明借款人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共同生活、經營所需，或者舉證證明符合合同法關于表見代理的規定，同樣對債權人比較苛刻。所以導致司法實踐中，另一類虛假訴訟即夫妻惡意串通詐害債權人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受浙江省高院司法探索的啟發，筆者認為，為預防離婚一方虛構或與債權人惡意串通，損害配偶一方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對《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進行修改，對婚姻當事人和債權人的舉證責任進行合理分配。“為保證舉證責任分配反映實體法的公平正義精神，司法制度在設定舉證責任時，應當讓更接近事實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其集中表現即是從制度設計上預防兩個虛假訴訟的發生。”對于是否構成家事代理權的舉證責任，應由申請執行人承擔，因其較夫妻中未舉債一方更熟悉債務情況，以平衡第三人交易安全與夫妻人格自由財產獨立。
具體而言，夫妻中未舉債一方只要能證明訟爭個人債務不是基于上述有權家事代理所產生，其舉證責任即告完成。債權人必須就相信是其夫妻雙方的合意的理由進行舉證：主觀上，未實施行為的夫妻一方是否曾就該行為作過允諾；客觀上，形成債務所得的財產是否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如果構成表見代理，即使該債務實際上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轉化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雙方對債權人有連帶清償責任。對于不能構成表見代理的債務，則作為舉債一方的個人債務。
2、在被執行人主張共同債務的案件中，由被執行人負舉證責任。為預防夫妻惡意串通詐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案件的發生，不能簡單認為只要在婚姻存續期間，夫妻以一方名義所負債務就都是共同債務，這無疑是過分強調了債權人的利益而抹殺了夫妻之間的人格獨立。尤其是，夫妻一方所負的非法債務，如賭債等，配偶往往一無所知，自然無償還的義務。《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但書規定之初衷是防止夫妻一方為逃避債務，將個人債務用夫妻共同財產甚至對方個人財產來償還或者防止惡意舉債損害配偶權益。
然而，既然夫妻一方有意為此，其必然不會讓配偶知曉該債務具體情況，相對方舉證的難度極大，不利于保護該配偶的權益，不利于維護婚姻關系的穩定。因此，由被執行人舉證證明債務系用于家庭生活所需，符合公平正義的舉證原則。
二、把握夫妻個人債務的認定標準，規范追加實踐的衡定指向。
如上文提到的，家事代理權是一種當然代理權，即無需事先取得配偶的授權，事后也無需征得配偶的追認。所以，家事代理必須限定在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情形。否則，夫妻一方往往會假借夫妻之名，行個人事務之實，以期行為后果由夫妻共同來承擔，損害另一方的利益。所以《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根據婚姻的共同目的性將該行為分為日常生活需要（家庭事務）行為和非日常生活需要行為是較為合理的。如果要在追加實踐中，設定“正義閥門”，以彰顯司法正義，那么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能否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關鍵就看該筆債務是否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所需或成立表見代理。
一般而言，區分夫妻共同債務時的可采用以下兩個標準：一是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則不論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是否為夫妻共享，該債務均應視為共同債務。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雖然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但該債務發生后，夫妻雙方共同分享了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則同樣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
三、秉承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合理設定追加實踐的執行底線。
《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之初衷是防止夫妻雙方串通逃避債務。然而，“實踐中相當一部分夫妻離婚是因為配偶不滿于被執行人的胡作非為或惡性難改（吸毒、賭博等）才離婚的。雙方離婚時，已無什么財產，讓配偶以有限的財產償還無限的債務顯然是不公平的。筆者認為，夫妻共同債務的產生，源于家事代理的有效性，其擔保則來源于夫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當夫妻共同財產不足以清償共同債務時，夫或妻理應因此免責，即不應當將之后的個人財產用于清償共同債務。離婚后，若共同財產已經用于清償共同債務，夫或者妻應因此免責。因此，夫妻一方的婚前個人債務轉化為共同債務后，債務人的配偶承擔連帶責任的范圍應當限定在其實際接受財產或受益的范圍內。”
“《瑞士民法典》 已為我們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立法例。“《瑞士民法典》第193條規定：（1）配偶一方或夫妻雙方的債權人對某財產可提出清償請求的，該財產不得因夫妻財產制的設定或變更，或因夫妻財產權的分割而解脫被清償的責任。（2）前款之財產已轉移于配偶一方的，該配偶人須償還債務，但對其能證明所受領之財產不足債務的部分，可免除其償還的責任。”上述規定既明確了夫妻雙方約定不得對抗第三人，又同時規定了配偶在接受財產的范圍內負償還債務責任，平衡了債權人與債務人配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暢通權利人的救濟渠道，設定完善相對人異議之訴。
無權利即無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救濟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利，即權利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時獲得自行解決或請求通過外力解決的資格。追加被執行人程序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債權實現手段，在保障債權人權利實現的同時，亦必須保障被追加被執行人在執行程序中的合法權益，要實現對所有執行當事人利益的均衡保護。
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畢竟屬于實體私權范圍，對于在民事執行中發生的實體爭議來說，執行機構雖然有權以非訴（異議）的形式予以解決，但必須在保障當事人對在執行中發生的實體爭議享有訴權的前提下行使。這在我國臺灣地區的強制執行法中已有充分體現：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由于債權人進行強制執行程序，其權利受到侵害者，既可以依其法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獲得救濟，也可以同時利用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或另行起訴的方法，主張其實體法上的權利，以獲得對抗債權人的勝訴判決。
雖然我國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也規定有執行異議之訴制度，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第204條規定：執行過程中，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提出書面異議的，……與原判決、裁定無關的，可以自裁定送達之日起15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這一制度僅適用于案外人對執行標的主張自己的實體權利而提出不同意見，對于執行當事人權利受侵犯的情況則無相應的救濟措施。然而，在執行工作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侵害執行當事人尤其是被追加被執行人權益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產生，雖然不排除執行人員主觀上的因素，但應該說執行工作自身的特點已決定了這種情況的不可避免性。因此，應當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異議之訴制度，進一步擴大可提起異議之訴的主體范圍，允許執行當事人（債權人和債務人）特別是被追加的被執行人提起異議之訴，以給予他們充分的救濟。
在當前背景下，創新和加強審判管理任務艱巨，意義重大，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題。追加配偶執行作為執行工作的一項制度應當在統一思想、理清思路、完善制度的基礎上，大膽探索，勇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深化理論和實踐研究，為人民法院科學發展和服務科學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