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學亮 ]——(2012-5-9) / 已閱5987次
【案情】
2000年3月1日，某貿易公司向某滅火公司出具《借條》一份：今有某貿易公司從某滅火公司處借到15萬元整，定于2000年8月31日前全數歸還。同日，劉某與某滅火公司簽訂《保證協議》一份，約定：為保證借款人某貿易公司2000年3月1日向某滅火公司的借款15萬元能夠如約歸還，雙方一致同意，劉某為上述借款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即，如果借款人某貿易公司沒有在2000年8月31日之前償還該借款，劉某有義務代其償還。某滅火公司可以直接從劉某的勞動報酬中直接扣繳，而無需另行通知借款人。借款到期后，某滅火公司多次向某貿易公司催要借款未果，遂向劉某要求還款。劉某自2000年8月31日至2006年8月31日期間分五次向某滅火公司累計還款15萬元（其中，在2002年8月31日之前兩次還款6萬元，之后三次還款9萬元）。劉某為此于2008年8月20日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某貿易公司向其支付代為償還的借款15萬元。某貿易公司則以在主債權已經超過訴訟時效的情況下劉某沒有取得該公司的同意仍然還款、并且劉某沒有積極行使抗辯權為由，拒絕給付。
【分歧】
對于本案的處理，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由于劉某有三筆還款發生在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之后，在某貿易公司不同意償付的情況下，劉某要求對此部分還款行使追償權的訴訟請求，依法應予駁回。對劉某在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前承擔保證責任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因此，應當判決某貿易公司償付劉某6萬元，其余訴訟請求予以駁回。
第二種意見認為：由于債權人某滅火公司在保證期間內要求保證人劉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劉某分期分批對其進行了償還，現劉某依據已經承擔保證責任的事實向某貿易公司追償，并未超過追償權行使的訴訟時效，其訴訟請求合法，應當予以支持。某貿易公司以劉某超過主債務訴訟時效仍然還款沒有取得該公司同意的抗辯理由，因劉某于保證期間內開始承擔保證責任，并且分期分批償付了同一筆債務，其主債務訴訟時效不應視為屆滿，故該抗辯理由不能成立。因此，應當判決某貿易公司給付劉某15萬元。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追償權是法律規定的保證人對債務人享有的有別于原主合同以及從合同的權利，追償權的訴訟時效應當另行計算。
根據通說，在前述借款合同關系中涉及三類法律關系：某貿易公司與某滅火公司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主合同、主債務關系）、劉某與某滅火公司之間的保證合同關系（從合同關系）、劉某與某貿易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前兩種合同關系基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而產生，權利義務一般依照合同內容來確定，而第三種法律關系屬于保證合同的原因關系，通常包括合同關系、無因管理關系以及贈與關系，一般情況下不應當受到主合同和從合同內容的影響。可以這樣說，追償權的取得基于法律規定以及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事實，只要保證人沒有重大過錯，其因承擔保證責任所致的損失應當由債務人賠償，并且追償權的訴訟時效應當從保證人實際清償主債務之日起計算，不得與主合同或者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相混淆。
由于保證期間不適用中止、中斷、延長，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法解釋)第三十四條規定：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從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連帶責任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由此可見，一般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起算點并非處在保證期間之內或者簡單地從保證期間屆滿之日起推定債權人對保證人喪失訴訟時效。而連帶責任保證的訴訟時效則應當從保證期間內的某一點（即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之時）開始計算。
本案中，由于保證合同明確約定：主債務履行期間屆滿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債權人直接從保證人的勞務報酬中扣減，所以，并不涉及債權人起訴的問題，也不涉及主合同與從合同的訴訟時效問題，僅僅涉及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何時取得追償權的問題。筆者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當事人約定同一債務分期履行的，訴訟時效期間從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計算”的規定，該追償權的取得應當從保證人對主債務清償完畢之日起計算，即從2006年8月31日的次日開始計算2年，至2008年8月31日屆滿。保證人劉某于2008年7月20日提起追償權訴訟，法院應當做出對保證人劉某有利的判決。
應區別保證人未行使相關抗辯權利的不同情況，給予保證人追償權的行使較通常意義上的訴訟時效為寬松的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一方面為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在保證方式約定不明等等情況下視為連帶保證責任的對債權人有利的法律規定，另一方面基于利益的平衡規定了保證期間、保證合同訴訟時效、一般保證的先訴抗辯權、保證人享有債務人的抗辯權、債權讓與保證人在原擔保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債務承擔未取得保證人書面同意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債權人與債務人協議變更主合同未經保證人書面同意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等等有利于保證人的法律制度。但是，賦予權利與權利的行使是兩回事，當事人并不一定必然沿著法律規定的權利道路行進，尤其保證合同的簽訂以及履行，一般主要基于當事人之間的信任關系，以及其它的業務合作關系。司法實務中，很少見到單純的陌生人之間的保證，并且也很少見到從保證合同中漁利的情況，因此，保證人更多考慮對自身信用度的維護以及與債權人甚至是相關知情人的合作關系的保持，不輕易動用保證期間及訴訟時效的抗辯權也是常有之事，法律不應因此對保證人科以不利益。同時，從權利和義務相一致的觀點出發，債務人因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事實上取得了自己因債不履行的利益，如果不能從訴訟機制上給出傾斜，等于法院漠視這種不當利益的獲得，而于社會誠信體系構建方面卻無能為力，這顯然不符合法院以公平正義為擔當的角色要求。再者，對連帶責任債務人（事實上，在連帶責任保證合同關系中，應當視主債務人和保證人為連帶債務人）之一行使請求權仍然能夠對主債務產生訴訟時效中斷的法律效果。所以，筆者認為，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內以及在保證合同訴訟時效內承擔保證責任后的追償權不應當受到主債務訴訟時效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保證人在承擔保證責任時必須具有正當性并且盡到一般善良人的注意義務，如果超越保證責任范圍給付，那么只能依據不當得利請求權基礎請求債權人返還，而不能要求債務人予以負擔，對此，擔保法第四十三條明確規定“保證人自行履行保證責任時，其實際清償額大于主債權范圍的，保證人只能在主債權范圍內對債務人行使追償權。”還有，如果債務人認為債權人的請求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或者債權人針對債務人的起訴已經超過訴訟時效被生效法律文書所確認，此法律事實已經通過書面等方式向保證人及時告知的，且保證期間內債權人并沒有向保證人提出請求，此后，保證人應債權人的請求沒有征得債務人的同意而進行的給付，不能說具有合理性。因為，雖然保證合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仍然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債務人已經明確提出對債權人的抗辯，且保證人已經知悉，此時再行給付就沒有了主合同的依據。但是，如果保證人并不知情，或者保證人與債權人另有約定，或者保證人在經濟方面處于債權人的實際控制之下（比如保證人預先于債權人處存款、保證人與債權人之間存在借款合同關系、買賣合同關系以及本案中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等，債權人可能以對保證人存在的其它給付義務來抵銷對債務人的債權），諸如此類情形，保證人并無拒絕給付的可能，也無從行使所謂的主合同與從合同訴訟時效抗辯權。因此，不應免除債務人對保證人的賠償責任。
作者單位：安徽省阜陽市潁泉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