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晉萍 ]——(2012-5-30) / 已閱6322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發布《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提出了“特定關系人”的概念，明確了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的認定標準。準確理解和把握相關規定，對于此類行為的司法認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特定關系人”的含義
《意見》第十一條規定，“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
所謂“近親屬”，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第（六）項規定，近親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十二條規定，民法通則中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可見，在民法意義上、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意義上近親屬的范圍均有所不同，這就給認定《意見》中的“近親屬”的范圍造成困惑。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是從訴訟權利的角度作出規定，而不涉及經濟利益，如果以此認定《意見》中的“近親屬”的范圍不盡合理；同理，行政訴訟法解釋的規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義上的近親屬側重于經濟利益關系，與《意見》所涉及的內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見》中“近親屬”的范圍，應參照民法意義上的規定予以認定。
所謂“情婦（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長期保持不正當性關系的人。司法實踐中對于到底達到什么程度的男女關系才能稱之為“情婦（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當男女關系和金錢包養關系，對此往往依賴于雙方的交代，輔之以能夠證明其交往情況的其他證據。如果曾經有過不正當男女關系，但實施犯罪行為之前相當長時間已斷絕不正當關系的，不宜認定為“情婦（夫）”。
所謂“其他有共同利益關系的人”，這里的“共同利益關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一方為謀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須顧及和維護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關系”主要是指共同經濟利益關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繼承關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關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國家工作人員張某利用職務便利幫助個體戶王某推薦的施工隊承攬工程，王某從中獲得好處費，張某未分得好處費，張某供稱，他之所以幫忙使王某賺取好處費，是因為王某幫他運作關系跑官。從行為本質上講，張某的行為屬于權錢交易性質，但與典型的權錢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職務便利謀利后，使王某從中得到好處。張某與王某之間具有相互利用的關系，即張某利用職務便利使王某賺錢，王某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體，應當認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關系，亦屬于《意見》中規定的“特定關系人”。
二、對特定關系人收受財物的認定
《意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有兩點需注意：第一，這里的“授意”，既包括國家工作人員主動要求請托人，也包括由請托人或特定關系人提出，國家工作人員予以認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該條款中規定“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該條款基于體例的需要強調了《意見》所列的交易、掛名領薪等賄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在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構成受賄罪。相反，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由第三人收受賄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給財物等傳統受賄形式，還包括《意見》中列舉的新類型受賄形式，以及符合權錢交易本質特征的其他受賄形式。
三、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受賄共犯
《意見》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一）所謂通謀，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溝通和謀劃，謀劃的內容應當既包括謀利，也包括收受財物。特定關系人在接受請托人財物時明知該財物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的對價，這樣才可以對特定關系人認定為受賄共犯。在此，“通謀”包括事先通謀、事中通謀、事后通謀。這就意味，具體有以下通謀方式的，特定關系人均可以受賄共犯論處：一是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事先共謀約定，由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由特定關系人從請托人處收受財物的；二是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之后告知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遂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三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后，請托人為感謝將賄賂款物送給其特定關系人，特定關系人收受后告知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予以認可的。
（二）特定關系人要積極實施謀利和收受財物行為的才構成共同受賄，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賄中，特定關系人的謀利行為體現在其代請托人轉達請托事項上，實踐中對于不同情況應區別對待：
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后，要求請托人將財物交給特定關系人，特定關系人明知該財物是請托人為感謝國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而收受。特定關系人在主觀上雖有明知但并未與國家工作人員形成共謀，在客觀上未參與謀利行為，缺乏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故對于其收受賄賂款物的行為不能以受賄共犯論處。
2.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給予的財物并向國家工作人員轉達請托事項，國家工作人員根據其要求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對特定關系人收受財物知情，雙方則構成共同受賄；如果無證據證明該國家工作人員知情，因缺乏雙方對收受財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認定為共同受賄。對于該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有證據證明其系不正確履行職權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可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對其以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對于該特定關系人，如果為請托人謀取的利益為不正當利益的，可根據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的規定，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