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偉 ]——(2012-6-15) / 已閱4996次
如果司法是立體的，就不止一個維度。罪與罰始終是刑事司法之維，沒有罪與罰的主題，刑事司法就會失重栽倒。但是，罪與罰是否是刑事司法唯一考慮的議題？各人見解不一定相同。不過，不少人會認同這樣一種觀點：刑罰不是刑事司法最終和唯一目的，除了實現刑罰的預防功能之外，對犯罪人的精神拯救與行為矯正也應當是刑事司法要努力實現的目標。尤其是，一旦判決定讞，落實刑罰的過程便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心，有些刑事案件（如未成年人案件），對犯罪人精神拯救隨著審判程序的啟動就已經開始。如何對犯罪人進行教育、感化、改造，不僅是刑罰執行機關所關心的，法院有時也傾力其中。
河南新鄭推出的緩刑會見“新政”，就是法院在改造服刑罪犯方面有所致力的表現。這項“新政”試圖改變緩刑執行中的“大撒把”現象，扭轉被判處緩刑人員放任自流的局面，通過法院主動安排的會見，用溫情建立起緩刑服刑人員與司法的情感聯結，以勸解、開導、撫慰讓緩刑服刑人員認識到自身的罪錯、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性和殃及自己家庭的損傷面，認清緩刑既有刑罰的性質又有寬免的意蘊，進而喚起改過自新的意識。仔細觀察這種做法，可以看得出來，它是幫教在緩刑執行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幫教中常見的以情動人的辦法在緩刑會見中也有充分體現。不過，對于服刑人員的幫教雖然早已經存在，經驗也積累了很多，但緩刑會見的做法在形式上是新的，是因為法院介入緩刑執行并以會見的方式進行幫教，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從一千多例緩刑會見的實例中也不難得出這一做法效果良好的結論。
這一做法讓我想到的是：人之失足，端賴自我救贖，若無悔過之心，自新之意，便始終墮落塵泥而不能振作。但許多人的自我救贖需要外在助力，尤其是犯罪后被課以刑罰，不少人意志消沉，心路迷茫，失去自我救贖的方向與動力，如溺水之人，需要一雙援手加以救助。這種救助最重要的是精神拯救，精神拯救若能成功，其效果可以落實在行為矯正上。這種精神拯救有時有意為之，有時無心得之。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描寫了這種拯救和自我救贖的例子：受到不公正司法之害而對社會充滿仇視的冉阿讓終于刑滿釋放，在歸途中到處碰壁找不到可以棲身一夜的地方，米里哀主教在自己樸素的家里接待他，把他當作尊貴的客人一般接待，甚至拿出祖上傳下來的銀制餐具招待其飲食。次日，冉阿讓離開，銀制餐具也被其偷偷攜去。不久，警察押著冉阿讓帶著贓物回來。米里哀主教見狀當然一切都明白了，卻對冉阿讓說：“很高興看見您。怎么回事兒！燭臺也送給您了，跟其他幾件都是銀器，您可以賣上兩百法郎。為什么您沒有把燭臺連同餐具一齊帶走呢？”這件事給冉阿讓觸動之大可以從他當場表情看得出來：“冉阿讓睜大眼睛，注視年高德劭的主教，臉上的表情用人類任何語言都難描述。”此后，這副燭臺伴隨其終身，成為其自我救贖的精神支柱，米里哀主教用燭臺和銀餐具拯救了冉阿讓的靈魂。人未必將自己的善根都毀掉了，有外在的關心、幫助與拯救，失足者的自我救贖才更有發生的可能，也才能更具動力。
河南新鄭的這一“新政”是進行幫教的主動行為，體現了當代司法文化的某些特質。我國刑事司法走過了階級觀塑造的斗爭型訴訟階段，某些特定歷史時期那種劍拔弩張的壓迫型司法往往使被改造者驚恐畏懼卻難以心悅誠服。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之后，現代法治觀念浸染，刑事司法也擺脫了一味硬性的基調，司法逐漸走向柔化，尤其是對于未成年罪犯和輕刑罪犯，以情動人、以理服人成為對失足者幫教的基本方式。這種柔化司法的做法是非對抗性的，也不以宗教精神作為基礎，達到預期效果靠的是公權力機關的低姿態和對于幫教對象的關切。這種幫教形成了一種罪犯改造的成功模式，緩刑會見的做法延續了這一模式。
對比之下，有些國家對犯罪人的精神拯救有著自身的文化特色，有的是以宗教情懷對犯罪人進行精神拯救，宗教文化、人道關懷和現代法治精神起到使司法柔化的作用，進而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米里哀主教顯然是出于基督徒精神而幫助冉阿讓進行了精神救贖。這種精神撇開宗教色彩，也仍然不外乎以善感化和人道關懷。這種非宗教化的精神內核與我國幫教中的意識、理念并非沒有對話的空間。我國的司法文化有著自身文化特質，但人道關懷、以人為本等精神、理念是符合人性中某些共性的要素的，是可以饋贈失足者的精神燭臺。
以一定文化托底，對失足者的幫教也就有了相應的精神源泉。當然，緩刑會見的做法，主要是針對緩刑執行中存在的不足而不是主要基于一定的文化理念產生的。緩刑不等于放任自流，這是一般道理，但緩刑執行應當采取哪些有效辦法，卻不是已經都認識清楚的問題。緩刑主要靠法律威懾、公安機關督導、家庭管束、個人自我約束和相關單位配合來實現其目標。人民法院本來置身事外，但有心者察覺在緩刑人員改造方面，法院并非無可作為。判決由法院作出，法官對判決背后蘊含深意的詮釋更為直接，因而也更有說服力，對于緩刑判決效果的了解和控制也有利于很好達成緩刑判決的目的。
一般認為，司法權具有消極性，司法總體來說是被動和克制的，不過，近幾年來我國法院倡導司法能動，強調司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形成我國法院的文化特色。對于緩刑執行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做出反應，是司法能動的表現，是司法不被動形成業績而是主動創造業績的做法，體現了地方法院的有意識的追求，與幾年來法院司法主旋律相應和。從已經展開的緩刑會見工作看，新鄭法院實行這一制度，取得相當成效。
不過，這項制度要成為長效制度，也面臨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法院進行緩刑會見，面臨緩刑執行方式的變化，緩刑執行由過去公安機關執行改由社區矯正機構執行，社區矯正是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國家專門機關在有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督促、勸導并以監督其進行社區服務等方式促使其悔過自新，重新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執行方法。社區矯正勢必要比過去的執行方法對被緩刑人有更多的幫教，但法院在社區矯正中仍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法院如何與社區矯正機構合作，介入社區矯正中對被緩刑人的幫教，需要根據緩刑執行法律制度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另外，法院長期以來存在案多人少的困局，緩刑會見勢必牽扯一部分辦案人員的精力，付出司法成本，一些國家專門設置的緩刑執行官制度更有優勢，因此有必要在我國引入。我國若能引入緩刑執行官制度，法院緩刑會見便可由雪中送炭轉為錦上添花了。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