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寒梅 ]——(2012-6-18) / 已閱5734次
一段時期以來，刑事案件超期審判、超期羈押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也是法院長期未能有效解決的難點，對法院刑事審判的公信力造成了損害。從審判實踐看，超期羈押較易解決，而超期審判產生的原因就較為復雜，筆者認為其中既有法官主觀因素，也是審限制度缺陷使然。為從根本上解決公訴案件超審限問題，本文試就現行審限制度作一番理性思考，以求治本之策。
一、審限制度的法律意義及內在要求
十八世紀意大利法學家貝卡里亞說，“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因為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間隔得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系就越突出、越持續，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罰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刑罰的及時性必然要求刑事訴訟的及時性，因此刑事訴訟審限制度的確立是實現刑法目的的需要，是訴訟公正的內在要求，也是訴訟經濟原則的必然產物。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問題的另一面，即審限越短，效率越高，就必然帶來公正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法官的裁判來自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對事實的認定又源于對證據的采信。而只有當法官對案件證據、事實及其法律屬性產生內心確信時，他才有條件作出審判決策。這就有一個法官對案件理性分析判斷的認識過程，有一個確保法官實現心證的程序設置（即庭審），有一個保障控辯雙方主張訴訟權利的時間間隔。由此可見，審限設置過于短暫，將違背人的認識規律，必然帶來以草率裁判為特征的司法暴政，最終損害刑事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審限制度應當以合理適度為前提，在技術上應采取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立法手段。
二、現行審限制度的特點及完善
我國刑訴法第168條、第126條、第122條對一審公訴案件的審理作了時間上的限制和規定，即法院應在公訴案件受理后的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在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此外還對改變管轄的案件，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作了重新計算審理期限的規定，對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鑒定的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的規定。最高院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將刑訴法第165條（一）項當事人、辯護人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法官宣布延期審理的時間（不得超過一個月）不計入審理期限；被告人當庭拒絕辯護人為其辯護，要求另行委托辯護人，以及被告人要求另行指定辯護人而延期審理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審理之日起至第十日止，另行委托、指定的辯護人或者辯護律師準備辯護的時間不計入審限；根據最高院解釋第181條的規定裁定中止審理的期間不計入審限；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審理期限從決定轉為普通程序之日起計算。另外，兩高四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3條重申了刑訴法第122條的規定，明確除精神病鑒定時間外，其他鑒定時間都應當計入辦案期限，從而否定了最高院關于因重新鑒定而延期審理的時間不計入審限的司法解釋。以上規定構成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審限制度的基本內容，對實現刑事審判的公正與效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審判實踐中也暴露出當前審限制度合理性不足，原則性不強，靈活性不夠的缺陷，有必要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是超審限的法律后果不明導致審限制度的剛性不足。刑訴法對案件超審限的后果未作規定，超審限對審判程序的推進不構成任何影響。目前審限制度的保障措施主要來自于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以及法院內部的工作考核，審限法律制度淪為了考量法官工作績效的指標。由于超審限并不導致原訴訟行為無效，審限制度的嚴肅性未能受到法官的足夠重視與維護，已成為超期審判屢禁不止的主觀因素，因此增強審限的強制性勢在必行。
有一種觀點提出，審限制度既是對法官及其他訴訟參與人行使審判和訴訟權利的限制，又是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內獲得裁判的權利。國家審判機關在法定期限內未對其作出裁判，其法律后果應等同于刑法超過追訴時效期限，不得再以指控的事實對其審判而予以釋放。這種觀點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卻過分關注于當事人個人的權利保護，忽略了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揭露犯罪，懲罰犯罪，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價值追求，因而不符合我國的司法現實。筆者主張，將超審限作為程序嚴重違法的情形，明確列入刑訴法第191條因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情形之一。通過法律條文的昭示，激發法官嚴格執行審限制度的內在動力，也給法官的業績考核提供依據。
二是審限偏短，合理性不足。審限的合理性要求審理期限的設置必須滿足于刑事案件審判的需要。刑訴法規定以普通程序審理刑事案件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刑訴法修訂之時我國尚實行的是周日休息制度，而修訂后的刑訴法實施以來，國家實施了每周雙休日制度。按照一個半月6個星期日計算，應扣除法定假日12天，尚余辦案時間1個月零3天。當前法院內部普遍推行以權力制衡為特征的審判流程管理，實行立審分離，立案庭受理公訴案件后移送刑庭至少耗時1天，立案庭排期開庭時間一般確定于案件受理后的第12日（為確保開庭前十日送達起訴書副本，需留兩天送達時間，被告人未被羈押的案件送達耗時更多），此時尚余辦案時間20天。法官開展證據展示、庭審及撰寫打印判決書，以及公開宣判，至少耗時3天。真正可由法官支配的時間已不足17天。這17天中，還要面臨案件中大量存在的傳喚證人出庭、休庭調查核實證據、重新鑒定以及重新開庭審理等訴訟活動。而這一切還僅僅是一名法官高效率審理一宗案件的情形。事實上，刑事法官不可能單獨只辦一宗案件。以筆者所在庭為例，一名法官年均審結70余件計，每個月承辦審結的案件就達6件，審判用時更為緊張，法官利用休息時間加班已成普遍現象。由于審限制度的合理性不足，不能滿足審判工作客觀要求，成為了超審限案件大量存在的客觀原因。為此，建議在刑訴法重新修訂之時，將普通程序案件審限延長至二個月，簡易程序案件審限延長至一個月為宜。
三是立法粗疏，解釋不一，操作性不強。程序法是法官和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必須遵循的原則、方式和程序，直接指導和規范訴訟主體的訴訟活動。從立法技術上看，宜細不宜粗，真正給訴訟參與人起到訴訟指南針的作用。但現行刑訴法的規定卻過于原則，兩高不得不對執行刑訴法分別作出詳細的司法解釋即充分說明立法上的缺陷。刑訴法關于審限的規定亦存在操作性不強、靈活性不足的問題。司法實踐中，影響審限的因素除刑訴法第168條、第126條、第122條所列可以重新計算或不計入審限的情況外，還大量存在通知證人出庭，申請法官回避，重新鑒定、勘驗，調取新的物證，法官休庭調查核實證據，重新委托或另行指定辯護人，未羈押的被告人生病、外逃等，對這些因需延期開庭而影響審限執行的情況，刑訴法均未作審限調整。最高法院從審判實際出發，對此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加以彌補，緩解了刑事法官超審限的壓力。但這些解釋超越了法律的規定，頗有越位之嫌。其中，關于重新鑒定的時間不計入審限的解釋，又被兩高四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予以否定。這里也引申出兩高四部委的規定是否是有效解釋，是什么屬性的解釋（立法還是司法解釋），其效力是否當然高于兩高司法解釋的問題。從以上立法概況可以看出，對審限制度的修訂和完善已成為當務之急。考慮到審限制度在刑事訴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建議在修訂刑訴法時在審理程序一章中就審限制度專設一節加以系統規定，全面吸收最高院對審限的補充解釋。
四是刑訴法存在中止審理的制度缺失，使審限制度因救濟手段不足而缺乏靈活性。中止審理是訴訟法中普遍采用的程序制度，但現行刑訴法并未吸收這一制度。由于中止制度的缺位，案件出現既不能審結，又無法繼續審理的客觀情況時，法官將處于無所適從的狀態，從而導致審限超期。此種超審限很難歸責于辦案法官，而是立法本身造就出的違法狀態，實為立法之大忌。鑒于中止制度對于刑事訴訟的重大意義，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釋第181條規定，自訴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嚴重疾病，被告人脫逃，以及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審理。中止審理的原因消失后，應當恢復審理。中止審理的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這一規定，勾畫出了刑事訴訟中止制度的基本框架，為當前審判實踐所遵循。由于司法解釋只能對現有法律規范加以闡釋，卻不能創制法律，因此最高院解釋所確立的中止制度從其產生之時就打上了先天不足的烙印，實為無奈之舉。因此，將最高院解釋中的中止制度納入刑訴法已勢在必行。考慮到訴訟中止原因的復雜性，筆者還認為，應將最高院解釋第181條“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修改為“致使案件在審理期限內無法繼續審理或作出判決的”；將“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無法繼續審理的”，改為“由于其他原因，致使案件無法繼續審理的”，以增強法官適用中止制度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