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靜坤 ]——(2012-6-21) / 已閱8325次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東縣廉橋鎮白馬鋪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發現一名重度精神發育遲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婦女(真實身份不明，下稱無名婦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將該婦女出賣。王秀英將該想法告知鄰村村民周元英（另案處理），周元英隨即找到被告人劉友祝，劉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龍村村民肖永秀（另案處理）的兒子尚未結婚，并與肖永秀約好去白馬鋪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該無名婦女后同意買下，并分別給劉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處費。因無名婦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將無名婦女送回劉友祝家，并要劉友祝退錢。
劉友祝想再次將無名婦女介紹給他人，以便償還肖永秀的錢。2011年7月7日，劉友祝委托周元英為該無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東塘村村民周安飛的小兒子尚未結婚，便帶著周安飛趕到劉友祝家，周安飛看了無名婦女后同意買下，并支付劉友祝10628元。劉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飛家人得知此事后，懷疑該無名婦女系被拐賣，遂要求周安飛將無名婦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飛等人將該無名婦女送回劉友祝家，并要求劉友祝退錢，遭劉友祝拒絕，周安飛的家人隨即報案。公安人員前往劉友祝家中將其抓獲。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友祝明知無名婦女精神發育遲滯，無民事行為能力，而先后兩次將無名婦女出賣，從中獲取非法利益，其行為已構成拐賣婦女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1萬元。劉友祝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各方觀點】
在辦理拐賣婦女犯罪案件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區分以牟利為目的出賣婦女的行為和通常的介紹婚姻行為。如果行為人以牟利為目的出賣婦女，盡管名義上稱是“介紹婚姻”，但實際上是拐賣婦女。對于那些確屬介紹婚姻，且被介紹的男女雙方互相了解對方基本情況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紹者收取的財物較多，也不應作為犯罪處理。本案中，對被告人劉友祝兩次出賣精神發育遲滯婦女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著不同的意見。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友祝以介紹婚姻的名義買賣婦女，從而非法獲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拐賣婦女罪，應依法懲處。
被告人劉友祝辯稱：其具有借介紹婚姻索取財物的目的，而無出賣婦女的目的，且客觀上沒有實施拐賣婦女的行為，不符合拐賣婦女罪的犯罪構成，依法不應認定為拐賣婦女罪。
在一、二審法院審理過程中，也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不宜認定被告人劉友祝構成拐賣婦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發育遲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流浪婦女，劉友祝應王秀英的要求將該無名婦女介紹給他人做妻子，后在該無名婦女被買家送回的情況下再次將該無名婦女出賣，其主觀上是為了讓該婦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獲得的款項也只是作為介紹婚姻的好處費，因此并不符合拐賣婦女罪的構成要件，不宜認定為拐賣婦女罪。被告人劉友祝也在上訴中提出了類似的辯解理由。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友祝明知該無名婦女重度精神發育遲滯、無民事行為能力，而以“介紹婚姻”為名，以牟利為目的先后兩次將無名婦女出賣，從中獲取非法利益，雖然其行為形式上表現為為他人介紹婚姻，但實質上已超出所謂介紹婚姻的主觀想法，而是將婦女作為商品出賣，進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賣婦女罪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拐賣婦女罪。
【法官評析】
以“介紹對象”為名出賣婦女并牟利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
1．拐賣婦女犯罪與普通的介紹婚姻行為具有本質的差異，應結合拐賣婦女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予以區分。
以“介紹婚姻”為名出賣婦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賣婦女犯罪，與普通的介紹婚姻并收取財物的行為，盡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類似性，但在實質上具有本質的差異。拐賣婦女犯罪是將婦女作為商品出賣，本質上是否定被拐賣婦女的人格、將人“物化”的人口販賣行為，侵犯了婦女人身不受買賣的權利。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主觀方面上看，拐賣婦女犯罪主觀上以出賣被拐賣的婦女牟取非法利益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紹婚姻行為并不具有出賣婦女的目的，而僅僅是居間聯系促成男女雙方結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紹者顯然要考慮男女雙方是否同意該樁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賣婦女的目的，是區分拐賣婦女犯罪與介紹婚姻行為最關鍵的因素。
第二，從客觀方面上看，拐賣婦女犯罪客觀上將婦女作為商品進行拐賣。為了在客觀上順利實施拐賣婦女的行為，一般需要對被拐賣婦女實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況下，拐賣婦女犯罪的行為人都是通過欺騙或強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賣婦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將被拐賣婦女出賣給他人。相比之下，介紹婚姻行為因是促成男女雙方結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對婦女的人身控制問題，更不存在出賣婦女的問題。
第三，從行為主體及合意上看，拐賣婦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為人與非法收買人之間就買賣被拐賣婦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賣婦女完全處于被非法處置的地位，喪失了自主決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為自由。相比之下，對于介紹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紹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雙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雙方的同意，最終是男女雙方達成結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無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紹者僅僅起到居間聯系的作用。
第四，從獲取財物的性質上看，拐賣婦女犯罪的行為人所獲得的財物是以被拐賣婦女的人身為“對價”，通常是向非法收買被拐賣婦女一方收取，在性質上屬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數額往往較大，明顯超出合理的居間介紹費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紹者所獲得的財物是“婚介費”、“感謝費”，屬于居間介紹婚姻的酬勞，該費用可由男女一方或雙方承擔，數額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質上屬于合法收益。
最后，從對原有家庭及社會關系的影響上看，一般情況下，許多時候被拐賣婦女的親屬對被害人被拐賣的行為并不知情，拐賣婦女犯罪通常會造成被拐賣婦女與其原有家庭及社會關系的被動脫離，嚴重破壞了被拐賣婦女原有的家庭關系和社會關系。相比之下，介紹婚姻行為是在男女雙方知情且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婚姻介紹成功，就會促成新的家庭關系的成立，并不會破壞原有的家庭及社會關系。
2．為精神發育遲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婦女“介紹對象”獲取利益的行為，應認定為拐賣婦女罪。
前文探討了拐賣婦女犯罪與普通介紹婚姻行為之間的區別，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對象是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婦女，一般比較容易區分上述兩類行為。但如果被拐賣的婦女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婦女，就容易引發爭議。本案中，有意見認為，被告人劉友祝只是應王秀英的要求將重度精神發育遲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無名婦女介紹給他人做妻子，主觀上是為了讓該婦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獲得的錢款也是作為介紹婚姻的好處費，因此并不符合拐賣婦女罪的構成要件。這種意見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劉友祝并非只是應王秀英的要求將該無名婦女介紹給他人做妻子，從中收取好處費。換言之，劉友祝的行為并非單純的應他人要求介紹婚姻行為，而是積極的出賣婦女行為。劉友祝連續兩次尋找買主并將無名婦女出賣，第一次是將無名婦女介紹給他人做兒媳婦，劉友祝從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無名婦女多日，僅從中得款1600元，可見劉友祝行為積極，并非只是應王秀英的要求出賣該無名婦女。同時，在該無名婦女因無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劉友祝為了退還此前收取買家的2000元錢，又單獨將該無名婦女出賣給另一買家，從中索取10028元錢。因此，從上述經過可以看出，劉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紹婚姻，而是積極通過出賣無名婦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從該案實際情況來看，被告人劉友祝為該婦女尋找的買家并不能讓該婦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婦女經鑒定患有重度精神發育遲滯，無行為能力，無法對他人介紹婚姻的行為做出判斷，缺乏自由表達意志的能力。劉友祝并非該婦女的監護人，其出賣該婦女獲取利益的行為亦非使該婦女受益的行為。其二，劉友祝為該婦女尋找的對象均系生活無法自理者，他們自身并不具備完全的行為能力，更無法照顧該婦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斷，劉友祝出賣該婦女的行為并非是為了保障該婦女的生活。其三，劉友祝的行為在客觀上并未使該婦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該婦女重度精神發育遲滯，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無法承擔一個正常妻子可以承擔的責任，因此買家的家庭并未對該婦女表示容忍，而是將其退回，因此，劉友祝單方面以介紹婚姻的形式將該婦女出賣的行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該婦女的生活，反而嚴重侵犯了該婦女的人身權利。如果劉友祝主觀上是為了該婦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應當通過公安機關尋找該流落外地的婦女的親屬，使其恢復原有的家庭社會關系，從而切實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劉友祝具有出賣婦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過出賣婦女的行為實際獲利。劉友祝先后兩次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婦女出賣，索取大額非法利益，其所獲得的錢款是出賣該婦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紹婚姻的好處費。那種認為劉友祝所獲得的款項只是作為介紹婚姻的好處費的觀點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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