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耀如 ]——(2012-7-16) / 已閱12045次
法院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決定了行政領導（指院長、庭長）對法官的行政化管理。這種管理模式實際上限制了法官的獨立量刑權的有效行使。近年來，盡管各級法院在還審判權于法官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改革舉措，但成效不是十分顯著，雖然從檔案資料中已經沒有行政領導的主觀意見，但實際操作中，領導聽匯報、定調子，法官改變原先的量刑意見或者事先征求領導意見的現象還大有存在。當然，我們并不極力反對領導參與研究案件、指導量刑的方式，關鍵是領導沒有參與庭審，對有些被告人的綜合情況了解不多，所提出的量刑意見不一定適當、合理。在這種管理模式的影響下，法官為了個人的前途，往往違心的遵從領導意見。導致有些法官在設計量刑意見時不是在實現刑罰的個別化方面進行理性的分析，而是揣摩領導的意圖和“心理承受力”。這種制度化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量刑均衡的實現。
（四）“媒介審判”干擾刑罰裁量。
“媒介審判”是指新聞媒體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案件作出判斷，對涉案人員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勝訴或敗訴等結論 。它依仗自己強大的信息優勢及足以主導輿論的“霸主”地位，對案件口誅筆伐，形成一種先在性的強勢審判設定，使之“意念表達”超越“理性認知”，“主題先行”掩蓋“證據調查”，“傾向報道”決定“未審先判”，“故事多變”置換“事實認定”，“證明標準下降”催生“疑罪從有”，嚴重影響了法官量刑。
今天，由于危險駕駛犯罪案件信息在互聯網上得以迅速傳播，社會成員很容易就刑事個案發表觀點、參與討論、形成輿論。因此，道德與法律、情理與法理之間的沖突日益顯見，這給司法機關處理這類刑事案件造成巨大壓力。譬如胡斌飆車案和孫偉銘案，司法機關在處理過程中就頂住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其裁判結果也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質疑和討論。盡管司法機關在辦理個案時背離罪刑法定原則所要承受的壓力是一種有益于法治的積極力量，這種壓力越大往往意味著法治程度越高，并且任何法官在辦理案件時都會遇到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但這種壓力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是合理的，超出合理程度，就很難期望法官能堅守罪刑法定，因為盡管法官作為精英，確應奉守普通人難以奉守的司法準則，但法官作為個人，其心理承受力卻不是無限的。筆者認為，輿論壓力合理化的基礎有兩個：一是法官的法律觀和刑罰觀本身要合乎時代要求;二是要有一套正當地溝通立法、司法與行政的體制，以便從結構與機制上確保司法官所承受壓力處于合理的程度而不至于過大。沒有這兩個基礎，又沒有意識去建立這兩個基礎，而一味猜疑甚至指責法官在處理個案時背離罪刑法定，這對法官是不公平的，也無助于擺脫司法困境。
三、應對之策：如何規避量刑失衡？
（一）完善立法，出臺司法解釋合理規范。
法定刑格的過于寬泛化，客觀上增加了法官尋找量刑基準點的難度；過多的彈性條款，也給法官們確定量刑基準帶來了些許“隨意性”。從客觀方面講，“危險駕駛罪”表現為“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和“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這兩種行為。鑒于危險駕駛罪現行法條對何為“追逐競駛”，追逐競駛達到何種程度謂之“情節惡劣”，以及何為“醉酒”，并未予以明確，從而導致了法官量刑方面的偏差，為使這種差異縮到最小，更好的實現量刑均衡，筆者建議以司法解釋形式界定追逐競駛和醉酒，具體可以這樣界定：
（1）所謂追逐競駛，是指兩人以上或者兩輛機動車以上，在道路上追逐競駛，無視其他正常行駛的車輛及行人的安全強超硬會，干擾正常的交通秩序的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視為追逐競駛情節惡劣：①在交通繁華、行人聚集的街區、道路，不顧其他行人和車輛的安全，駕駛機動車高速追逐競駛的，擾亂交通秩序；②在明確標有限速標志、標識的道路、街區，駕駛機動車超速追逐競駛，危及行人和車輛安全的；③在沒有中心隔離設施或者沒有中心線的道路上，不顧對方來車、行人安全追逐競駛的：④由于駕駛機動車高速追逐競駛，危及到婦女、兒童、老弱傷殘群體人身和財產安全的；⑤對正在左轉彎、掉頭、超車或者與對面來車有會車可能的車輛，以及正在執行緊急任務的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輛，行經鐵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橋、彎道、陡坡、隧道、人行橫道、市區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和夜間開啟大燈，在道路上高速追逐競駛的；⑥由于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高速追逐競駛，造成損害后果，尚未構成其他犯罪的；⑦無證、無照、吸食毒品后、酒后、嚴重超載、超寬、超長等伴有其他交通違法行為，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的；⑧雖未造成損害后果，但在道路上多次駕駛機動車高速追逐競駛的；⑨經警告追逐競駛而拒不改正，或與正在執行公務的警車追逐競駛，拒絕接受攔截檢查的；⑩特種車輛非因緊急任務而在道路上超速追逐競駛的。
（2）而要界定醉駕，首先要對“醉酒”有一個較為明確的理解，一個人酒量有大小，不同的人因其體重、情緒和喝酒的次數、酒的種類不同而略有區分。但是對目前的血液酒精含量測試，還是比較認同的。即血液酒精含量達到一定的濃度，即可視為其處于酒醉狀態，比如正常人喝一杯啤酒或一小杯白酒后一小時內可以視為“酒后”；喝一瓶啤酒或100ml（通常所說的二兩）白酒后三小時內可以視為“醉酒”。在這種狀態下再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可以定義為“醉駕”行為，以危險駕駛罪論處。即對“醉酒”的狀態應當有一個較為明確的“量”的概念作為執法的依據。比如就以在道路上檢查時行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測試結果為依據，達到多少即為“酒后”，達到多少，即為“醉酒”，達到多少則裁量多重的刑罰，對此應當有一個較為明確的司法解釋，以確保執法的嚴肅性和統一性。
（二）深化法官制度改革，提高法官素質。
法官是“法律由精神王國進入現實王國并控制社會生活關系的大門，法律借助法官而降臨塵世。”法官是案件結果的決定者，其素質的高低會影響量刑結果的公正性。當前，深化法官制度的改革，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樹立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提高法官法律思維、法律素養和業務能力。我國憲法修正案已明確地規定了保障人權的內容，輕刑化、非刑罰化思想已成為國際刑法學界普遍的共識。當前，法官應樹立科學的刑罰觀，摒棄重定罪輕量刑和重刑主義思想，加強業務學習，量刑時要體現“立足公正、兼顧功利、體現謙抑”的刑法價值。
（2）實行法官獨立審判制度。馬克思曾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獨立審判是法官制度的核心，是保障量刑公正的必要前提。
（3）完善法官選拔、培訓、懲戒制度。其一要建立嚴格的法官準入制度，明確凡進必考制度；其二完善法官晉級遴選和分流制，逐步實行法官職業化；其三要使培訓制度化，以便從整體上提高法官的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同時，為適應時代的需要，培訓內容要不斷擴展和深入，鼓勵支持優秀法官參加高層次學習，培養專家型復合型法官，等等；其四，完善并落實錯案追究制，實行辦案監督和跟蹤制。權利要救濟、權力要監督、違法要制裁、錯案要追究。對此，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目前，法官懲戒制度規定不夠細致，操作性不強，錯案追究制又缺乏規范性，這些都有待進一步完善。
（三）重視檢察官求刑權對量刑均衡的積極影響。在日本，檢察官求刑權的行使已經成為法官實現量刑均衡的一項有效制度。庭審中，檢察官在陳述最終意見時，就自己認為被告應該科以的刑罰種類和刑罰量向裁判所表示明確而具體的意見。檢察官基于“同心協力”原則而行使求刑權，可以幫助法官實現量刑的統一性和協調性，避免法官有限的視野所產生的量刑偏差。我們認為，這一制度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并不違背檢察官的控訴職能，另一方面對均衡量刑確實有積極的影響。法官在量刑時并不完全依據檢察官的求刑意見，在日本有一種“求刑減三分”的說法，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四）規范新聞機制，防止媒介審判。
（1）加強傳媒和司法良性互動。媒體的基本功能就是發布客觀信息，滿足人們的知情需要，而非依仗自己的話語霸權，左右輿論的導向，引發媒介審判，這是對媒體定位的誤讀，也是司法的災難。而媒介審判與司法審判之間之所以會形成如此大的偏差，皆源于其各方的本性，難以改變，只能協調。為了彌合媒介審判與司法審判之間的偏差，追求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應當從司法、傳媒、社會三個維度共同探尋“媒介審判”的矯正機制，加強傳媒與司法的良性互動，讓傳媒當好信源和受眾之間的守門人。
（2）建立新聞審查機制，規范媒體報道。媒體報道應務求材料的準確性。媒體一定要深入了解事實真相，不能偏聽偏信，道聽途說而大肆渲染和炒作；不能將尚未被法院認定的消息或者審訊中沒有提及的背景資料作為“鐵定事實”來公布。這就需要適當的新聞審查機制來配合。媒體報道還應保持立場的中立性。報道要用法言法語，拒絕偏見性、傾向性語言，更不能有任何侮辱性、詆毀性、歧視性的言辭，另外，媒體報道還要與與司法程序相一致。不得在法院依法審判之前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信息過度、不當地報道后對其品格進行評論，也不得直接或變相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判刑。此外，媒體應及時報道并全程報道，在犯罪嫌疑人被釋放，或法院最終宣告被告人無罪的情況下，要及時跟進做后續報道。
（3）建立健全法院新聞發布制度。司法要獨立，但不是封閉，對于媒介審判，新聞發布制度是比較有效的方法，新聞發布制度應該遵循四原則，即時效性原則，主動性原則，可接近性原則和平等溝通原則。通過新聞發言人，對社會信息進行掃描，對明顯具有虛假性、攻擊性等極有可能影響司法獨立的報道和言論要在第一時間搜集、過濾和處理，并將之反映給相關部門并督促其即時做出反應，啟動應急預案，形成新聞發布和輿論調控的具體措施，盡可能平息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五）逐步建立健全量刑評價體系和完善法官考核制度。
法院應逐步建立健全量刑評價體系和完善法官考評制度。量刑評價是法院對已決案件的量刑之合理性、適當性進行評估的活動，是對法官們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權的事后監督措施。量刑評估的主體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在人民法院內部應是審委會的一項職能。當然，評價體系不能是完全隨意性或主觀性的，評價體系應建立在法律規定、量刑基準、判決理由、指導性案例的比較等基礎之上。目前，各級法院在對刑事案件質量的檢查特別是評判標準方面過于陳舊，傳統的做法是以“自查為主，抽查為輔”，這種做法顯然不能滿足量刑評價的內在價值要求。法院在不斷提高法官職業、政治和業務素質的同時，應完善法官考評制度，在對刑事個案量刑進行評價時，應將法官量刑適當、合理與否作為一項獨立指標納入考評體系，以進一步督促法官正當、理性地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權，切實保障司法公正的實現。
（六）建立和完善量刑失衡的救助制度。
量刑失衡是長期存在的全球性的社會現象，對于量刑失輕失重的案件和犯罪人，我們應有所作為。受損害的權利應當得到救濟，這是現代法治公平、正義、人權等觀念的基本含義。所以，應當對量刑失衡特別是量刑過重的犯罪人進行一定的救濟和補償，以求得判決外的平衡。當然這項救濟工作是不能通過法院自身來完成的，因為量刑失衡本身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的結果，是在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內作出的裁判，所以不可能通過國家司法賠償的途徑解決。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政府系統內建立一個獨立的救助制度和機構，就象香港政府那樣，在行政長官領導下的司法委員會對犯罪人提出的申訴予以審查，最后確定法院對其定罪量刑是否準確適當，對于量刑失重的，予以經濟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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