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瑩 ]——(2012-7-18) / 已閱4949次
當我們講司法公正時，總是在不厭其煩的探討同一個問題：是實體重于程序還是程序重于實體。筆者認為實體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障，二者應為并重。在刑事審判中，我們審結的絕大部分刑事案件，已基本做到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但有些案件在程序上依然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和實務操作上的失誤。從審理案件的審判員到對法律知之甚少的老百姓，大家都認為程序只是一個形式，實體的公正才是法律追求的真正目的，但是筆者認為在總結審判經驗偏差和失誤的基礎上，為提高司法水平，保障司法公正，特別在刑事審判實踐中，更應該重視程序公正。現筆者就幾個程序上的問題談幾點個人觀點。
一、對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應給予充分的程序上的保護。就公訴案件而言，審判實務中往往遇到這樣一種情況，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同時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益，檢察院起訴時已依法告知被害人有委托代理人參加訴訟的權利，并已向法院提供了被害人的姓名等基本情況及詳細住址，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力行公事告知其有繼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后，只要被害人明確表示不再提起，法院在案件審理的以后階段便不會在有涉及被害人的程序，更別說傳喚被害人參加訴訟。實踐中有觀點認為，被害人沒有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在這種情況下傳喚其參加刑事訴訟意義不大，即使被害人不參加訴訟，并不影響法院對被告人定罪量刑。這是一種很嚴重的“重打擊輕保護”的認識觀念。眾所周知，刑事審判的基本任務除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法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和整體和諧。事實上，被害人作為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與案件審理結果有著最為直接的利害關系。他不但有獲得經濟賠償的欲望，而且更有著使對其實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的譴責、懲罰的強烈要求。在刑事審判過程中，不單單是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做以判定，其實也是對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給以最終的回答；而且，被害人基于實現使被告人受到合法報應這一要求，具有積極主動參與訴訟的過程，影響裁判結果的愿望。只有滿足被害人的這種愿望，使其作為訴訟當事人，訴訟活動的進行才能對國家、被告人、被害人等方面的權益作出適當、合理的平衡，減少上訪案件的發生；況且，被害人作為訴訟當事人，擁有許多與被告人相對應的訴訟權利。有些審判員認為被害人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當事人，雖然嘴上仍稱之為被害人，但是心目中早把他跟一般意義上的證人相等同。將法律概念予以混淆。其實，我國刑事訴訟法已明確賦予了被害人獨立的訴訟當事人地位和相對應的訴訟權利。因此，在審判實踐中任何無視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的認識和做法都是極其錯誤的，應當及時給予糾正。
二、檢察院要求撤訴，法院應進行審查并作出是否準許撤訴的裁定。我們在實務操作上還存在這樣一種情形，就是公訴案件開庭審理后，在判決宣告前，公訴機關以被告人不存在犯罪事實為由向法院提交了《撤訴決定書》，對此，合議庭對撤訴要求是否同意，既無合議意見，也不做出是否準許其撤訴的裁定，而是很隨便的將案卷還回檢察院即告“結案”，在年底歸檔卷宗的時候案件就簡單的沒有了。這是一種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違反法定程序的做法。這種做法與現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是不能一致的。是對撤訴問題在認識上存在的嚴重偏差。實踐中有觀點認為，檢察院“決定撤訴”，而案件是檢察機關“告”的，法院就應將案卷退回檢察院，不再繼續審理本案。此案應直接了結。
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51條、第353條第4款規定，在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并作出是否準許的裁定。可見，檢察院有權要求撤回起訴，但最終是否準許撤訴，應由受訴法院審查并作出裁定結案。檢察院對此僅僅是有權“要求”，而無最終“決定”權。最終決定者應該是合議庭或是審判員。這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所決定的。因此，實踐中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合議庭對檢察院的撤訴要求應行使審查權進行審查，并對審查結果進行合議，在合議的基礎上依法作出準許撤訴或者不準許撤訴的裁定。審查一般注重兩項內容：一是撤訴申請應在判決宣告前提出。二是存在法律規定的三種撤訴理由。
關于撤訴的問題，還有一種情況，即庭審結束后判決宣告前，法院是否可書面建議檢察院撤訴？筆者認為，庭審結束后，法院不宜建議檢察院撤訴。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在刑事審判程序中，一審法院對檢察院有兩項建議權。其一是建議補充偵查。即合議庭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節，而起訴和移送的證據材料中沒有這方面的證據材料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其二為建議補充或者變更起訴。即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發現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如檢察院不同意，人民法院應當就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最后的裁判。《刑訴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并沒有規定法院應當或可以在庭審結束后建議檢察院撤訴。相反，《刑訴法》第162條明確規定，審判長宣布休庭后，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作出判決。如果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如果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作出無罪判決；如果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刑訴法》第162條的規定，實際上吸收了“無罪推定”中的合理因素，對于疑罪的處理，一律按無罪判決。法院如果建議檢察機關撤訴的話，無疑是將其判斷去影響檢察機關的意志，將兩者的職能弄得混亂不堪，不利于更好的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的秩序。
三、通知證人出庭作證，這是人民法院的義務，這一細節也不應忽視。實務上存在的問題是，案件審理過程中，只要是律師不要求證人出庭作證，法院很少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其結果是審判人員、公訴人和訴訟參與人與被告人無法當面聽取證人證言，更談不上對證人進行詢問、質證。使詢問、質證僅成為一個過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審判人員不了解證人出庭作證的意義，不重視證人出庭作證。認為既然證人證言在卷宗中已有具體內容記載，一目了然，再通知其出庭作證就是多此一舉，浪費人力物力。這種認識，已經越來越被認識到是極其錯誤的。其一，法律明文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且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查實，即查證屬實，指證人必須親自出庭，接受控訴、辯護雙方的詢問、質證，并聽取各方的證人證言。如果不通知證人到庭，則難以對證人證言查證屬實。其二，通知證人出庭作證是由法庭本身的性質和任務所決定的。法庭審案的任務，是審查核實證據，查清案件事實，全面聽取各方對認定事實和定罪量刑的意見，為作出正確判決奠定基礎。法庭調查是法庭審理的中心環節，是對被告人做出最后判決的重要依據。對證人進行詢問和質證，是查明證人證言真實性的有效方法。其實，法庭調查進行得是否充分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有關證人的質證和詢問。
上述三種情形，是我們經常在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刑事審判方面存在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的程序性問題。從總體意義上講，筆者認為問題成因主要是：一是司法理念不強，不能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充分的應用于審判實踐中去；二是法官的業務水平較低，對法律的掌握還處于想當然的意識中；三是部分法官事業心、責任感不強，特別是在案件數量多，難度大的情況下，往往更加忽略以上問題；四是案件外原因，“人情關系”的干擾等社會不正當現象的存在。因此，我們要對存在的問題認真進行反思，堅決糾正認識上的偏差和實務操作上的失誤。要將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特別在刑事審判領域，關乎被告人及其他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益，程序公正都不能保證的話，又怎能保證真正意義上的實體公正呢？故對于程序問題，不論大小都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作者：黑龍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吳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