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旭 ]——(2012-7-19) / 已閱4975次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經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其中第39條將扒竊入刑，列舉在盜竊罪的罪狀之中。至今，《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已一年有余，一年多來，各地“扒竊第一案”紛紛見諸媒體，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從各地反響來看，“扒竊”入刑確實對犯罪分子有所威懾。但是，司法機關在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如有些扒竊犯罪涉案金額較少、是否一律定罪處罰，扒竊構成犯罪究竟判處什么刑罰合適等。對此，筆者擬結合司法實踐中的兩則案例對以上問題作一探討。
案例一：2011年5月，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場水果攤附近，趁63歲的被害人陳某不備，用隨身攜帶的鑷子盜走其1.5元，后被抓獲。該案由公安機關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區檢察院審查起訴，法院最后以盜竊罪判處馬某有期徒刑六個月。[1]
案例二： 2011年6月，宜昌市公安局水陸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在公交車上抓到一名扒竊分子，犯罪嫌疑人對扒竊行為供認不諱，但因為該犯罪嫌疑人偷的錢包里面沒有一分錢，在他們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后，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在了解具體案情后表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該案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該案最后不了了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教育后被水陸公交分局釋放。[2]
由以上兩則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對扒竊犯罪嫌疑人構成盜竊罪的標準在認識上存在差異。筆者曾與同事對此進行探討，有同事就比較贊同案例一中的處理，其認為對于扒竊不應再附加數額或其他限制條件，立法者的意圖很明確，《刑法修正案(八)》第39條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其中羅列了五種情況，它們之間應該是并列關系。扒竊行為和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一樣都應該定罪處罰，扒竊屬行為犯，如果以行為人實際竊取數額來認定犯罪，因為行為人客觀上竊取財物為達不到數額較大的標準而不作為犯罪處理，會放縱扒竊犯罪嫌疑人，從而偏離“扒竊”入刑的立法意圖。
有同事則贊同案例二中的處理，他認為，扒竊是一種特殊的盜竊行為，但這種特殊性并不能改變其盜竊行為的實質，從《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來看，刑法規定的扒竊乃盜竊罪的一種，屬結果犯，扒竊構成犯罪仍應受盜竊罪中有關數額規定的限制，應當以達到一定數額的財產損失認定其社會危害性，從而認定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對于扒竊數額較小而又沒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按照《刑法》第13條、《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不作為犯罪處理。
綜合兩種意見來看，對于扒竊是否附加數額或其他限制條件的關鍵在于分清扒竊屬于行為犯還是結果犯。那么何為行為犯？何為結果犯呢？根據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所謂行為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以發生危害結果為條件，而是以犯罪實行行為的完成為標志的犯罪。[3]相對應的，結果犯則是指以特定危害結果發生為犯罪成立必要條件的犯罪類型。由此可以看出，盜竊罪屬于結果犯，因為盜竊必須達到一定數額，才構成盜竊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根據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條規定，按照文義解釋，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扒竊行為即構成犯罪，入罪不需要附加數額較大或者次數等限制條件。由此，筆者認為，扒竊應屬行為犯。也就是說，只要實施了扒竊行為，都應該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條規定定罪，這也是與扒竊具有較大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危害性相適應的。不過，雖然扒竊入罪不需要附加數額較大或者次數等限制條件，扒竊數額等還是可以作為量刑情節的，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第39條、刑法總則第37條之規定，扒竊的最低刑罰仍有適用拘役、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直至不予刑事處罰的空間，因此，在審理扒竊案件時，應結合扒竊犯罪的事實和情節判處相應的刑罰。另外，對于那些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扒竊行為還可以適用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之規定，不以犯罪處理。
綜上，筆者認為，對于扒竊，首先應明確其行為犯的屬性，對于扒竊行為人應以盜竊罪定罪。不過，如果綜合案中的主客觀情形，如行為人系初犯或者偶犯（由此表現出來的主觀惡性不大），而且采用的扒竊手段對人身沒有危險性或者扒竊未遂、中止等，則可以考慮適用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之規定；其次，在量刑上要結合案中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扒竊犯罪的案件事實、數額及其他情節考慮判處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單處罰金等刑罰，這樣既彰顯了刑法對于扒竊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及懲罰犯罪的功能，同時也做到了罪責刑相適應。
具體到上述兩則案例中，首先，應當考慮適用《刑法修正案（八）》第39條規定以盜竊罪定罪，然后考慮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即是否有適用刑法第13條但書之可能，如果行為人除了扒竊所得價值較小外再沒有顯著輕微情節，應以盜竊罪定罪；其次，在量刑上也是應當綜合案中行為人的主客觀情形，如犯罪動因，手段等，判處相應的刑罰。如案例二中，行為人如果不是初犯或者偶犯，也沒有其他從輕或從重情節，綜合考慮其所犯罪的場所、數額等，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對于行為人以盜竊罪定罪，不予刑事處罰；而案例一中，綜合考慮案中情形，行為人的犯罪手段-用隨身攜帶的鑷子進行扒竊；被害人系老年人。由此可以推知行為人主觀惡性較大，但鑒于扒竊所得僅為1.5元，對被害人造成的財產損失不大，如果再沒有其他情節，可以考慮對于行為人以盜竊罪定罪，處1-3個月拘役。
總之，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在審查扒竊案件應明確扒竊犯罪的行為犯屬性，即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扒竊行為，均應認定為盜竊犯罪，同時要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案件事實、數額及其他情節，來對行為人予以量刑處罰，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從而有效打擊扒竊犯罪行為，保障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增強人民群眾的社會安全感，為人民群眾營造一個安全的出行環境。
注釋
[1]秦瑩等，扒竊是否一律入刑?各地執法標準不一引爭議，http://cd.qq.com/a/20110914/001081.htm。
[2]參考：申明 呂曉紅，一個空錢包引發的“扒竊”入刑”難題http://sxwb.cnhubei.com/html/sxwb/20120411/sxwb1705092.html。
[3]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上)，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頁。
（作者單位：陜西省禮泉縣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