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躍 ]——(2012-7-30) / 已閱19011次
1、不懂法的人走進法庭，抬眼望見莊嚴的國徽，都會油然而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宗教神圣感。人們相信通過法院的審判活動能夠還原已經發生過的事實，法官就像能夠穿越時空的大仙，準確洞察過去發生過的事件。盡管現代社會人們普遍不相信還存在大仙，但人們還是迷信身穿法袍的法官能夠在訴訟中用一種“科學的”神秘方法揭示過去事件的真相，然后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決。
2、上述非理性的、荒唐可笑的大仙觀念，被我國的訴訟法和證據法強化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 第六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作為判決依據的“事實”一定是發生在過去的，且法官又不在當時的現場，審理案件的法官如何能夠像大仙那樣穿越時空去發現、查明過去發生的“事實”呢？訴訟法諄諄告知眾生：法官是通過證據發現、查明過去發生的事件的。
3、那么，證據又是什么呢？證據就是過去發生的事件遺留下來的痕跡。比如，古代的工匠制造了一個陶碗，隨著歲月的流逝，被埋入了河道中，當代的被稱作考古學家的那些人，找到了這個陶碗的一些碎片，然后像能夠穿越時空的大仙一樣告訴當今的人們：他們從這些碎片中，還原了古人制作的陶碗，并且從中發現了古人的制作工藝和陶碗中包含的許多文化信息。考古學真夠玄！我們關于古代社會的許多知識，與其說是知識，不如說是考古學家們根據古代社會的蛛絲馬跡進行的推測和猜想，由于并不存在真正的能夠穿越時空的大仙，所以，這些推測和猜想根本無法“準確”、“充分地”用所謂證據來證實。考古學家其實與詩人、小說家和幻想家沒有本質區別的，唯一區別就是考古學家們往往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的故事是真實的，而詩人、小說家和幻想家一開始就誠實地告訴人們那是編出來的故事。
4、法官們其實與考古學家干的是同樣的事情，都是用過去發生的事件遺留下來的痕跡來拼湊、推測過去的“事實”。只不過法官們有訴訟法壯膽，比考古學家們更加自信，其判決書中慣用的表述方式是：“經審理查明如下事實”“上述事實由如下證據充分證明”。呵呵，好大的口氣，顯然把自己當成了能夠穿越時空的大仙！
5、讓我們來看看作為法律大仙的法官們是如何“發現”、“查明”事實，如何用證據“充分證明”事實的吧。
6、作為證據之王的物證，實質上都是間接證據，用物證來拼湊過去發生的事實，其風險與考古學家拼湊古代社會事件的作法無異，要想做到“充分”是不可能的。只有我國的訴訟法無知人膽大、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稱證據要“確實”“充分”。
7、有些書證倒是直接證據，但書證能夠作假。盡管書寫時間鑒定技術已經很發達了，但至今仍然查不清具體的書寫時間，只能給出特定書寫工具在特定情況下大致的書寫時間，而這對很多案件來說顯然不夠用來查清案件事實的。
8、在我國的訴訟法中，關于證據認定，有一個類似巫術咒語的“證據鎖鏈”。當法官在判決書中一旦宣稱一些證據構成了證據鎖鏈，就像古代巫師宣稱領悟、獲得了天意、神啟一樣，立馬兩眼發光、神神叨叨地、無可置疑地在判決書中寫道：上述證據構成證據鎖鏈，充分證明了某某事實。天知道什么樣的證據能夠構成所謂證據鎖鏈！如何判定證據已經構成了證據鎖鏈？或還差一截鏈條或還沒有完全鎖住？這是不可言說的，訴訟法中找不到答案，判決書中更沒有答案，私下問法官，答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以，你今后只要在判決書中看到“證據鎖鏈”之類術語，大可不必以為法官用什么科學方法來判斷的，那只不過是一個宗教、巫術的神秘術語而已，如果你是被告或被告人，其含義是“你完蛋了，認栽吧！”；如果你是原告，其含義是“你被寵幸了，你勝訴了”。
9、下面著重討論一下“證人證言”，并從中引申出一個騙取他人財物的秘笈，供法治社會下的人們依法獲得財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合法之道。哈哈哈哈！
10、古今中外的訴訟中，證人證言在查明案件事實時都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普通法國家甚至有“無證人，無訴訟”一說。我國的三大訴訟法均把證人證言作為法定的證據種類加以規定。盡管我國的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完全是例外，但提交的言詞證據卻是定案的主要依據。例如，在公交車上抓小偷，只要有兩個證人證明看見某人偷竊他人錢包，法庭就能夠以盜竊罪把某人送進監獄了。一般來說賄賂犯罪都是一對一的，充分證明受賄行為難度極大，這也就是紀委和反貪局不愿放棄刑訊逼供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和對證人暴力取證的根本原因，也是刑訴法修改時辦案機關要極力保留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的根本原因。如果真有個貪官膽大妄為，當著兩個旁觀者的面收受賄賂，那對于辦案機關來說就幸運無比了，只要這兩個證人勇于出具證人證言（根本就用不著出庭接受質證），就可以毫無懸念地把這個貪官送進監獄了。再如，警察在兩個證人證言下從你家里搜查出一包海洛因，你非法持有毒品罪還有辯護的余地嗎？可見，證人證言在認定犯罪事實方面有著巨大的證明力。
11、然而，對人類來說，還有什么事情比說謊更加輕而易舉的呢？只要煽動兩扇嘴皮，就可以蹦出一串謊言，基本上沒有什么能量消耗。對人類來說，還有什么事情比說謊更加司空見慣的呢？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一個政權從建立到崩潰，說過的謊言不計其數。當父母教育孩子誠實做人不要說謊時，其實就在說謊了，因為他已經給孩子描繪了一個不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就是充滿謊言的世界，一個從不說謊的人在現實世界是寸步難行的。從道德家們把謊言分為善意的謊言和惡意的謊言就可以看出，謊言是人類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就像空氣是人類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樣。
12、既然人類社會充滿了謊言，那就不得不佩服以查明案件事實為宗旨的訴訟制度的設計者們的純真心態了，他們很萌地把證人證言作為查明案件事實的法定證據，完全無視證人有可能在法庭調查時滿嘴謊言侃侃而談的可能性，更不要說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往往只有幾份證人證言由公訴人宣讀一下，連上面的證人簽名是誰簽的都搞不清楚，法官就能依照證人證言下判了。
13、在充滿謊言的人類社會里，訴訟制度的設計者們是如何防范證人說謊的呢？
14、在古代社會里，人們相信神靈洞察一切的力量，說謊的證人逃不出神靈的秒殺萬物的眼神。具體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讓證人從火熱的鐵板上走過，如果其燙傷的身體潰爛了，說明這個證人說謊了，受到了神靈的懲罰。反之，這個證人說得是實話。這種荒謬的做法固然會讓說實話的證人因身體潰爛而被判定為說了謊，但也讓不少說謊的證人不敢上火熱的鐵板試試而放棄做偽證。
15、后來，訴訟制度的設計者們放棄了上述神示證據制度，改為把人群分為三六九等，當僧侶的證詞與俗人的不一致時，認定僧侶的證詞真實，當男人的證詞與女人不一致時，認定男人的證詞真實，因為俗人比僧侶，女人比男人更擅長說謊。當人人平等觀念盛行后，法定證據制度的這種防范證人說謊的做法也就被放棄了。
16、千萬不要以為取而代之的防范證人說謊的方法更加科學，其實，取而代之的由法官自由心證的方法只不過用法官替代了古代的神靈的位置。《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53條規定：“法律并不考慮法官通過何種途徑達成內心確信；法律并不要求他們必須追求充分和足夠的證據；法律只要求他們心平氣和、精神集中，憑自己的誠實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據有罪證據和辯護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斷。法律只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你是否已形成內心確信？這是他們的全部職責所在。”也就是說，讓法官自由心證證人是否說謊了。額的神！這種有著神靈般良心、誠實和洞察力、大智大德的法官，不是一般民眾能夠消費得起的，這需要把法官當神一樣供著，不食人間煙火，才能避免人間的偏見和私利，才能對證人證言的真假作出公正的判斷。在當今的中國，法官們收入水平基本上略低當地公務員，隨時能被各級領導（包括黨政領導）穿穿小鞋、換崗、調離工作崗位，且不時被當事人請去喝喝小酒泡泡桑拿以改善一下生活，家里孩子老人生病還得給醫生送上紅包，在當今中國要出現這種有著神靈般良心、誠實和洞察力、大智大德的法官，實在是強人所難！連最高法院副院長大法官黃松有都頂不住誘惑，要基層法院的小法官們三從四德、八榮八恥，豈不搞笑！
17、不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當把防范證人說謊的重任交給法官或陪審團后，還是顧慮重重的，盡管他們的法官制度和陪審團制度要比我國現行的法官制度讓社會公眾放心得多，司法腐敗不敢說絕跡，至少不像當代中國這么猖狂和無所顧忌。他們的顧慮是即使公正的法官和陪審團，也不足以防范證人在信誓旦旦地宣誓后大言不慚地在法庭上說謊，就如克林頓總統在宣誓后仍然在萊溫斯基問題上說了謊。說謊是人類的本性，說真話是例外，是值得贊揚的高尚品質。
18、西方法治國家防范證人說謊的主要方式是設置偽證罪或蔑視法庭罪。一旦發現證人在訴訟中的證詞是謊話，動用刑罰伺候，并在證人作證前告知證人偽證的后果。這是一種典型的暴力威脅，對于膽小的說謊者來說，具有威懾力，一定程度上能夠防范證人在訴訟中作偽證。但要遇見像江姐那樣的意志堅強、心理素質好到足以對付測謊儀的證人，偽證罪或蔑視法庭罪這點暴力威脅實在不足以掛齒了，完全不能抵擋這種證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談地胡扯了。如果遇見龔剛模那種要保命的混混，本來就沒有什么道德感，在警方或檢方承諾給其一定好處和保障后，讓其在莊嚴的法庭上胡說八道就更加無法防范了。更由于偽證罪也好，誣告陷害罪也好，其量刑都不高，古代那種你誣告別人殺人，就以故意殺人罪給你定罪的做法已經被現代文明國家放棄，所以證人做偽證說謊時也會衡量得失，如果覺得即使作偽證將來被發現也不過付出如此小的代價，那么一旦偽證不能被識破能讓你身陷大牢甚至小命不保或傾家蕩產，作偽證就是值得的了。何況要識破偽證并依法定罪其訴訟難度也是非常大的，這么多年來因證人偽證而含冤入獄的人數遠遠大于證人被追究偽證罪的人數。
19、西方法治國家防范證人說謊的另一種方式是被廣泛吹得神乎其神的交叉詢問。交叉詢問真的能夠防范證人說謊嗎？天方夜譚！剛改革開放那陣，許多國人對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個人要多么能言善辯和學識廣博才能對付那些刁蠻的各國記者啊！這些年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讓國人終于看懂了召開記者會的訣竅：不管多么刁蠻的問題，我可以答非所問啊，實在不行就無可奉告吧。開庭時，當然不能針對對方律師的問題傻乎乎地說無可奉告，但是你可以說“記不清”了呀，你的記憶力有缺陷總不是偽證或者隱匿罪證了吧？你憑什么說我故意記不清？我記得清的都說了，我記不清的總不能為了討好你胡編亂造吧？最近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學者們用了很大力氣才讓立法規定了第一百八十八條：“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證人到庭后，說記不清了，你怎么強制他作證？你可以強制證人到庭，但不能強制他的記憶力必須記得什么。
20、訴訟制度的設計者們相信交叉詢問能夠揭穿證人謊言的漏洞，以讓公正的法官或陪審團查明過去發生的案件事實。這一觀點隱含了一個前提：任何謊言都是有漏洞的，難以自圓其說的。這個隱含的前提本身就有問題，完全低估了作偽證的證人的智商。一個聰明的作偽證的證人，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謊言編造得天衣無縫，只有愚笨的證人，才會在交叉詢問時被問得前言不搭后語，即使這個證人說得是實話，也會讓法官覺得在說謊。聰明的證人即使在說謊，只要他心理素質足夠的好，完全可以在庭審現場臨時編造故事，完善自己的謊言。要想戳穿證人謊言，一般有兩種方法：（1）證人的謊言與某個證據相矛盾；（2）證人的謊言與其前面的陳述相矛盾。對于精心構造的謊言來說，要想在庭審時通過交叉詢問發現這些矛盾，是非常困難的，有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對于（1）來說，有時你根本無法向法庭提交一個與證人的謊言相矛盾的證據。例如，有兩個證人一致地向法庭作偽證，當場親眼看到A把手伸進B的口袋偷皮夾，A及其辯護人如何通過交叉詢問證明這兩個證人說謊呢？A要想找到一個證據與這兩個證人的證言相矛盾，是及其困難的。再如，有兩個證人一致地做偽證當場親眼看到A向B借款5萬元，如果A能夠找到那天不在場的證據，顯然能夠證明這兩個證人作偽證。當是，要想找到那天不在場的證據又何其困難，如果由于時間久了，A已經記不得那天究竟干了些什么，或者那天A在家睡覺，無法找到證據證明自己在家睡覺，那A就無法向法庭出示證據證明這兩個證人作偽證。對于（2）來說，即使有證據證明證人的證詞自身相矛盾，與其前面的陳述不一致，或證人之間的證詞不一致，對于聰明的證人來說，仍然有解套的方法：“時間久了，前面的陳述記不清了，表述得不準確、有差錯，后來仔細想了想，應該是現在陳述的這樣。”“證人的證詞不一致也是正常啊，時間這么久了，每個人的記憶總有差異，不能因為幾個證人間證詞有些差異，法官就不采信吧？如果幾個證人的證詞完全一致，倒是有可能是事先排演好的，不足為信。”
22、我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對于證人證言來說，如何查證屬實呢？證人證言本來是作為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的，對證人證言還要查證，意味著還要找證據來證明這個證人證言，找來證明證人證言的證據是否還要查證呢？證據的證據還要找證據證明，沒完沒了到什么時候才是“查證屬實”呢？如果沒有其它證據，僅僅有兩個證人的證言，是否屬于對案件事實的查證屬實呢？在我國刑案實務中，有兩個證人證言后，如果還有被告人供述，法官就會認定案件事實查證屬實了，一般不需要對證人證言再進一步再找證據查證屬實，這就是為何我國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如果只有兩個證人的證言，沒有被告人供述，法官是否會認定案件事實，就看法官審判那天的心情了，如果那天心情好，信心滿滿，就會動用“證據鎖鏈”這個咒語，認為本案的證人證言構成了證據的鎖鏈從而認定案件事實，然后下判了。重慶李莊案一季的判決不就是根據龔剛模的證詞和李莊的助手的證詞構成所謂的“證據鎖鏈”下判的嘛!
23、也許意識到“證據確實、充分”這一證明標準過于荒唐，不具有操作性，證據的確實，需要靠其它證據，而證據的證據，還要靠證據；證據的充分與否，需要的是看法官是否動用“證據鎖鏈”這一咒語。因此，這次刑事訴訟修改時，引進了國外的標準“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先不談“綜合”這一詞多么的高深莫測，因為如何“綜合證據”就像如何“洞察證據”一樣是不可言說的，我們來看看“不合理懷疑”是個什么東西？因為按照這個證明標準，不合理的懷疑是用不著排除的。有古代哲人號召人們“懷疑一切”，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一切懷疑都是合理的，理性的本質就是懷疑，而不是盲從。人們有權提出懷疑、發出疑問。當然，當代的中國主流價值號召人們“堅信”，不要動不動“懷疑”，因為懷疑不利于社會穩定。啟東老百姓懷疑王子造紙廠排放的水會污染啟東的海域，而海產品的生產銷售是啟東人的命根子，但啟東政府和南通政府的領導們認為啟東老百姓的懷疑是“不合理懷疑”，用不著去排除和理會。這就涉及到一個懷疑是否合理有誰來判斷？以什么標準來判斷？你會說排放水是否有污染，完全可以由鑒定部門來鑒定啊，如果鑒定部門的鑒定沒有污染，那么啟東老百姓的懷疑就是不合理的懷疑。這也就是為何我國法院訴訟中法官動不動就搞司法鑒定的原因。且不談在中國鑒定機構是可以買通的這一現實，即使鑒定機構公正公平，鑒定機構運用的知識、技術對得出的結論來說，有時也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即使評估鑒定機構證明王子造紙的污水處理技術能夠使得處理后的水沒有污染，也不表明在中國缺乏監管的情況下實際操作生產后的王子造紙能夠嚴格按照污水處理的程序處理排放水。換句話說，啟東老百姓根據中國的國情，懷疑王子造紙會排放污染水損害啟東海域，這個懷疑是合理的。
24、再說，一個懷疑是否合理，不能依據司法鑒定的結論加以排除后，再說這個懷疑是不合理的。問題是，在有證據排除前，憑什么判斷一個懷疑是不合理的？提出懷疑者，一般都有一些證據，如果這些證據確實、充分，就不是懷疑而是證偽了。當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證偽時，如何判定基于這些證據的懷疑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如果還是回到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那么就是把判定懷疑是否合理問題交由法官自由心證了。本來對證據的認定就是法官的自由心證，后來為了讓人們看起來科學點、客觀點，就搞出了“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認定標準，進一步的討論發現懷疑是否合理，又回到了法官的自由心證，把簡單問題復雜化處理后，又回到了起點，完全是脫褲子放屁，沒事找事！
25、上述的討論是建立在法官或陪審團公正無偏見的前提下，基本上以刑事訴訟為背景討論如何防范證人說謊的。在這一前提下，從技術層面講，不存在客觀的、科學的方法防范證人說謊，所謂的證據確實充分，充其量就是法官在內心自由心證認為這些證據確實、充分了。不同的法官，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審法官認為證據確實充分了，二審法官認為事實不清，發回重審，何故？不同的心，顯然心證不同。二審法官逼迫一審法官與他心證相同，顯然是仗勢欺人，剝奪一審法官的心證自由權！你二審法官按照自己的自由心證改判就可以了，何必發回重審呢？哈哈哈哈。
26、如果沒有了法官是公正的前提，法官的自由心證就異化為法官的利益心證，明知道證人做偽證，在利益的驅動下，以自由心證為名采信證人證言，這時的證人證言就成了訴訟的合法毒藥了，而且基本上沒有辦法解毒。由于證人證言是法定證據，二審法院法官怎么會自狂自戀到以自己的自由心證與一審法官的自由心證不同，而推翻一審判決呢？上下級法院的友好關系總要顧忌吧？你不就是大學畢業后找關系分到中級法院工作的嗎？你真的以為你的才華和判斷力比基層法院的法官強很多？
27、說實話，在刑事訴訟中，利用證人做偽證來構陷他人入獄的事情，盡管存在，但并不多，因為這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有著深仇大恨，或出于像重慶李莊案那樣有著政治背景導致公檢法三大長聯席會議來做決定。
28、本文的價值在于告知人們不要忽視證人證言在民事訴訟中的獲得財富的巨大作用。
29、首先，我國的民事訴訟法要比刑事訴訟法在證據的要求上寬松許多，認定證據不需要排除合理懷疑，只要具有優勢證據就可以了，換句話說，找來的證人越多越好，當然，你要考慮一下找偽證證人的經濟成本。
30、其次，我國的下崗、失業人員很多，君不見很多人到法院訴訟時職業都填無業？找幾個沒有利害關系的證人來作偽證是很容易的，只要付出很小的費用就可以聘請到。再說，即使有利害關系，或朋友、熟人之類的，作為證人也不存在回避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如果有兩個以上的證人出具的證言，就不是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了。
31、更重要的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對于證人偽證的處罰與刑事訴訟不好相提并論。《刑法》三百零五條的偽證罪僅僅適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中證人作偽證根本就不構成犯罪，僅僅是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該法條中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完全是句空話，因為刑法中沒有相應的罪名，現在是罪刑法定時代，你大可不必為這句空話煩憂。按照民事訴訟法，證人作偽證萬一被發現了，充其量是人民幣一萬元以下罰款和十五日以下拘留。如果通過證人作偽證能夠獲得巨大經濟利益，何去何從你看著辦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在當今中國，人人都有資本家的心態和膽量，只是不是人人都有資本家的資本而已。
32、當你做好上述法律準備、心理準備以及人員準備后，再準備點訴訟費，就可以把一個有點銀行存款或房產的人告上法庭了。當然，開庭前需把證人召集進行培訓，讓他們的證詞能夠自圓其說，并反復排練，讓他們能夠在法庭上應對自如。
33、至于訴訟的事實部分，可以搞得很簡單，情節不要太復雜了。比如，某年某月某日，甲到你家或者你的辦公室來借10萬元，正好你手上有10萬元現金（向法庭提交前一天到銀行取款10萬元的銀行憑證），就借給他了，因為是熟人或朋友，就沒有當場打借條，何況甲說明天就還。最重要的是當時還有兩個朋友在場看見你借錢給甲，于是心想甲平時人品很好，關系也不錯，且其經濟實力雄厚，又有其他朋友當場見證借錢給他，出于對他信任，看他急著要去辦事，就沒有要他打借條。現在訴訟了，那天在場的兩個朋友到庭作證，完全能證明那天的實際情況，請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依法判決甲歸還10萬元借款。
34、公正的法官如何來查明這個案件的事實呢？如何來認定證人證言的真假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八條：“ 人民法院認定證人證言，可以通過對證人的智力狀況、品德、知識、經驗、法律意識和專業技能等的綜合分析作出判斷”。這個七十八條能讓法官認定證人證言是虛假的嗎？相反，如果這個法官以自由心證不采信這兩個證人的證言，倒是讓人覺得很勉強，因為這兩個證人的敘述是一致的，且有銀行取款憑證這一書證印證，而甲沒有證據反駁證人證言，根據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據規則，認定甲借款更加合適。法律并沒有規定借款必須打借條或簽訂借款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當然，如果甲能當庭出示那天不在場的證據，事情就簡單了。但是甲要是不能提供那天不在場的證據呢？有誰能隨時提供幾個月前甚至一年前的某一天在哪里的證據呢？真以為自己是溫家寶啊，每天的行程都有記錄且都有人證啊！
34、如果你覺得找證人做偽證，花費很大力氣，才騙取10萬元過少了，那你還可以把案情搞得稍微復雜些，就能夠獲取更多的利益了。比如，你預先私刻一枚甲公司的印章，蓋在借款合同的擔保人位置上。然后對法官說：朋友乙向你借款200萬元，你們簽訂了借款合同且有付款憑據，但借款時你讓乙提供擔保，乙帶你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于某年某月某日找到一個實力雄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甲，甲同意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并當場從包中拿出公司印章蓋在借款合同上，由于乙已經失蹤，現起訴甲的公司對此筆200萬借款承擔連帶擔保責任。向法庭提交的證據材料有：借款合同、200萬支付憑證和兩個證人的證詞。甲抗辯說根本就沒有為乙提供擔保，那借款合同上的甲公司印章是偽造的。你完全可以反駁說：這枚甲公司的印章是否偽造并不重要，關鍵是有兩個證人證明某年某月某日親眼看見甲從包中拿出這枚公司印章蓋在借款合同上的，由于甲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為代表法人行為，因此甲公司應該對該筆借款承擔連帶擔保責任。一個公正的法官如何來查明本案的事實呢？法官有什么合法的理由不采信這兩個證人的證言呢？僅僅憑自由心證而不采信這兩個證人的證言嗎？由于這兩份證人證詞極其簡單，就是證明這兩個證人當場親眼看見甲從包中拿出甲公司的印章蓋在借款合同上的，法官要否定證人親眼所見，除非法官像大仙一樣回到當時的現場。
35、上述兩個虛構的案例都是假定法官是公正無私的，如果你能搞定法官，法官都用不著自由心證就采信兩個證人的證言，判斷甲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在判決書中這樣表述：“由借款合同、銀行支付憑證和兩份證人證言，構成證據鎖鏈，充分證明了甲公司為乙借款200萬元進行擔保這一事實，本庭予以確認。”誰能說這個法官辦錯案呢！
36、上述利用法院判決獲取他人財產的方法不是理論上的空想，完全有實戰支持，其靈感來源于揚州市江都區法院的一個劃時代的有創意判決，在此判決中把民事訴訟的證人證言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在此特向揚州市江都區法院致謝。
37、福州老佛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接到乙的電話，乙自稱與幾個朋友在江都一帶搞沙石買賣和運輸生意。乙知道甲公司實力雄厚，邀請甲到江都一帶考察市場，投資沙石生意。某日甲出差順路來到江都，與乙及乙找來的丙、丁商談沙石生意。由于自感對此行不熟悉，沒有與任何人簽訂任何協議，當日就離開江都。一年后，甲被丁以一紙沙石運輸協議告上江都法院，要求甲承擔違約責任300萬元。
38、甲從沒有見過這份沙石運輸協議，更不可能在這個協議上蓋上老佛爺公司印章。第一次開庭時就申請法庭鑒定協議上這個老佛爺公司印章的真偽。法庭以沙石運輸協議上印章與老佛爺公司依法備案印章有明顯差異，駁回老佛爺公司的鑒定申請。玄妙的是法院第二次開庭時，丁找來了乙和丙作為證人，乙和丙在法庭調查時一口咬定親眼看見甲從包中拿出這枚偽造的老佛爺公司的印章蓋在沙石運輸協議上。甲百口難辯，不可能找到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拿出偽造的印章加蓋在協議上。如果你去過天安門廣場，你是可以找證據來證明的；如果你沒有去過天安門廣場，你怎么可能找到證據證明自己沒有去過呢？
39、江都法官要甲拿證據證明這兩個證人說謊了或證明這枚蓋在沙石運輸協議上的老佛爺公司印章是丁私刻的。甲拿不出證據，法官倒也直爽：既然你拿不出證據證明這兩個證人說謊，也沒有證據證明這枚蓋在沙石運輸協議上的老佛爺公司印章是丁私刻的，那我就采信這兩個證人的證詞，認定你當場從包中拿出這枚老佛爺公司印章蓋在沙石運輸協議上，判你敗訴，有本事你就上訴吧；如果將來你有證據證明這兩個證人說謊了，那他們該承擔什么法律責任，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關，反正我沒有辦錯案。言外之意，證人只要敢做證，我就敢采信和下判。
40、有位偉人說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在民事訴訟中利用一枚私刻的對方公司印章，加上兩個證人作偽證證明親眼看見對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拿出這枚公司印章加蓋到協議上，就可以獲得法院300萬元的判決，這種投入和產出比，是一般經濟活動難以達到的。還辛苦做什么生意啊？趕緊拿起電話撥打橡果國際，把這個訴訟秘笈傳遍四方！
41、當陳光中先生為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聲嘶力竭地吶喊的時候，當徐昕先生為民事訴訟中重視證人證言苦口婆心地呼吁的時候，他們是否意識到證人證言在當今中國這個毫無誠信的國度，已經演化為訴訟的毒藥了？而且是一副沒有解藥的訴訟毒藥！
201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