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弘 ]——(2012-8-1) / 已閱8145次
2012年修訂的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其中，新增加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是這次修改刑訴法取得的一個標志性進步，但是人們對它的理解——特別是其與沉默權的關系——尚存在分歧。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是這一規定并非確立沉默權制度，換言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還沒有沉默權。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概是把美國的米蘭達規則當成了確立沉默權制度的標準，而這是不恰當的。毫無疑問，米蘭達規則對于沉默權制度在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句簡單明了的“你有權保持沉默”，借助于美國影視作品的影響力，傳播到世界各地，使人們知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權在面對警察訊問時保持沉默。對于推動人類社會刑事司法的文明化來說，米蘭達規則功不可沒。但是，美國的沉默權制度并不是由米蘭達規則確立的。
1791年生效的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訴訟中作為反對自己的證人。”據此，“自愿性”就是美國司法機關判斷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納為證據的基本標準，而嫌疑人在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時也就理所當然地享有了沉默權。由此可見，美國的沉默權制度建立于1791年。1966年由美國最高法院通過米蘭達判例確立的“告知規則”不是在賦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權，而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權。正如美國20世紀著名刑事司法學家弗雷德·英博教授所指出的，以沃倫大法官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要確立這一規則，“完全不是基于保護無罪人的考慮”，而是“尋求平等主義哲學的產物”。他們認為，“富有的、受過教育的或智力高的嫌疑人很可能從外界得知他有沉默權；反之，貧窮的、未受過教育的或智力低的嫌疑人則不知道這種特權。因此，一切被羈押或者被其他方式剝奪自由的人，必須被告知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根據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最高法院可以通過判例來解釋美國憲法并保障憲法規定的正確實施，但不能給憲法增加權利性規定，否則就會構成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因此，美國人的沉默權不是米蘭達規則賦予的，而是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的。警察在訊問前告知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不是在賦予嫌疑人沉默權，而是在提醒嫌疑人依法享有沉默權。由此可見，認為美國的沉默權制度是由米蘭達規則所確立的觀點是錯誤的。米蘭達規則的歷史作用在于把過去那種默示的沉默權制度轉化為明示的沉默權制度。
所謂“默示的沉默權制度”，就是說，相關的法律規定沒有明確使用沉默權的字樣，但是從法律的有關規定中可以推斷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應該享有沉默權，如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中“反對強迫性自證其罪”的規定。所謂“明示的沉默權制度”，就是說，相關的法律規定明確使用了沉默權的字眼，而且要求司法和執法人員必須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沉默權，如美國的米蘭達告知規則。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每種制度都各有其優點和缺點。默示的沉默權制度與明示的沉默權制度也是各有利弊的。毫無疑問，明示的沉默權制度可以更好地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利、防止刑訊逼供和提高審訊的文明程度，但是它也會限制偵查人員的審訊活動，并且有可能為真正的犯罪者提供逃避懲罰的機會。作為訊問對象的嫌疑人實際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無辜者，一種是犯罪人。從訊問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有罪（這里所說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有罪”，而是事實意義上的“有罪”）的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經常處于一種“供還是不供”的心理矛盾狀態。在一定意義上，審訊也是偵查人員和這種有罪嫌疑人的智慧力與意志力的角斗。如果法律要求偵查人員在開始審訊前必須明確告知對方有權保持沉默，那么一些有罪的嫌疑人就會順勢選擇沉默，或者在偵查人員問到令他難以回答或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的問題時主張沉默權，以便從容地構筑心理防線。實踐經驗證明，對于那些犯罪心理不太堅強的有罪嫌疑人來說，初次訊問往往是其心理防線容易崩潰的時間。如果偵查人員在此時必須先告訴他有權保持沉默，那就可能失去破案時機，因為對于犯罪偵查和審判來說，損失的不只是口供，還有潛在的物證和書證以及取證的時機。相比而言，默示的沉默權制度不能像明示的沉默權制度那樣有效地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而且是否強迫自證其罪的標準在實踐中也較難把握，但是它較好地兼顧了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效率。
綜上，以米蘭達規則為代表的美國式沉默權制度既不是沉默權制度的唯一模式，也未必是最佳模式。中國應該努力在保障人權和打擊犯罪的價值沖突中選取適當定位。根據目前的社會狀況，我認為選擇默示的沉默權制度是比較合適的，而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的規定就是這種沉默權制度的法律依據。無論立法者是否自覺，把“不能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寫進刑事訴訟法，就標志著中國法律確認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權。明確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這彰顯了中國刑事訴訟立法的進步；另一方面，這明確了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訊問時有權保持沉默。
也許有人會說，由于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八條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所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無權保持沉默。雖然我贊成把“如實回答”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中刪除的主張，但是既然立法者選擇了保留，那就必須做出合理的解釋。一個法律中的規定不能出現前后矛盾的情況。因此人們不能解釋說，刑事訴訟法一方面規定偵查人員不能強迫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一方面又規定犯罪嫌疑人必須如實回答偵查人員的所有提問。前面的含義是可以保持沉默，后面的含義是不許保持沉默，這是自相矛盾的。筆者認為，對于上述規定的合理解釋是：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可以選擇回答，也可以選擇沉默，但如果選擇回答，那就要如實陳述。換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權，但是沒有說謊權。
中國已然在法律上確立了默示的沉默權制度，但要使之從應然的制度轉化為實然的制度，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性規定中，應該明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權在接受訊問時保持沉默；其次，司法機關要進一步完善與沉默權有關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明確規定何種情況下獲得的口供必須排除，而這就可能要借助司法判例，譬如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指導性案例；最后，偵查人員要轉變觀念，強化人權保障意識，堅持依法辦案原則。一言以蔽之，讓中國式沉默權制度名副其實，那是必須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