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華卿 ]——(2012-8-7) / 已閱10584次
《中華人民刑法修正案( 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將醉酒駕駛機動車納入刑法規范范疇，并規定了拘役，并處罰金的刑罰。該修正案施行一年多以來，全國司法機關均已處理多起醉酒駕車案，就審判機關而言，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針對醉酒駕車的處理尚存在若干問題，探討妥善解決受理醉酒駕車案遇到的困境，建立完善刑事審判實踐中司法處理程序，消除影響正確恰當地適用危險駕駛條款的因素，是審判機關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根據各地審理醉駕案所反映出來的問題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筆者認為目前審理醉駕案主要存在如下困境：
一、醉酒駕車的標準認定問題
從國外來看，醉酒狀態的判斷采用的是司法確定標準，并處于不斷修正的狀態。例如，德國關于醉酒狀態的判斷有相對不能和絕對不能兩個標準，機動車駕駛人在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1.1‰時為絕對駕駛不能，即不論身體狀況如何均應當認定為醉酒；而酒精中血液含量在此之下的，則根據行為人的身體的具體狀況判斷是否屬于醉酒。我國制定的醉駕 標準是駕駛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 80 毫克 /100 毫升規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屬于酒駕;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的屬于醉駕。（1）可見，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關于醉駕行為的認定并不是以行為人的意識為標準而是按照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來確定。筆者認為，籠統規定行為人酒精中含量到達一定程度時屬于醉酒駕駛相對比較片面。從醫學角度來講，由于個人體質差異等方面的原因其血液中可承受的酒精濃度也有所不同，單純以統一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為認定醉駕的標準無法體現個體差異性，對于酒量不同的人有失公允。因此，采用相對醉酒標準（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此標準時，再輔之以判斷行為人的具體狀況，以判斷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狀態）和絕對醉酒標準（酒精含量達到此標準時，不論行為人的具體狀況如何，一律認定為醉酒狀態）雙標準相結合的辦法來判斷行為人是否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相對較為科學合理。當然，在審判實踐中采用兩個判斷標準是否可行，具體如何操作等問題，需要經過長期的實踐論證才能進一步完善。
二、司法實踐中界定危險駕駛罪與其他罪名的競合問題
準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彼罪的問題，是正確適用法律，確保司法公平正義的基本條件。
（一）準確區分危險駕駛罪與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醉酒駕車同時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準確界定危險駕駛罪與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關系到法律的正確適用，必須謹慎對待。
1．在危險駕駛罪中，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屬于抽象危險犯，通常情況下，不需要判斷行為所引發的危險程度，只要行為出現，即構成該罪。（2）考慮到抽象危險性行為具有轉化為具體危險的較大實現可能性，因此為保護法益，只有醉酒駕車處出現抽象危險時，才能構成該罪。
2．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局罪主觀構成有區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觀上有故意的性質、具有具體危險性，而危險駕駛罪中的醉酒駕駛屬于過失犯罪范疇。醉酒后喪失駕駛能力駕車在車流量行人多的道路上駕駛機動車高速行駛，客觀上已經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構成現實威脅，與刑罰規定的“放火、決水、爆炸”等危險行為完全相當，類似情況下認定行為人行為上具有主觀故意性，客觀上已經給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構成重大威脅，因此應當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二）準確區分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區別
醉酒駕駛導致交通事故行為在日常生活當中并不少見，司法實踐上，應當如何區分危險駕駛中醉酒駕駛與交通肇事的關系，筆者認為，從主觀構成來看，二者均不成立主觀故意，客觀方面，交通肇事罪構成要具有“因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情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酒后駕駛機動車輛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行為人行為刑法已經明確規定為危險駕駛罪，未引發交通事故，或者已經發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一人以上重傷或者他人重大財產損失的，要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行為人行為同時構成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的，根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有危險駕駛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司法實踐上，行為人行為同時構成危險駕駛罪和交通肇事罪的構成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三、懲治酒后駕駛所需要解決的程序問題
司法機關懲治酒后駕駛行為，當前爭議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實體問題上，對于辦理醉駕刑事案件的程序問題其實也有大量需要逐步完善的地方。英國哲學家培根曾指出，一次違法行為，污染的只是河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污染的卻是水源。事實上，程序問題對醉酒駕車案件辦理的影響比實體問題更加深遠，很多程序問題直接影響到本罪查處的公正性、合性，甚至關系到能否最終實現立法者設立這一罪名的初衷。
（一）強制措施方面
對醉駕嫌疑人適用強制措施問題主要集中在能否適用逮捕措施以及不適用逮捕又如何保證訴訟順利進行等幾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可以適用逮捕措施。顯然由于危險駕駛罪的最高刑為拘役在不同時涉嫌其他犯罪的情況下不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因此不能適用逮捕措施。（3）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一款關于拘留羈押期限的規定：“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意思是說，一般情況下，司法機關無法對醉駕行為人實施逮捕，那么羈押期限最長只有七日，七日之內，公安機關要完成案件偵查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審查完畢移送法院審理，三步驟要在七日之內完成，這顯然與我國的司法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否則任何一環節時間超過七日，公安司法機關只能對醉駕行為人變更強制措施，這給慣于采取羈押方式辦理刑案的公安司法機關帶來較大挑戰，由于醉駕刑事案件比較常發大量案件的集中辦理以及羈押時限的緊張勢必給正常的司法辦案帶來較大沖擊，甚至對刑事司法的公正性產生影響。（4）筆者認為，我國可供利用的司法資源極其有限并且分布極不均勻，如果所有的醉駕行為都與普通刑事案件一樣進行追訴和審理，這將極大削弱《刑法修正案八》對醉駕行為進行規制的力度，甚至會造成已經不堪重負的司法系統更加捉襟見肘。基于醉駕刑事案件有較其他刑事案件不同的特點：如案情相對簡單、證據要求較易滿足以及辦案程序相對固定等等，司法機關可以根據這些特點，制定專門的辦理醉駕刑事案件的簡易程序，優化辦案程序，以減緩案件積壓產生的辦案壓力，確保司法公正性，不能單純為了辦案數量或者為了嚴厲打擊醉駕行為而犧牲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二）對特定程序下證據認定
盡管危險駕駛罪屬于輕罪，行為人在接受刑事處罰的同時必然要承受其他一系列嚴重的不利后果。任何刑罰，對行為人往后的生活和就業都會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正是基于犯罪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一系列嚴重后果，醉駕行為人面對酒駕查處會產生懼怕、排斥心理進而可能采取一些規避行為影響醉駕刑事案件查辦。實踐中一些駕駛員為了規避法律，在交警查處酒駕又無法逃避時會當場飲用隨身攜帶的白酒 以造成駕后飲酒而不是酒后駕車的假象，對這種行為在處理上、證據認定上的確存在難題。主要是抽血鑒定結論受到質疑和挑戰，鑒定結論是認定醉駕最為關鍵的證據，其作用在于證明行為人在駕車狀態下的血液酒精濃度。在上述情形下，血液酒精濃度的精確度必然受到駕后飲酒的干擾。筆者認為，在存在駕后飲酒行為但能在極短時間內抽取血液的情況下，仍可以視情況采納鑒定結論作為定案依據，從醫學角度來講，酒精進入血液并達到相應濃度需要一定的時間，如能在短時間內抽取血液 必將增強鑒定結論的可采性。當然，該鑒定結論是否可采及可采度必須有專業科學知識的支撐法官不能僅憑內心判斷而認可或否定鑒定結論。但在行為人駕后飲酒又不能及時抽血的情況下問題就比較復雜了，盡管酒駕者的行為情節比較惡劣，但對于刑事司法而言，對于惡劣情節只有在行為本身構成犯罪以后才可以進行評價，而此種情形下鑒定結論很難證明行為人駕車時的血液酒精含量 按照一般程序認定犯罪非常困難。筆者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對刑事案件的辦理都應當滿足犯罪事實清楚，據確實充分的要求。在關鍵證據存有瑕疵影響主要事實認定的情況下，法官不能依照現有鑒定結論徑自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實踐中比較有效可行的辦法是在查處酒駕時做好周密部署，從證據源頭上防止此類情況發生，確保所采集的證據客觀真實。
四、危險駕駛罪量刑問題
危險駕駛是一種多發性犯罪。由于法律規定刑事處罰比較抽象，全國各地法院的醉駕案裁判結果各式各樣，量刑非常不均衡。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國共發生酒后或醉酒駕車交通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駕車肇事2162起，共造成839人死亡；醉酒駕車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醉酒駕車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危害更加嚴重，一次至多人死傷的案件屢有發生。如成都孫偉銘案，江蘇南京張明寶案，均系醉酒引發的重大肇事案件，嚴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引發了社會輿論和媒體的廣泛關注。這種背景下，刑罰修正案八出臺，將醉酒駕車納入刑法規制范圍，并規定了最高六個月拘役的刑罰。刑事審判實踐中，針對醉酒駕車而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行為量刑上沒有統一標準，各地審判機關量刑時出現較大偏差，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權威和司法的統一性。
在緩刑適用問題上，各地審判機關情況各異。醉酒駕駛常出不窮，作為一種常見多發的犯罪類型，各地法院判決不均衡，適用緩刑程度各異，這種現狀顯然有悖于當初設立此罪的目的，不僅不利于打擊醉駕行為，而且導致外界對司法審判居中裁判的合理性、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了質疑。其原因有一些幾個方面:
（一）量刑情節多樣化，法官自由裁量空間較大
《刑罰修正案（八）》規定醉酒駕駛的量刑幅度為且僅為一至六個月拘役，沒有明確法定量刑加重情節，對于酒后駕車自首的認定存在較大爭議，缺乏統一的量刑標準，給予法官自由裁量空間較大。另一方面，各地區出現的酒駕案各不相同，量刑情節方面，血液中酒精含量、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經濟損失的大小，悔罪態度、甚至罰金繳納情況都可能成為影響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
（二）量刑不均是新型犯罪的必然
作為新型的犯罪類型，在探索新型犯罪量刑標準過程中，難免因經驗不足，缺少指導性案例導致不同地區量刑不均的局面。要解決因經驗不足等主觀原因而導致不同地區量刑不均的問題，首先要加強不同區域法院審判類似案子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對相關主要影響量刑因素予以確認；其次，要加大醉駕案宣傳力度，通過現代網絡宣傳、獲取大范圍內醉駕案判處情況，實現在形同量刑情節的情況向量刑盡可能統一，最后司法機關盡早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指定量刑標準，將主要量刑情節通過解釋固定起來，加大指導性案例的整合力度。
（三）法官辦案思維以及地域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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