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文 ]——(2012-8-10) / 已閱4042次
經典中的公開作證
——從電影《基督山恩仇記》說起
童年時，跟著大人看了電影《基督山恩仇記》，上下集，印象很深。出了影院，冬夜的街道，昏黃的街燈，清冷地安靜，那晚又增添著充實的傳奇感。清晰的感覺，在記憶的收留間，成為底色之一。高中期間，完整地閱讀了一遍大仲馬的小說原著，深顏色的封面，大概是四本。若干年之后，在電視上遇到過《基督山伯爵》，不知道是哪一版，片斷看來，雖為改編，仍是佳作。
《基督山伯爵》的經典之處可謂很多，鮮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奇特的情節使人不能輕易釋懷。以往與之相逢，感受強烈的自然是那些愛恨情仇，異域風情，還有它自身的文筆曉暢。
如今重溫，想說的是其中本是尋常的“司法公開”的事。直接的“觸點”是影片里的一句精彩臺詞。在審理一樁刑事案件時，證人即基督山伯爵,到庭時稱自己不愿說出實情，因為擔心會引起丑聞。臺上的法官立即明確地對他說，你的執意不作答會引起更大的丑聞。大家知道，正直的基督山伯爵不是不愿作證，當時應該是欲揚先抑，以故意顯示的顧慮，引起法庭上下對其作證的非常關注。
法官的這句話，從反面強調了作證或者說是庭審作證的重要意義，也因此具有長久的司法意義。
有一句話常被說起：事實勝于雄辯。但是，事實有時又來自話語與辯論，來自言詞的證據與多方質證——來自這些公開的使者，傳遞到臺上臺下的期待者、傾聽者那里。
時空轉換，現在還是存在著證人作證難、出庭或到庭難、說實話難，它有主觀與客觀上的原因，這些無疑都是妨礙良性訴訟的因素。即使類似的缺陷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得到某些制度性完善，但是，制度的落實狀況還有待時日的檢驗，觀念的廣泛樹立也任重道遠。
作品還有更主要的情節反映了這樣的道理。年輕時的海員艾德蒙，由偽證構陷，被蓄意強加之罪，在被投進伊夫堡監牢的前后，這個無辜的人曾多次要求見法官，要求公開的審判、對自己的辯護、朋友的出庭作證，艾德蒙說一定要當眾證明自己是沒有罪的。
未經審判不得定罪，這本是一條原則，這樣的審判一般都是公開的審判，公開的舉證與質證。嫌疑人這樣的要求既體現了司法的權威，也體現了人們對公開司法的依賴。要點更在于，這些要求本是艾德蒙的權利，至關重要的權利。不幸的是，艾德蒙一點也沒有得到屬于自己的東西，自由與青春以及它們所能帶來的一切，只能隨之啞聲，無法正名，以至于在法律之外化為烏有。
又有與此相似的重要之處，也是值得欣慰之處，若干年以后，在對費爾南的聽證中，證人海蒂現身作證，水落石出，擲地有聲，當場打破了事態的僵局，正義于是得到伸張。
或者也可以說，從水手到伯爵，離合與悲歡，幾乎無不明顯地打上這樣的公開的印記：它們與有無公開的司法、庭審、作證相關，且始終相關。也仿佛是一項司法制度左右了這部傳奇的幕起與幕落。
言詞不同于實物，人證與物證也各有論證方式等不同，但又共有特性，公開的特性——都在促進公開，成全訴訟，求得公正（庭內的言詞證據更具公開性，又優于庭外的言詞證據）。所以，從證據論也可知，公開即方法。
公開作證，是公開庭審的一環；公開庭審，是公開司法的一環；公開司法，是社會文明的一環，社會事務與信息的公開與公眾密切相關。
也許再多的公開都不算多，都可能存在與引發公眾關注的問題——時而是權利，時而是義務，司法公開與社會公開諸方面不盡相同，其中的道理又是相近的。
藝術作品的魅力是常在的，連接著作者與觀者、童年與成年的感受，連接著不同的時段與地域，也在不同的領域與行業里穿梭。小說與電影《基督山伯爵》亦是這樣，由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由臺詞到證詞，由作證到公開，這部通俗與傳奇的作品，也表現了司法、訴訟及證據方面的某些原理，于是自然地生成、長久地具有法的底色。
（作者單位：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