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瑛鈞 ]——(2012-8-17) / 已閱7713次
這些處決儀式本來只應顯示君主的威懾力量，但卻有一個狂歡節的側面：法律被顛覆，權威受到嘲弄，罪犯變成英雄，榮辱顛倒。
——米歇爾·福柯
85年前，杭州雷峰塔倒塌，于是魯迅先生作了《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若在那時，到吳越的山間海濱去探聽民意，則無論是山野村夫，還是蠶桑農婦都會拍手稱快：“和尚本應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惹是非……”
時至今日，上述反問式的理由依然存在，依舊振振有詞。這種頑強的普適性是世俗正義與佛家正義自重合走向決裂的結果，也蘊含著社會正義與權力正義的某種實踐邏輯。
福柯說：“如果犯人公開悔罪，承認指控和判決，要求上帝和世人原諒他的罪過，那么他就好像是經歷了一種滌罪程序，以獨特的方式，像圣徒一般死去。英勇不屈則是獲得榮耀的另一種方式。如果他在酷刑之下毫不屈服，他就證明了自己具有任何權力都無法征服的力量。”
的確，在雷峰塔鎮壓白素貞之際，正義的捍衛者與罪行的實行者突然間發生了悄無聲息的角色互換。盡管，可能在更早以前，有人會較為公允地判定故事的原初——蛇妖存在，并且將要幻化人形，混跡人間——果真是罪孽，但是如今，什么都不重要了，法海禪師泰山壓卵似的權利彰顯，為白素貞拱手送上了憐憫、同情，甚至贊揚、敬仰的大眾情感認同。
與此同時，民眾反過來對法海犯罪似的正義行徑有了鮮明抵觸。故事是任人編造的。于是，人們這樣續寫正義：“后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于逃到蟹殼里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是如此。”如今，江浙一帶的人們仍習慣將煮熟的河蟹里某個羅漢模樣的東西稱做“蟹和尚”，也就是當年避難的法海老禪師。
那么問題在于，上述兩種形式的正義被割裂的根源在哪里？兩種正義對于罪行認定的推理規則又是怎樣的？
法海禪師借以打擊白素貞的托詞想必是：“青白蛇妖化身媚女，潛匿凡間以誘男子，伺機取陽滋陰，修煉成魔……”然而，事實上，此種虛構的真誠，猶如處在同心圓波紋的最外層，僅僅是附帶的、邊緣性的效應。而真正啟動這一震蕩的是處在正中的核心：白蛇與青蛇浪跡于佛教的營銷市場，被視為對佛教宗教統治關系的冒犯，佛教必須立即予以猛烈打擊、報復乃至消滅（白素貞被完全隔離，不妨可以認做消滅的特殊方式，因為她實際上被控制、被掌握、被剝奪了一切公眾展示的權利）。
或許，在佛家的司法者——法海禪師——眼里，白蛇與許仙的結合，既是最殘暴的惡對最無辜的善的糾纏，更是一方機遇，一項挑戰，一座推廣佛門理念的橋梁。我們將要解釋的斗爭則可以理解為：描述雙方力量交互關系所帶來的物質性存在的轉變或者潛在的轉變。以下的描述對于我同樣也是一項挑戰，雖然不一定完整，但也可作為列舉式的明證。
在最表層上，是被分攤的超自然特權。壟斷性權力一經肢解，由絕對性唯一性而獲得的至高無上的唯我獨尊的集體性尊榮以及該集體成員往昔目空一切的自尊感當即消退，從“我們是上帝”到“顧客是上帝”的感覺驟變無異于從天上跌落到人間。
另一方面，超自然力是受市場消費者崇拜的特權，這種崇拜心理源自敬畏、隱性的交換觀念等等，它的必然結果往往具有強烈的物質性，諸如膜拜、上香、供奉等特定的行為符號，甚至還包括殺人獻祭之類的群體性自殘行為（如西門豹的故事所展示的歷史背景）。如若超自然力被瓜分，則無論是物質性還是非物質性的優勢都將分流，對于受損一方來說，無異于入室盜竊。在佛門看來，蛇妖掠奪的正是這種超自然力，亦即各種法術，那自然是不可容忍的了。
在深層里，是佛教教義統治被顛覆的風險。佛教世界由凈土——世俗世界——地獄三者構成，分別對應天堂、人間和地獄。地獄被描繪成懲罰惡人的痛苦集中營，而妖怪則一直以來被刻畫成地獄的掌控者、酷刑的設計師。妖精的形跡現于凡間，本來就是在向教義統治唱反調，佛門僧人自然有斬妖除魔的本分。然而，白素貞冰清玉潔，扶危濟困，廣結善緣，宛如白衣仙子、當世觀音。對于知根知底的法海禪師來說，這不是對佛門的侮辱嗎？不是公開的對抗嗎？不是蓄意的惡毒挑釁嗎？于是，老禪師肩負起不可推卸的重任，毅然決然地投入到這場打擊報復之中。
佛門的行為法則——普度眾生，慈悲為懷，切莫殺生——為老禪師的懲罰權力框定了周界。這種限制，在為本身就不對等的強制性暴力搭建合法性基礎的同時，也無可奈何地發育出另一種絕對對立的權力特征：拓展性。“普度眾生，慈悲為懷”，模糊化而非細節化、整體化而非個體化、似是而非的抽象式話語；“切莫殺生”，諸種懲罰類型中僅僅剔除死刑的排除性表述。這些簡單明了而又華而不實的佛家精神陳述為殘存的刑罰類型，拓展了其存在和活躍的過剩空間。雷峰塔鎮蛇妖便是該過剩空間的運作產品。
具體來說，白素貞被困在法海的缽盂里，缽盂倒扣在地，上面以雷峰塔鎮之。換句話說，老禪師的刑罰選擇是監禁。至于緣由，我將其歸納為一份——權力正義指導下的佛教正義的——刑罰政治經濟學。
政治上，法海顯然達成意圖：教義統治歸復統一，超自然權力重新被壟斷。另外，更為重要的是，選擇監禁，十分符合佛教教義的規定，這就在屏蔽了大多數反對聲浪的同時，進一步正當化了佛教權力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塔鎮儀式，正如福柯所言：“并不是重建正義，而是重振權力”。
經濟上，塔鎮儀式費錢耗時還難以避免倒塌的風險（到1924年真的應驗了），遠不如直接收其法力、打回原形來得簡單經濟，但這只是庸民的想法，權力正義從不是這么純粹。其實，塔鎮儀式建立的是一種象征利潤的精算學。“也就是說，物質資本轉化成其本身能夠再轉化成物質資本的象征資本。”雷峰塔雖然非常昂貴，但與宗教權威被物化、權力被證明、信仰得以鞏固、宗教市場得以擴展相比，稱此種交易行為為低投入高產出的暴利經濟毫不為過。
總而言之，塔鎮儀式是某種關于權力運作的修辭術，將儀式的政治經濟學內涵精心包裝，以權力正義的面目展示在時間與空間的兩個維度上。
佛妖爭斗因塔鎮儀式而塵埃落定，然而，故事尚未結束。隨著關鍵詞“雷峰塔”深入江湖，佛教銷售對象——老百姓——的力量傾向逐漸明朗起來，又一輪的斗爭即將開始。
塔鎮儀式與其說是重建佛教的權威，不如說是權力對權力反對力的遲到懲罰。無論如何，人們不能否認自己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反對力的不正當性。但是，一旦面對絕對暴力肆虐地施加淫威，尤其是在“水漫金山”一節，權力正在撕咬人妖間的親情，權力何嘗不是在撕咬人佛間、人人間的感情！那一刻，淚水已經淹死了正義。社會記憶由此斷裂，平復感情、抑制淚水的感性需要已經掃除了所有理性、所有正義，“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結果是，本該為權力正義搖旗吶喊的民眾，倏然間成了不合作的權力反抗力的第二批。
權力正義是暴力武裝的正義，社會正義是手無寸鐵的正義。從“水漫金山”到“雷峰塔立”，這既是權力正義施展暴力的高潮，也是社會正義對立轉化的高潮。人們從沒有像在旁觀抓捕中感到自己的渺小與孱弱，從沒有這樣深切地感到：在不可以預見的將來，自己或許也有可能受到毫無限制的所謂正義的合法戕害。社會方才看清自己所崇拜的超自然特權慈祥外表下的冷酷無情。人們不禁要發問：“到底什么才是真實的？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于是，社會正義再次與權力正義分道揚鑣。
社會邏輯一般都決定了社會話語，權力固然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駕馭它（比如禪師布道講經），但永遠不能占有它、征服它。我相信白蛇傳之初，故事應該是單調的，是后來的社會邏輯給它添鹽加醋。我甚至可以判斷，不論是現在過去或者將來，白蛇傳更加豐滿的過程也是豐富白素貞善良淑德的品行的過程，這一過程還是社會不斷強化自身邏輯、加大認同的情感投入的過程。
福柯如此看待：“表面上，這是對犯罪的美與崇高的發現。而實際上，這是在肯定，崇高者也有犯罪權利，犯罪甚至成為真正崇高者的獨占特權。”
最后，值得回味的是，故事雖然結束，但相同的社會正義的實踐邏輯還在延續。此時的權力者是玉皇大帝，而受難者卻是法海了。如果雷峰塔倒掉85年后，魯迅先生還在世的話，也許下面我的杜撰，就可能變成《三論雷峰塔的倒掉》的結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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