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達林 ]——(2012-9-12) / 已閱4585次
在社會多元化的調整機制中，法律與道德原本是兩套相輔相成的規范體系，但當道德規范乏力并引發法律糾紛時，圍繞兩者的糾葛就變得錯綜復雜。近年來，在媒體帶著良知沖動的捕捉下，一些道德個案反復被放大，司法對此類案件的介入不斷成為焦點。尤其是在網絡背景下，一些刺激公眾道德神經的案件，激起眾多網民滿腔道德熱血，于網絡空間打造自己的正義江湖，混雜中難免充斥著真假莫辨、是非難分的亂象，給司法系統帶來較大壓力。
面對道德失范帶來的糾紛，正式的法律制度顯得那么笨拙，按照司法客觀規律給出的裁判結果，常常距離公共輿論的期待十萬八千里。實踐中，法官或是恪守法律規則而與道德機制發生沖突，或是屈服道德壓力而與法治戒律相違背，而公共輿論希冀的法律與道德“雙贏”的結果，有時在個別案件中會得到耦合;但絕大多數情況下，司法的結果很難滿足公眾的道德期許，便召來質疑聲聲，道德與司法公信力出現雙重損耗。
在我看來，司法介入道德案件，一開始就容易陷入真相難以還原的困局。法官斷案，雖然講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但此“事實”非彼“事實”，它不能像電影回放那樣去重新再現，而只能立足現有證據予以合理推定。也就是說，司法所認定的事實向來只是建立在證據鏈上的法律事實，而非公眾期待的客觀事實。這便存在兩種假定可能:一是司法基于證據認定的事實符合客觀事實，判決結果自然不存爭議;但道德案件更多的屬于另一種情形，司法機關很難掌握到全部的事實證據，此時根據原被告雙方的證據優勢作出裁判，一旦與之前公共輿論占據的道德制高點相違背，就會發生激烈的沖突。
化解道德案件中的道德與法律沖突，司法尤其需要按邏輯出牌，既不能受到道德壓力而失去客觀中立立場，又不能面對質疑而固步自封、無所作為。合乎邏輯的做法是，準確判斷、合理認定證據材料，嚴格依照證據的證明力標準進行法律推斷，理性分析道德案件的事實真相，在此基礎上公平劃分法律責任;與此同時，還要勇于向社會展示判決的推理邏輯，讓公平正義得到清晰的展現。
遺憾的是，不諳法律內理的普通民眾，總喜歡“以結果論英雄”，在見識了身邊諸多的道德缺失現象后，期待著法律能夠輔助道德“一臂之力”。例如，當我們在搜索引擎中輸入“小偷被追死亡”的關鍵詞時，不斷彈出的案例和網絡評論足以說明，法律在面對道德伸張時更多的是尷尬。這些案例中，追趕者有被判過失致人死亡的，有被判有罪但免予處罰的，也有被判故意殺人罪的，當然也有被判無罪的。但大凡只要是定了罪的，輿論傳播和網絡評論中總少不了“見義勇為難道有錯嗎”之類的質疑，至于案件報道中所并未呈現出的客觀事實，以及被司法消極性所自持的法律事實，道德評判主體則很少關注到，于是留下了一個關于生命權利與見義勇為的道德與法理的無止辨析。
那么，討論這樣的辯題有沒有意義呢?當然有，無論是歷史上的引儒入法，還是現實中的情法并舉，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治理，不可能偏執于一方。只是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系統賴以存系的根本是捍衛法律的尊嚴，而不在于拯救道德的滑落。如果承認這一點，我們關注道德案件的焦點就不再首先是司法結果是否合乎道德期待，而應是法官的判決是否合乎法律邏輯。
在更多時候，法官的判斷是需要建立在嚴格的法律推理基礎上。每個案件都如同是一片“綠葉”，世界上找不到兩片完全一樣的“樹葉”，將“脈絡”不同的案件都貼上“見義勇為”這樣的格式化標簽，忽略案件背后的種種差異，而單純追求道德的伸張，這無異于“飲鴆止渴”，既輔助不了道德，還破壞了法律的原則。而如何將個案中的推理“脈絡”展現出來，乃是一門很重要的司法學問，其中的先決條件，便是必要的司法公開，當判決受到樸素正義感的公眾質疑時，拿出證據鏈條展示判決的嚴密邏輯，就成為化解誤讀與隔膜的關鍵。
當然，在理解公眾道德焦慮的同時，也要求公眾形成理性的司法觀。我們不能因為案件結果合乎最后的事實而歡呼雀躍，也不能以事后真相的發掘而否認當初司法的正當。任何一起案件的裁判，只能立足于當時的證據基礎，即便這是人類理性的局限所在。大眾輿論對司法的評判，不應以“事后諸葛”的心態去否定司法正當，要知道，法治的理性并不是仰仗司法去還原真相，而是強調司法按邏輯規則出牌。在糾結著道德與法律的道路上，借助道德案件理清法治的律條，于傳統觀念中生長出理性思維，也是一種難得的法治教化。這樣，我們才能在法治的道路上找到道德與法律的理性交匯點，最終步入理性的公民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