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華藝 ]——(2012-10-9) / 已閱9136次
【內容摘要】毒品犯罪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和復雜性。近年來,基于打擊毒品犯罪的需要,公安機關在偵查實踐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特情人員進行案件的偵破,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但特情介入作為一種特殊偵查手段,直接影響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被濫用,可能成為侵犯公民權利的危險手段。公訴實踐中毒品特情認定存在確定特情難和排除特情難等問題,而難以排除特情介入案件中往往存在一定的證據缺陷。特情介入毒品案件對量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犯罪既遂與未遂的認定;二是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
販賣毒品案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件的顯著特點,如具有復雜的組織網絡,犯罪人之間的聯系方式隱密、特殊,非法交易各環節具有對抗偵查的一致性,能夠作為重要物證的毒品以極快的速度在非法交易的各個環節流通,等等。因此,使用傳統的案件偵破手段,對已然發生的販毒案件難以破獲,即使能夠抓獲犯罪嫌疑人,也會因不能查獲相關罪證而難以對其定罪處罰。相比普通的偵查手段,特情介入手段的運用,具有信息靈通,打擊準確,獲取證據及時等明顯的優勢,能夠收到普通方法難以達到的破案效果。司法實踐證明,特情介入手段作為一種比較符合毒品犯罪特點的有效打擊手段,目前已經成為公安機關打擊毒品犯罪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但由于公安機關在特情的使用、管理等方面尚不規范,導致公訴部門辦理案件中審查難、量刑難等問題比較突出。
一、“特情”和“刑事特情”的概念
特情是指我國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內部對執行特殊任務的秘密情報人員的通稱;公安機關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中的特情叫刑事特情,刑事特情是指由公安機關刑事偵查部門領導指揮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動情報、進行專案偵查、發現和控制犯罪活動的一支秘密力量。
毒品犯罪案件是常見的刑事案件之一,但毒品犯罪案件與其他案件具有不同特點,就是毒品犯罪案件具有隱蔽性,沒有明顯被害人,通過被害人和其他人的控告、舉報等傳統途徑,難以有效抑制犯罪,用一般偵查方法,往往難以完成偵查任務,因此,運用特情偵破毒品案件是必不可少也是最有效打擊毒品犯罪的手段。
二、公訴實踐中“特情”認定存在的問題
某市兩級檢察機關辦理的認為可能涉及特情介入的案件中,只有一件屬于公安機關確認的特情案件,即羅某某販賣毒品案,其他涉嫌存在特情介入的案件,公安機關均稱沒有特情介入。我們在審查特情案件的過程中,發現該類案件主要存在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確定特情難。根據公安部1984年制定的《刑事特情偵查工作細則》規定,在建立特情前必須對擬建的特情進行考察,在考察通過后建立特情檔案,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后正式成為刑事特情,但該市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被確定為特情的均沒有建立特情檔案,程序不規范,容易使公訴人、法官在確認是否有特情介入時產生懷疑。如羅某某販賣毒品案,羅某某得知其以前認識的廣東三水廖某某有“搖頭丸”賣,想叫其在某市找銷路,便告知在公安做臨時工的吳仔,在公安局領導的安排下,由吳仔假買主與廖某某接洽,2001年7月25日,廖某某從廣州一個花名叫阿牛手中要到搖頭丸9包共550粒,重247.5克于11點鐘到達該市,在該市某酒店入住后即與吳仔聯系準備銷售,下午二時左右被公安人員當場人贓俱獲。本案審查中檢察機關的承辦人提出應追究羅某某的刑事責任,公安機關稱羅某某是特情,檢察機關的承辦人要求公安機關提供相關的證明材料,但公安機關沒有提供相關的特情檔案,所以檢察機關一直要求追究羅某某的刑事責任。2009年,羅某某因盜竊被刑事拘留,偵查員訊問查明羅某某曾參與2001年7月25日與廖某某販賣毒品并潛逃至今,被欽南區人民檢察院以販賣毒品罪和盜竊罪批準逮捕,審查起訴階段,辦案人員通過審訊羅某某,發現羅某某販毒案有特情問題,要求公安機關說明原因,公安機關又出據證明證實2001年公安機關偵查廖某某販賣毒品案的過程中,是使用特情羅某某破獲的,因當時接到特情信息較急,承辦人沒有及時按規定填表,但已經向緝毒大隊長及主管副局長請示并得到同意后才使用羅某某作為本案特情使用,特情的使用和掌控完全由緝毒偵查員安排,沒有違反特情的有關規定,至于羅某某訊問筆錄未加以說明的原因屬偵查員使用特情工作的疏漏。最后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盡管公安機關在羅某某是否為特情的問題上手續不完備,但公安機關的證明內容和羅某某的供述一致,最后檢察機關認定羅某某的販毒行為不構成犯罪。
(二)排除特情難。近年來,某市兩級檢察機關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中,相當一部分案件存在特情介入嫌疑,因為這些案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犯罪嫌疑人剛進入收費站、汽車站等特定或約定地點,在尚未進行毒品交易或準備進行毒品交易時即被抓獲,當場從其衣物中搜出毒品。如唐某某在2011年9月26受“北仔”的指使,為“北仔”從玉林接取毒品并攜帶至該市,當唐某某駕車到達蘭海高速公路該市路段時,被公安機關攔截,并當場從其轎車的駕駛座位上查獲毒品200克。某院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中,受“北仔”指使的運輸毒品的犯罪共三起之多,甚至有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沒有進入某市境內時即被抓獲,如唐某某運輸毒品案,2011年12月2日,犯罪嫌疑人唐某某按“北仔”的吩咐開“北仔”交給他的小車到憑祥購買了348克海洛因后帶回該市,12月4日凌晨5時許回到南寧吳圩收費站時被該市的公安人員守候查獲。我們認為,這些案件,存在特情介入的嫌疑很大,如果沒有特情介入,毒品犯罪具有相對的隱蔽性,正常情況下,難以如此輕易人贓俱獲,但公安機關均不承認有特情介入。公安機關不承認使用了特情,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特情介入手段是一種隱蔽手段,使用特情偵查具有較大的危害風險,如防止販毒分子的打擊報復,我國目前對這一方面缺乏有效的保護措施;二是地方保密制度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一個刑事案件的訴訟需要經過公安機關的偵查、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和人民法院審理判決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檢、法的辦案人員和辯護律師甚至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都有機會接觸案件,很難確保特情問題不被泄密,而且一旦泄密,也難以查清是誰泄密,這就很難保證特情人員能避免受到打擊報復。因此,對一些有特情嫌疑的案件,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為了避免泄密引起的種種不良后果,出于對特情人員的保護,不承認有特情介入,使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辦案人員對特情的判斷,陷入無法確定和無法排除的兩難之中,難以避免出現對毒品犯罪分子判決懲罰時的司法不公。
三、“特情介入”案件中的證據缺陷
難以排除特情介入案件中的證據缺陷,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否有特情介入的問題難以查清。導致無法查清是否有特情介入在形式上表現有二:一是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中,破案經過一般都寫是根據群眾舉報,掌握到案件線索,然后根據案件線索去伏擊守候,將犯罪嫌疑人抓獲,最后破案。但是,是何人舉報,舉報人的情況如何,沒有相關的證據證實,而偵查人員往往回避這一問題,稱不知舉報人的情況或者稱找不到舉報人。二是案件中除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未能抓獲其上線或下線,由于公安機關的不配合,難以查清是否有特情介入。
(二)特情介入的案件所收集的證據或不能排除特情介入的案件所收集的證據,有非法證據的嫌疑,容易引起爭議。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币蛱厍榻槿肴〉玫淖C據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可能,即特情介入取得的證據可能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以引誘方法收集的證據,同時,《最高法院關于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稱《座談會紀要》)(三)關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誘犯罪問題中也明確指出,特情介入的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屬于被使用的特情未嚴格遵守有關規定的行為,因此,無論特情是否介入,只要無法排除有特情介入的嫌疑,辯護律師往往提出,誘惑偵查手段的使用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所收集的證據屬于違法收集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并以此提出無罪辯護意見,盡管《座談會紀要》規定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情況可以從寬處理,承認通過此途徑收集的證據的合法性,但這種與刑事訴訟法相沖突的規定最終難以洗脫非法證據的嫌疑,容易引起爭議。
(三)通過技偵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在訴訟中難以轉換。
特情介入和技偵手段是破獲毒品犯罪案件的主要手段,兩者往往互相交織在一起,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前,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賦予技術偵查手段取得的材料以證據地位,故通過技偵手段取得的錄音、錄像等材料不能在法庭上出示,不能在庭上質證,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此必須轉化為法定的證據形式才能作為證據,通過技偵手段取得的材料轉化為證據的主要形式是轉化為犯罪嫌疑人口供,并根據其口供收集其他證據,但一旦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就無法轉化為證據,也不能進一步收集其他證據,影響案件事實的認定。
四、公訴實踐中“特情介入”案件對量刑的影響
公訴實踐中,在不能確定也無法排除特情的情況下,毒品犯罪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主要碰到如下幾個影響量刑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往往影響案件的量刑,以至影響到案件的公正處理:
(一)犯罪既遂與未遂對量刑的影響
在不能確定也無法排除特情的情況下,辯護人往往提出屬于特情引誘犯罪,犯罪嫌疑人實施的該起毒品犯罪是公安機關利用特情引誘破獲的,其犯罪行為處在公安機關的掌控之中,涉案毒品不會實際完成交易和流入社會造成危害,且客觀上,在其尚未進行毒品交易時即被等候的公安民警抓獲,應當認定為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由于無法排除特情介入的合理懷疑,但又無充分的證據證實屬于特情介入,因此審判人員很難作出決擇。
(二)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對量刑的影響
特情介入的案件中,犯罪既遂、未遂問題與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對于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座談會紀要》“關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誘犯罪問題”規定:運用特情在介入偵破案件中有對他人進行實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情況。“犯意引誘”是指行為人本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對具有這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皵盗恳T”是指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可判處死刑數量的毒品犯罪。對具有此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即使超過判處死刑的毒品數量標準,一般也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無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余地。由于不能確定也無法排除特情介入的合理懷疑,《座談會紀要》只規定了對無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余地,但對不需要判處死刑的案件,《座談會紀要》沒有明確規定,審判人員一般采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從輕處罰。故由于是否有特情介入無法查清,存在可能屬于特情介入而沒有認定為特情介入,或者不屬于特情介入而認定為特情介入的情況,無法確保法院裁判的公正。
五、“特情”案件對策思考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此次修改內容,增加了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其中,第一百四十八條明確技術偵查范圍,規定重大毒品犯罪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
此次修改內容,至少解決了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通過技偵手段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問題;二是我國長期以來,特情介入偵查無法律依據的問題,并規定了特情介入的程序是必須經過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增加了保護特情人員的措施;三是明確規定,不得誘使他人犯罪。解決了長期以來法律界對“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爭議。但是對特情人員的條件、范圍、對特情人員的監督等未作出具體規定,為了解決毒品犯罪案件中特情介入存在的各種問題,有力地打擊毒品犯罪,進一步維護司法公正,建議加強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據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規定,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特情偵查制度,將特情偵查適用的案件范圍、程序,特情人員的條件、范圍、審批程序、對特情人員的監督等作出明確的規定。二是公、檢、法三機關應進一步加強聯系、配合和溝通,對毒品案件中特情介入的問題達成共識,形成合力,有力地打擊犯罪,共同維護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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