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佩華 ]——(2012-10-18) / 已閱5359次
偵查機關引入財產刑執行主體結構的法理思考
◇ 許佩華 李曇靜
財產刑執行案件執行標的到位率更低于民事執行案件。2011年，廣東法院民事執行標的到位率為55.26%，財產刑執行案件執行標的到位率平均約30%，有的法院不到10%。刑罰執行的低效率，嚴重損害刑法的嚴肅性，對貫徹黨和國家的刑事政策，對打擊和預防犯罪極為不利。筆者認為，將偵查機關引入財產刑執行主體結構，是破解財產刑執行難的根本出路。
一、將偵查機關引入財產刑執行主體結構的法理依據
為有效解決財產刑執行難，必須讓國家這個隱性主體變為顯性主體，以法律形式確立偵查機關代表國家行使申請執行權的法律地位，并賦予偵查機關調查、控制財產的權力。偵查機關引入財產刑執行主體結構以后，該結構模式將從原來的“法院——檢察院——被執行人”的三極結構，變構為“法院——檢察院——偵查機關——被執行人”組成的四極結構。偵查機關代表國家行使申請執行權；法院為執行機關；檢察機關行使對財產刑執行的監督權，監督偵查機關和執行法院合法行使權力；被執行人和利害關系人認為偵查機關查封、扣押、凍結的行為或執行法院處置財產的行為違法，侵害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請求檢察機關糾正。將位于刑事訴訟程序始端、財產調查能力充沛的偵查機關引入財產刑執行法律關系，成為主體一極，既可在偵查階段及時發現和控制犯罪嫌疑人的財產（實施財產保全），不致被轉讓、轉移、隱匿而流失，又可以行使申請執行人的監督權利，使執行機關勤勉和合法，從而提高財產刑執行的實際到位率。
（一）法理基礎：公法債權論。
對于財產刑的性質，主要有“懲罰權說”和“公法債權說”兩種理論。“懲罰權說”認為，財產刑的目的是使犯罪人遭受剝奪金錢的痛苦，同時體現國家對犯罪人的否定性的道德、政治評價。“公法債權說”認為，財產刑的內容表現為一方當事人有請求對方當事人給付的權利，對方當事人則有給付的義務。“懲罰權說”強調刑罰中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性，忽視了被懲罰者的正當權利，不利于刑罰功能的真正實現。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財產刑執行主體三極結構模式，正是在法的懲罰功能理念基礎上構筑起來的。財產刑就其所屬法的部門來說是刑罰的一種，其終極目的是懲罰犯罪人，使被犯罪行為破壞了的社會秩序回復原態，并在滿足人們報復欲望的同時，維護集體認同的道德價值體系。但刑罰關系也是一種權利義務關系，國家須站在法主體的地位去服從法律。不少學者認為，公法債權與私法債權具有同質性，財產刑的執行權可視為公法債權的收取權。從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情況看，公法債權的執行，廣義上屬于債權實現的一種，一般準用民事強制執行法的規定。
在現代法治國家，“公法債權說”被普遍認同。按照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等啟蒙思想家奠基的“社會契約論”，政府管理社會的權力，來源于公民和作為公共機構的政府簽訂的轉讓保護人身和財產權利的契約。犯罪人違反其與政府簽訂的遵守法令的契約而負有償還債務的義務，給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破壞，國家和政府代表所有公民收取該公法債權，而接受懲罰是犯罪人必須忍受的結果。懲罰也是“強制索取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補償的一種方式”。把刑罰關系看做是特殊的契約關系，“對嫌疑犯的監禁類似于對負債人的監禁”、“坐牢的人是在‘還債’”。公法債權并不排斥私法的調整。運用私法方法對公法債權進行保護，使私法精神不斷向公法滲透，私法的自由、平等、人權的精神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公法領域中。因此，公法債權以私法保護，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有利于公法上債權的實現，有利于法治國家的建設。
（二）域外法例考查。
關于財產刑執行的主體，域外存在四種類型。一是法院執行型，為大多數國家所采用。如《西班牙刑法典》第90條規定：“被判罰金者，應于判決后，或判決后15天內向法院完納。如果被判罰金者缺乏資金，法院得允許其分期付款，其數額及日期可視犯罪之情況決定之。”美國模范刑法典規定，法院通知被判罰金者繳納罰金，如不繳納，法院可簽發傳票或逮捕證。二是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執行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90條規定，罰金、罰款、沒收、追征、罰鍰等，應當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三是檢察官執行為主法院執行為輔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470條規定，罰金裁判，依檢察官命令執行，但裁判宣示后，經受裁判人同意，而檢察官不在場者，由推事當場指揮執行。四是稅務機關執行型。如《希臘刑事訴訟法典》第553條規定，稅收征集工作人員負責執行罰金刑，有權決定使用何種強制措施，查封財物。
上述域外刑事訴訟法的財產刑執行主體結構模式，似乎都是兩極結構，即執行機關——被裁判罰金人，無申請執行程序，也無監督程序規范。但上述國家和地區大多建立了在訴訟階段對被告人財產保全制度。如《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316條第1款規定，如果確有理由認為即將支付財產刑、訴訟費或其他應向國庫繳納的款項缺乏保障，公訴人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要求對被告人的動產、不動產等歸屬于他的錢財實行保全性扣押；《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32條第1款規定，對在本法效力區域內無固定居所或者無住所的，有重大的犯罪嫌疑被指控人，可以責令其對可能的罰金、程序費用提供適當的擔保。同時，規定法庭有調查犯罪者支付能力的義務。如英國在1991年法案之前，要求法庭對犯罪者的支付能力進行調查，罰金的數目必須反映罪行的嚴重性。此外，在刑事實體法上，建立了罰金刑易科制度、罰金刑緩刑制度和罰金刑減刑制度。社會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基礎，公民法律意識較強，加上較為完善的刑事司法制度，因此，其簡明的財產刑執行兩極結構模式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反觀我國，刑事訴訟階段沒有財產保全制度，案件審理中法官沒有調查被告人財產狀況的義務，判決罰金的數目常遠遠超出被告人的支付能力，財產刑執行不能嚴重制約財產刑罰的目的的實現。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域外法，而應該立足于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程度尚低，公民法律意識不強，司法權威不足，社會誠信體系未建立，公民財產狀況未能定向透明的具體國情，將掌握強大調查能力的偵查機關納入財產刑執行的主體結構中來，才能切實提高實際到位率。
二、偵查機關成為財產刑執行主體的制度保障
將偵查機關引入財產刑執行主體結構，應該以法律形式確立偵查機關的申請執行人地位，并賦予其財產查控權力。
第一，確立偵查機關的申請執行人地位。修改刑事訴訟法，確立由偵查機關代表國家在財產刑執行中行使申請執行的權利（權力）。
第二，賦予偵查機關財產查控權力。為了避免公權力過深過濫侵入私法領域，不能在刑事訴訟法中直接賦予偵查機關調查、控制公民財產的職權，也不宜由檢察院簽署財產查控命令，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必須超然于刑事偵查、審判和刑罰執行等業務，保證監督的公正性。偵查階段查控犯罪嫌疑人財產，其法律性質應歸屬于財產保全。可以借鑒意大利的保全性扣押制度，建立中國特色的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偵查機關在偵查、起訴和審理階段，對依法可能判處財產刑的案件，應當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財產查控命令，查封財產的價值數額由人民法院根據可能判處財產刑的數額確定。
第三，建立公、檢、法協調配合新機制。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申請人民法院簽發財產保全命令，受理申請的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審查，符合法定條件的，作出準予采取財產查控措施的決定書。在申請執行的同時，向執行法院移送被控制的財產。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后，財產刑法律文書在送達被告人的同時，送達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偵查機關依生效法律文書向第一審人民法院申請執行。查封期限適用民事執行有關規定，查封期限屆至而未接到人民法院送達刑事判決書的，及時申請續封。檢察機關應統一財產刑執行監督機構，規范監督程序。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