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翠龍 ]——(2012-10-25) / 已閱11203次
摘要：辯護律師制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科學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標尺，是一個國家法制化程度的重要體現。因此，保障辯護律師的權利是現代化法制國家的必然要求。但在實踐中，律師的權利受到了很大的考驗，存在著很多問題，如會見難、取保難、閱卷難等。本研究作者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國家應當通過修改律師法來進一步明確和保障律師權利。
辯護律師制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科學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標尺，是一個國家法制化程度的重要體現，因此保障辯護律師的權利是現代化法制國家的必然要求。但在實踐中，律師的權利受到了很大的考驗，存在著很多問題，如會見難、取保難、閱卷難等。針對這些問題，國家通過修改律師法來進一步明確和保障律師權利，我相信隨著法制的進一步健全，這些問題終會解決的。現代刑事訴訟，在控審分離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權的基礎上，控辯審三種基本職能共存。其中辯護職能尤其重要，其既是訴訟民主、文明的體現，也是人權保障的要求。可以說，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關系到被告人合法權益的維護狀況和我國的法治化進程。接下來我們將從三方面來探討辯護律師權利保障的必要性。
一、首先它是人權保障的基礎
“現在刑事訴訟正是在保護人權的旗幟下，將增強辯護職能作為刑事訴訟的改革目標”。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理念的核心是辯護權利的保障，即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辯護人的權利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關鍵是保障其辯護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發揮辯護職能的最核心的權利載體就是辯護權，離開辯護權，辯護職能將無從談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知識和經驗的欠缺，以及人身自由的受限根本無法有效的行使自己辯護的權利。實踐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大多是由辯護律師輔助完成的，辯護律師在刑事辯護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保障辯護律師的權利就成為人權保障的基礎。
二、它是現代國家民主與政治的必然要求
刑事辯護制度發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現代各國的一種先進的法律制度，對人的尊嚴給予平等的尊重和保護是刑事辯護制度內含的文化主題，缺乏辯護以及忽略辯護律師權利保障的法律必然是專制的法律。我國加入WTO后，將會有更多的國際貿易糾紛或涉外刑事案件要在中國通過司法程序予以解決。但是，中國目前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現狀使得被控人很難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這勢必會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因此，要對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予以高度重視，以應對刑事辯護面臨的入世挑戰。
以上是對辯護律師權利保障必要性的闡述。那么，我國目前律師權利保障中到底存在著哪些具體需要解決的問題呢?
1、會見權難以落實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但偵查機關往往利用強大的職權為律師會見設置種種障礙，具體表現為：一、不論案件是否涉及國家秘密，會見都要經過偵查機關批準或變相批準。二是對一般案件也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會見。三是不及時安排會見，以種種理由拖延安排會見時間。四是限制會見的談話內容。五是雖然律師法規定在會見當事人時不被監聽，但多數情況偵查人員會在場。
2、問卷難
一些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移交給法院的卷宗中，只有證據目錄，沒有原始證據或復印件，律師查閱與案件有關的資料，往往受到檢察機關的種種限制。有的不讓律師查閱證據和訴訟文書的事實部分，有的只給看鑒定結論不讓看技術鑒定材料，有的對律師閱卷的場所和時間作不必要的限制，使律師無法正常閱卷，更沒有條件進行必要的摘記，還有的規定不論律師是否復印材料，只要閱卷就要收費。
3、調查取證難
《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款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人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第2款規定：“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從刑事上看，律師有調查取證權，但事實上這種調查取證權很不完全。首先，律師在向無利害關系的證人調查時必須在征得證人同意后方可進行；其次。律師在向有利害關系的被害人及其一方證人調查時要受到雙重限制，既要經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許可，又要經被害人或其親近親屬的同意；三是律師的申請權，當證人不同意提供證據時，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是否收集調查證據決定權在于檢察院、法院，如果“兩院”不同意代律師調查取證，那么律師也毫無辦法。
為什么會出現以上這些問題呢？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這也是為我們解決上述問題提供前提基礎。
在我國，辯護律師無論就其行業發揮的社會功能，還是其個人的社會地位，與法治國家有明顯差別。由于辯護律師地位不高，又由于辯護律師業務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導致律師的人身權和人格權受到非法侵害的情況屢見不鮮。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有關司法人員存在的權利意識及傳統訴訟觀念，也是導致律師遭受歧視和迫害的重要原因。
近幾年，打擊、迫害辯護律師、干擾、阻撓辯護律師依法履行職責；公開將辯護律師驅逐法庭；非法綁架、拘禁辯護律師，侮辱陷害、誹謗辯護律師；甚至抄家、毆打辯護律師等侵害律師人身權、人格權的惡性事件，在我國時有可見。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事件發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時處理，辯護律師的權力維護有苦難言。
雖然目前的《律師法》及《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一些律師的權利，但刑事辯護律師權利保障進展不大。如新《刑法》第306條對律師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偽證予以規定。在該條規定：“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對辯護律師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和隱患。然而，很多情況下，律師被偵查機關以“引誘”證人改變證言，并使律師身陷囫圇，被無端的定罪量刑。法律的不健全導致很多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慘遭非法追究。
上述這些直接導致了我國律師地位低下，人格不受尊重等情況，這其中尤其以刑事訴訟中的辯護律師權利保障狀況令人堪憂。無論是辯護律師自身權利的保障，還是訴訟權利保障，都與辯護律師依法履行其辯護職責不相適應，嚴重削弱了辯護律師的作用，阻礙了律師制度的健全和發展。因此，切實提高辯護律師的社會地位，強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設進程，就應該充分地賦予保障辯護律師的權利。
在對產生問題進行分析后，我們就要針對這些問題來解決。我國辯護律師權利保障機制需完善已是刻不容緩，而權利的不當限制不僅損害了辯護律師的合法權益，更會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得不到切實有效的保障，引發人們對司法公正的懷疑。但在我國根據法制進程，刑事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狀況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時日。因此，要在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下來完善我國辯護律師權利保障機制。要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就必須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而要想發揮辯護律師的作用，就必須保障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
完善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保障首先要明確辯護律師的辯護人身份。由于偵查機關對辯護律師設置種種障礙或橫加阻撓，辯護律師得不到其應具的作用。因此，應將《刑事訴訟法》第96條取消并修改更改成辯護律師身份的條文。其次是對會見權，通信權的保障。應設定公安司法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義務，在立法上應強調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起，公安司法人員就負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在對會見的時間和條件上應予以保障。再次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的保障。（1）在調查取證方面，應賦予辯護律師請求法院授予調查權。《律師法》第31條和《刑訴法》第37條對律師的調查權予以規定，但較之前的《律師暫行條列》第7條，這是我國立法的倒退。因此，律師法和刑訴法明確規定，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是建立在司法機關和證人同意許可的基礎之上的。我認為，立法上這種限制性規定必須予以修改或取消，立法應當賦予辯護律師根據實際案件需要請求法院授權調查權利。（2）在閱卷方面，應當建立證據開示制度，包括兩方面：一是預告提供信息的義務，即檢察官應向辯護方公開示其將要在法庭審理中作為控訴依據而適用的全部證據，二是開啟義務，即檢察官有義務使辯護方獲得其不打算在審判過程中使用的任何相關材料。最后要設定辯護律師的在場權。辯護律師的在場權，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普遍存在于各國的刑事訴訟之中，這里所說的在場，主要是指律師在犯罪嫌疑人受到偵訊人員訊問時的在場。辯護律師的在場權，在刑事訴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功能，它不僅可以有效防止偵查人員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抑制非法偵查，而且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及時行使，保持程序的訴訟構造，增強程序的透明度，維護程序的正當性和權威性，都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正因為如此，現代各國刑事訴訟法或判例，多數都承認了辯護律師的在場權。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辯護律師的在場權，是立法上的一個重大缺陷。我國司法實踐中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現象，難說與此無關。從抑制違法偵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維護程序公正的角度講，確立辯護律師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的在場權是十分必要的。建議對刑事訴訟法進行再修改時明確規定辯護律師的在場權，同時規定在律師未在場的情況下，偵查人員不得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訊問所得為非法證據不得予以采信。當然，確立辯護律師的在場權，可以根據訊問的緊急性設立若干例外。譬如，對于共同犯罪人在逃的，需要解救人質的，需要立即查找危險品等，由于情況緊急，訊問的進行可以不必等待律師到場，但應通知其辯護律師。
在保護辯護律師訴訟權利的同時，我們不應忽略辯護律師人身權利的保障。在辯護律師人身權利保障方面，我們首先應賦予辯護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刑事辯護豁免權是指辯護律師依法行使辯護職能時，所發表的辯護言論享有不受法律追求的權利。雖然在訴訟中已規定，但這并沒有得到切實的實施，因辯護言論遭法律追究的不在少數，在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所發表的言論，無論哪個司法機關，無論庭審內外，無論書面或口頭，只要該言論系辯護律師對案件而發表，都不應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設立辯護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實為辯護律師抵御執業風險，履行辯護職責所必需，其次拒絕扣押及限制搜查權。扣押和搜查是偵查機關常用的偵查手段，由于律師職業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許多國家法律規定，除非有證據表明辯護律師有隱匿被告人犯罪證據的重大的嫌疑，不得因律師參與該案的刑事辯護而對其辦公場所和住宅進行搜查。如確有必要，須依特別程序進行并且賦予律師拒絕扣押書證，物證的權利，我國法律賦予律師這一權利。這不僅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違背，而且也背離了律師職業保密性的內在要求。
辯護律師權利保障機制的完善與否直接關系到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之一—保障人格。加強對人權的保護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國際上的發展趨勢，具體到刑事訴訟中，主要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地實現主要是通過辯護律師來完成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并完善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才能更好地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雖然我們對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保障進行了一些探討，但還有一些問題尚未涉及到。如關于偵查階段賦予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會見時賦予辯護律師錄音，錄像權。建立證據展示制度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
加強對人權的保護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國際上的發展趨勢。具體到刑事訴訟中，主要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地實現主要是通過辯護律師來完成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并完善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才能更好地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文中對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保障進行了一些探討，但還有一些問題尚未涉及到，如關于偵查階段賦予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會見時賦予辯護律師錄音、錄像權，建立證據展示制度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法學工作者進一步思考。
參考文獻：
[1] 徐靜村陳光中江偉.律師辯護有待解決的幾個問題[C].陳光中,江偉.訴訟法論叢(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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