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素珍 ]——(2012-11-8) / 已閱7594次
逮捕必要性審查及其工作機制研究
景縣人民檢察院 楊素珍
摘要：審查逮捕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的法律監督職能。在司法實踐中，以捕代偵、忽視逮捕必要性條件的情況大量存在。檢察機關在辦理審查逮捕案件中，應重視和保障人權，將逮捕必要性審查作為重點。本文擬從逮捕必要性審查的內涵以及存在的意義的入手，探討當前逮捕必要性審查存在的問題，提出幾點完善逮捕必要性審查的做法。
關鍵詞：逮捕必要性、內涵、審查、問題、做法
審查逮捕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的法律監督職能，是刑事訴訟中的及其重要環節，也是最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在司法實踐中，很多辦案人員往往把逮捕放在“構罪即捕”的層面，以捕代偵的情況大量存在，忽視了逮捕必要性條件，忽視了對公民人權的保障，與目前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違背。因此，在推進我國法治進程中，檢察機關在辦理審查逮捕案件中，要重視和保障人權，轉變構罪即捕的觀念勢在必行，將逮捕必要性審查作為重點，嚴格審查逮捕必要性。筆者試從以下幾方面對當前逮捕必要性審查工作略疏己見。
一、 逮捕必要性的內涵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條件一般總結為證據條件、刑罰條件和必要性條件,它們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證據條件、刑罰條件是前提,必要性條件是關鍵,是對前兩個條件的制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的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逮捕需要具備三項條件：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有逮捕必要。在使用逮捕的三項條件中，前兩項條件比較明確具體，具有較強的客觀性，第三項條件則比較模糊、缺乏客觀標準，即所謂的逮捕必要性條件。該逮捕必要性規定沒有解釋社會危害性的內涵，也沒有提供判斷社會危險性的具體標準，不具有司法操作性。新刑事訴訟法對司法實踐中存在問題較多的必要性條件作了修改,在修改后刑訴法第七十九條規定，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以下五中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一是可能實施新的犯罪；二是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三是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四是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五是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判斷逮捕必要性的關鍵因素是社會危險性，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具有妨礙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危險和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改后的刑訴法對逮捕條件做了進一步細化，遵從了無逮捕必要推定原則和強制措施的比例原則，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條件的可操作性，減少了司法權利的濫用。
二、 逮捕必要性審查的意義
逮捕必要性審查主要包括：明確逮捕必要性條件的規定，犯罪案件中常見的有逮捕必要和無逮捕必要情形，明確需進行逮捕必要性證明的案件范圍、逮捕必要性證據的內容以及逮捕必要性的標準，逮捕必要性論證說理等方面，確保這些方面可以得到圓滿完成。通過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司法審查機制，來體現決定逮捕過程的程序正當性。
逮捕審查制度的本源是保護人權，對各類嚴重刑事犯罪，確有逮捕必要的，就要嚴厲打擊，而對一些輕微刑事犯罪，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社會危險性不大的，確無逮捕必要性的，慎用逮捕措施，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嚴格控制逮捕，慎用逮捕措施，盡可能的少捕，在程序上給予保障措施，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
三、 當前司法實踐中逮捕必要性審查存在的問題
第一、對逮捕必要性的界定模糊。我國立法對“逮捕必要性”未具體明確。即使改后的刑訴法對可能性作出一定的具體性界定，但是在實踐中把握和界定這個必要性仍然很模糊，不易操作，使各偵查部門在逮捕標準上產生分歧，不易達成一致，不易準確、統一性的把握社會危險性的標準。根據改后的刑訴法的規定，任何一個犯罪嫌疑人都有逮捕的必要，因為根據日常經驗和趨利避害的本能，任何一個犯罪嫌疑人都有實施新的犯罪等五種行為的可能，盡管可能性有大有小，因人因案而異，但誰也不能說一個犯罪嫌疑人絕對沒有實施這五種行為的可能。
第二、將逮捕功能地位被認定為單一的懲罰和追究責任。在司法實踐中，逮捕措施懲罰犯罪、保障訴訟的功能被擴大，很多同志習慣于將逮捕把握在“夠罪即捕”的層面，比較普遍地忽視逮捕必要性條件，使得逮捕功能定位為單一的懲罰和追究責任。輕罪案件逮捕率比例較高，實踐中公安機關往往將逮捕的必要性功能異化為以捕代偵、保障偵查順利進行的手段，為了提高偵查效率，希望盡可能多的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這與司法保障人權的發展趨勢不相符。過分的強調以暴制暴，單方面過重的強調符合法律的規定，而忽視了對社會效果的考慮，對犯罪嫌疑人改造的措施被忽略掉，沒有達到逮捕必要性反映的良好的社會效果。
第三、逮捕審查程序缺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查逮捕程序傾向行政化，審查批捕工作多數通過書面材料的方式進行，使得審查逮捕缺乏必要的程序正義。但是在實踐辦案中，公安機關在偵查中很少就逮捕必要性進行偵查，一般是盡可能多的收集夠罪證據，而忽視對逮捕必要性證據的收集。一些檢察機關辦案人員也是過于重視夠罪證據的審查，而忽視在審查環節中對逮捕“必要性”證據的審查，未能很好的考慮逮捕必要性問題。為此新刑事訴訟法為改變明確增加審查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同時賦予證人等訴訟參與人以及辯護律師等參與審查逮捕程序的權利。這一規定對于保證逮捕適用的準確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有重要的意義。
四、完善逮捕必要性審查的做法
在辦理審查逮捕案件中，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可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將“慎捕”作為辦理逮捕案件的指導原則。在辦理案件中，應將是否具有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可能性作為審查逮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將夠罪即捕的觀念提出，形成慎捕思維。新刑訴法第六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以取保候審。這體現出我國審查逮捕機制從法律到上將取保候審的功能定位于權利保障。修改后的刑訴法第72條規定了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監視居住的適用對象得到了擴大，在其人權和工作辦法都已經得到法律認可和保障的情況下，辦案人員在逮捕必要性審查中應該積極考慮到可以適用監視居住的情形，降低適用逮捕。將慎捕思維貫徹始終，將會改變我國審判前階段的羈押率居高不下的客觀事實。
第二，強化逮捕必要性標準。公檢法司應統一對逮捕必要性的適用認識、使用范圍、使用標準的操作問題進行界定，使相關規定更加明確、具體，便于操作。可以建立量化評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機制，對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害性進行評估并以適當的方法進行量化，根據量化結果對逮捕必要性進行評判，以起到逮捕必要性條件具體化的效果，判定有無社會危險性及社會危險性是否嚴重，以在控制逮捕率方面發揮功效。
第三、完善逮捕必要性證明機制。逮捕必要性證明機制，是指偵查機關在提請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時，不僅要在《提請批準逮捕書》中有逮捕必要性的情況說明，還要提供證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證據材料。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要對《提請批準逮捕書》及案卷材料中逮捕的三個條件是否齊備進行復核、審查，在構成犯罪的前提下，對逮捕必要性進行重點審查論證，并將論證的理由在《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中詳細寫明。但實際中，偵查機關往往只是準備是否構成犯罪的論證材料，之后簡單的說明有逮捕必要，這也不利于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必要性工作的開展。因此要加強檢察機關的溝通，更要建議公安機關制定程序性規范文件格式，就逮捕必要性的情況說明單獨列表，制作法律文書，附上證據材料，才可以將逮捕必要性證明機制有效的運用實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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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龔培華 陳柏新，建立量化評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機制的思考，人民檢察，201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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