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海燕 ]——(2012-12-19) / 已閱9578次
案情簡介
2008年9月,甲公司為乙公司等被保險人簽發了保險單,在承保內容中明確“偷盜、提貨不全、提貨不著”屬承保風險,但“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的故意行為”屬免責風險。
2008年9月至10月,乙公司在承運案外人丙公司貨物時因乙公司工作人員偷盜,貨物多次發生短缺。同年10月29日,乙公司向甲公司發出出險通知書,請求其啟動理賠程序,甲公司認為乙公司所受損失系因該公司員工職務侵占所致,屬于雙方約定的“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的故意行為”免賠的范圍,拒絕理賠。
2008年11月,乙公司向丙公司作出賠償。2009年3月,乙公司提起訴訟,要求甲公司賠償保險事故損失二十二萬余元。
案例選送: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訴爭焦點
一、系爭保險單中免責條款是否屬格式條款；二、免責風險“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的故意行為”應作何解釋?
法院判決
一審判決:甲公司支付乙公司保險金人民幣二十萬余元。
二審判決:駁回甲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
再審判決:撤銷原一、二審判決,駁回乙公司的訴訟請求。
判案分析
一、關于保險合同中格式條款的判斷。通常情況下,保險合同是一種格式合同,合同的基本條款及投保單和保險單的主要文字均由保險人事先擬制。但無法據此認定,保險合同內的所有條款都是格式條款。一般來說,格式條款是指合同一方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的,且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定型化合同條款。格式條款具有以下特征:文本由一方當事人預先提供；內容具有不可協商性；條款提供人在訂約時處于優勢地位；條款具有重復使用性。
本案中,系爭免責條款出現于甲公司出具的保險單中,乙公司在該保單上加蓋了公章,在明細表中“國內貨物承運人責任綜合保險+國內水路、陸路貨物運輸綜合協議”的“同意方案”前打鉤,且在庭審中表示“這只是雙方在進行保險合同商洽的往來過程”,表明其協商后認可了該綜合保險協議的條款。而且,甲公司備案標準合同的免責條款為“被保險人、投保人、索賠人、分包承運人及其代理人的故意行為或重大過失”,系爭免責條款則表述為“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的故意行為”,兩者所涉及的行為主體與過錯責任性質均不同,這進一步說明系爭免責條款是雙方協商的結果,并非格式條款。
二、關于保險合同的解釋規則。合同法第125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據此,保險合同解釋的一般方法主要有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習慣解釋、誠信解釋、目的解釋等。
文義解釋是指按照保險合同條款用語的文義及其唯一、特定或者通常使用方式,以闡明保險合同條款的內容；整體解釋是指應把保險合同的所有條款看作相互銜接、邏輯嚴密的統一整體,從合同的全部內容及條款間的總體聯系來理解合同含義；習慣解釋是按照交易習慣和慣例確定合同含義；誠信解釋要求以客觀理性的第三人立場,合理確定合同含義；目的解釋要求以合同雙方對于締約目的的合理期待為出發點,對合同進行解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險人存在利用擬制保險條款之便損害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利益的可能性。故對保險合同作不利于保險人解釋的“不利解釋規則”被立法接受。
我國有關“不利解釋規則”的規定,最早見于1995年保險法第31條:“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但是該條款對“不利解釋規則”適用的前提條件和范圍未作限制,導致了實踐中對保險條款的解釋規則理解的偏頗——只要雙方對保險條款發生歧義,一律作對保險人不利的解釋。
2009年修訂的保險法對此作出了修正。該法第30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這意味著裁判機關僅可對雙方當事人存有爭議的保險格式條款,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對系爭免責條款進行了磋商,并作出了與標準條款不同的修改,故該條款不屬于格式條款,“不利解釋規則”無適用余地,只能按照保險合同的一般解釋方法進行解釋。即系爭免責條款應根據條款本身的文義,結合上下文、保險交易管理規則、誠信原則以及合同目的等作出解釋。由此,系爭免責條款“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的故意行為”應解釋為“被保險人的一切故意行為或操作人員的一切故意行為”,而不應限縮為“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在履行職務行為過程中依照被保險人的意思表示所從事的故意行為”。而且,如果采后一種限縮解釋,被保險人將無需為其選任工作人員的失誤承擔責任,這不僅無法激勵被保險人積極改進企業內部管理,甚至可能產生道德風險,有違保險法的目的與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