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海濤 ]——(2003-11-28) / 已閱9058次
《英雄》反盜措施合適嗎？
林海濤
自從影片《英雄》首映以來，社會上就掀起了一股《英雄》熱。這股熱不僅源自影片《英雄》本身構思巧妙、場面宏大、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也是由于《英雄》采取了中國影片發行史上史無前例的嚴厲的反盜版措施。影視界、新聞界人士對《英雄》的反盜版措施大為贊賞，認為《英雄》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反盜版措施，甚至認為以后的影片發行都應學習《英雄》的反盜版措施。
但筆者卻認為，《英雄》的權利人采取積極的反盜版措施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初衷是好的，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了維護版權的目的。但任何權利的行使必須以合法為前提，而《英雄》的權利人所采取的某些反盜版措施已經超出了法律所賦予的權限，已與法律相違背；同時筆者也認為，《英雄》所采取的反盜版措施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過分地推崇所謂的《英雄》的反盜版模式，可能會誤導我國對盜版行為的打擊。
首先，影片《英雄》在反盜版的過程中，某些反盜版措施已侵犯了觀看該影片觀眾的合法權益。觀眾去電影院觀看影片，其合法權益受消費者權益法保護。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四條的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而《英雄》在深圳首映時，觀眾在入場時必須通過安檢門；每場只允許50名觀眾觀看，50多名保安人員幾乎一對一地盯著觀眾，防范可能的盜版行為。筆者認為影片《英雄》的這些反盜版措施已侵犯了觀眾的合法權益。在我國，有資格對公民的人身及攜帶的物品進行檢查的主要是國家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比如說司法機關為調查違法犯罪的需要，依法對公民的人身和財物進行的檢查，鐵路部門對“三品”的檢查等。除此之外，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對公民的人身和財物進行檢查。由此可見，影片《英雄》的版權人和放映方作為影片的服務者是根本沒有權利對觀眾的人身和財物進行檢查的，影片的放映方讓觀眾通過安檢門的做法是對公民人身權利和人格尊嚴的侵犯。
其次，所謂的《英雄》的“反盜版模式”并不適合我國的國情。影片《英雄》從拍攝伊始就處于反盜版狀態，影片在拍攝過程中絕對不允許非工作人員入內，影片的音樂制作也全部在海外完成，影片在洗印時由保安人員24小時守衛素材帶等等；影片在放映過程中，制片方和放映方更是“如臨大敵”，觀眾觀看影片必須持有身份證，觀眾入場必須要通過安檢門，甚至連影院的墻壁也作了防盜版處理；而拍得《英雄》版權的兩家廣州公司更是不敢怠慢，專門設立了反盜版舉報電話，反盜版“大軍”不惜每天花費數萬元赴全國各地進行打假活動。《英雄》這種不惜血本的反盜版措施的成本是多少，筆者無從得知，但筆者猜測其耗資一定十分巨大，否則不足以維持如此龐大的“反盜版系統”。影片《英雄》是由我國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導演的，其演出陣容也十分強大，匯集了中國內地和港、臺的著名演員，影片拍攝之初就有想獲“奧斯卡”大獎的想法。而《英雄》的版權人、放映方正是看準了《英雄》的這種轟動效應，認定了《英雄》的放映必定賺錢，才不惜血本采取反盜版措施的。就算我國拍攝的每一部影片都像《英雄》一樣優秀，都是有希望拿“奧斯卡”大獎的，放映肯定是會賺錢的，那么影片的版權人是否有足夠的資金來維持反盜版措施？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奔赴各地進行反盜版活動？是否有足夠的安檢設施？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不容樂觀的。以我國現有的經濟水平是不可能對每一部影片都采取像《英雄》這樣耗資巨大的反盜版措施的。
目前，我國民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仍然不強，對知識產權的了解仍然不夠，與其他的民事侵權相比，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更容易被一般的民眾所寬容雖然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對此是深惡痛絕的，一般的民眾也會從侵權行為中獲得某種實惠雖然可能是短期的。正是我國國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這種態度，才使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顯得格外艱難。也正因如此，筆者認為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不應依靠像影片《英雄》這樣的不惜血本的投入，而應主要轉變國民對知識產權的態度，提高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
(本文發表于知識產權報（(2003/03/21)）
作者：林海濤，山東青島人，現為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02級碩士研究生，本文僅代表作者自己的觀點，如有不同的意見請與shhdxlht@sohu.com作者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