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子焜 ]——(2013-1-5) / 已閱3617次
“調解優先、調判結合”是當前人民法院為民司法的工作原則，由于調解給當事人帶來判決所難以實現的訴訟收益和關系修復，調解成為當事人自愿選擇或者司法人員引導選擇的優先性糾紛解決方式。人民法院貫徹調解優先的規范依據既有某部法律針對特定類型糾紛解決之需要所確定的立法性規范，又有最高人民法院針對社會訴求和司法經驗所設立的司法性規范，因此，司法人員在糾紛解決過程中踐行調解優先原則既是對法律規范的遵循與適用，又是對業務規范的理解與運用。根據當前的調解適用實踐來看，調解優先存在訴前調解、庭前調解、當庭調解、庭后調解和判前調解五種實踐形態。下文筆者結合自己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將此五種形態予以類型化歸納、分析和表述。
一、訴前調解
訴前調解是人民法院針對待受理案件的案情所進行的調解。訴前調解起著過濾糾紛進入訴訟程序的作用，根據“損害就應該呆在原地”的法諺，當糾紛在法院受理前被人民法院所化解，那么，由損害發生所引起的各種損失將得到有效地減少。訴前調解的啟動、進行和成功常常取決于司法人員對于待受理案件調解成功幾率大小的甄別和判斷，這需要司法人員結合自身的調解知識、經驗和技術乃至人格魅力來看菜吃飯、量體裁衣。
然而，并非所有待受理案件都需要進行訴前調解，對于案情復雜、爭議較大、技術性強等案件應當依法予以受理，此時若進行訴前調解，既加重了當事人所認知的“起訴難”感覺，又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值得質疑的是：有些糾紛的案情很簡單，但由于當事人的負氣心理，堅決不同意和對方合作解決在“他者”眼中不應該進入訴訟程序的糾紛，由于調解需要滿足當事人自愿的本質，對于這些當事人以訴來實現自身訴訟利益最大化或降低對方爭訟利益最小化的糾紛，司法人員很難通過時間、精力和智識來進行訴前調解，以節省寶貴的司法資源和降低對方當事人的訴訟消耗。
二、庭前調解
對于難以成功地實現訴前調解了事的糾紛，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一旦糾紛進入訴訟程序，那么，當事人就需要在遵從法律規范和遵守訴訟規則的前提下合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較之訴前調解而言，當事人地位的法定化差異必然引起當事人內心的變化、認識的慎重和行為的選擇，由于訴訟結果并不一定是自己訴求得到法律認可的產物，且出于其爭訟行為造成訴訟利益不斷減損的考慮，有些當事人情愿以調解了事來實現自身生活的安寧或者在司法人員的合理引導下理性選擇調解了事以避免拖訴給自身造成的額外損失。
然而，庭前調解有其適用的限度和成功的概率，實踐中，通常存在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對于實現自身利益或者對抗對方訴求的“自信”，若不經過嚴格的庭審將難以實現其主張，因此，庭審的博弈預測將是當事人是否選擇、促進和實現庭前調解的重要考慮因素。同時，有些糾紛就難以進行調解，如保險公司理賠的糾紛，保險公司出于道德風險的防范，其不愿意對調解案件進行理賠，雖然法律明文規定調解與判決具有同一的法律效力，但是，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行使限制了庭前調解乃至整個調解體系功能之發揮，因此，庭前調解并非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其需要司法人員在遵循節省司法資源和提高裁判效率的思路下有針對性、選擇性和能動性地嫻熟運用。
三、當庭調解
當庭調解是在法庭主持當事人在完成舉證質證、辯論和最后陳述后進行的調解。由于當事人圍繞爭議焦點的主張已經以其出示的證據得以客觀的表述，對方當事人的質證意見也能夠有針對性的表述，審判人員對當事人證據的效力以及采納情況也將予以說明，緊隨其后的法庭辯論也能夠充分的表達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的內心意見，那么，當事人圍繞爭議焦點的主張能否得到法庭的支持已經在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心中有了可靠的預測。在當事人難以再有那種證據“自信”的心理后，法庭的調解可以說是為當事人提供了可以選擇調解了事的交流平臺，由于當庭調解多由法官引導當事人進行理性磋商，“理虧”的或者喪失“自信”的當事人并沒有喪失其“面子”利益，相反，與對方合作性解決糾紛反而可以表現出自己的通情達理，并且可以在證據已盡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訴訟利益。
由于當庭調解是法官在征求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必經的程序，因此，雖然當庭調解程序的啟動可以由審判員依職權啟動，但當庭調解的進行和成功仍取決于當事人的自由意愿。實踐中，部分當事人不愿意接受對方當事人的調解意見，而且常常會聲稱自己的主張還有證據能夠支持自己的訴訟請求，這就需要法庭依法確定證據提交的期限，此時，當庭調解可以為以后的調解或者判決向當事人打了“預防針”，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當事人因不服裁判結果而選擇非法行為。
四、庭后調解
庭后調解是指審判員在開庭審理后主持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進行的調解，這種調解既可能審判員在第一次開庭審理后主持的調解，也可能審判員在開庭審理完畢后主持的調解。庭后調解給了當事人在明了訴訟態勢后一段合理的期限去思考和選擇有利于自己利益實現的機會，是對當庭調解的息訟效益的強化，審判員若能夠不失時機地對能夠調解結案的糾紛進行調解，那么，就能夠有效地避免因調解無果而造成司法資源的消耗和引發判決結案的后患。由于以調解化解當事人間糾紛具有讓當事人“心服——自律”的效果，因此，庭后調解就具有正當性和可接受性。當事人在庭審完畢后，或出于臉面利益的顧及，或出于證據窮盡的無奈，理性的當事人當然愿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在審判員的主持下，當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征表出自己的通情達理、換取對方的寬容諒解、減少自己的利益損失。
五、判前調解
判前調解是指審判員在已經形成判決意見后根據個案可能存在判后隱患問題而進行的調解。行文至此，也許給讀者一種“久調不判”的感覺，甚至是將調解優先原則推向了極端，并且違背了調判結合的原則。下文筆者簡述一個真實案例來證明審判員對個案進行判前調解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一名老年婦女起訴與其丈夫離婚。該婦女自2001年其就與同村的另一名男子外出打工同居生活，然而，針對被告提出原告與第三人同居的事實，原告堅決不肯承認，被告一氣之下不再參加庭審，并表示絕不離婚。在后來的庭審中，原、被告雙方已經成年的三個兒子均證實了原告與第三人同居十余年的事實，由于原告堅決要求離婚但被告不同意離婚，審判員在足以證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破裂的證據支持情況下形成了判決雙方離婚的意見，并且在判決書中確定了原告與第三人同居的事實。鑒于以往因離婚未使雙方滿意而發生兇殺案的事實，為杜絕此類現象的發生，審判員通過雙方的成年兒子向雙方作思想工作，被告同意離婚但要求原告給予損害賠償，但原告愿意給付生活困難幫助費但必須刪除其與他人同居的表述，當審判員得知原、被告的想法時民事判決書已經制作完畢。此時，審判員說服其兒子，被告在其子的陪同下來到法庭和原告進行調解，最終，被告在原告給付其5000元現金的情況下同意離婚，原告也拿到了隱去自己與他人同居事實的民事調解書。
從本例中，可以解讀出審判員針對個別糾紛進行判前疏導工作乃至判前調解工作的必要性，由于判決必須受到“起訴權約束裁判權”的限制，那么，被告難以獲得離婚損害賠償；同時，基于判決必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而作出，那么，原告與他人同居的事實必須表述于判決書中，然而，審判員在判決書已經制作好后仍愿意主持調解，調解的結果使原、被告雙方均滿意接受，若以判決結案而可能引發的隱患得到了消除，從而實現了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因此，筆者認為判前調解是審判人員在尊重生命、關心結果和注重效果的前提下貫徹調解優先原則的最高形態。
結語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除當事人程序性終結民事糾紛外，實體性糾紛的處理只能由人民法院采用判決和調解的形式來實現。我國經歷了一種去調解到興調解的司法實踐，調解是人民法院探索在正視社會需求和滿足司法訴求的有效途徑，就本文調解優先的五種實踐形態而言，訴前調解至判前調解的司法資源消耗依次增加和糾紛解決效率依次降低，然而，難能可貴的判前調解成功實踐卻征表出司法人員貫徹調解優先工作原則的用心程度和人民法院踐行塑造和諧社會環境的司法績效，因此，調解優先是廣大司法人員在其裁判思想接受切合本地化生活樣態司法知識洗禮后能動的、為民的和妥當的糾紛解決思維、策略和方式。
（作者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融安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