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玉玲 ]——(2013-1-24) / 已閱3497次
民事訴訟法第65條規定了舉證時限制度:“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納該證據,或者采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筆者認為,舉證時限制度在適用中存在以下難點。
一、新證據如何界定。新證據規定作為舉證時限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事訴訟法未對此作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一審中的新證據是指舉證期限屆滿后新發現的證據和在延長的舉證期限內仍因客觀原因無法提供的證據;二審中的新證據是指一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和二審認為一審未準許調查取證不當,重新調查取證的證據。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再審新證據則將原審庭審結束前已經發現,但因客觀原因無法取得或在規定的期限內不能提供的證據和原審未予質證、認證,但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主要證據納入其中,顯然超越了一審、二審中新證據的范疇。從維持判決既判力和權威性的角度考慮,新證據的范圍應該是一層更比一層嚴苛和狹窄,既然再審的新證據范圍都拓寬了,一審、二審的新證據更應突破嚴苛和狹隘的界限。然而,舉證時限制度已從嚴苛走向寬容,從絕對走向靈活,新證據的范圍反而應該從嚴把握,重新構建與舉證時限制度相統一的新證據規定是今后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自由裁量權如何行使。首先,“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舉證期限”,法官如何綜觀全局、合理把握舉證期限的長短顯得尤為困難,而且,過于靈活的規定往往會導致審判實踐的不統一,引發案件當事人的爭議。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過程,隨著案件的進展,所要求提供的證據也是不斷變化的過程,法官可以根據案件審理情況不斷地重新確定舉證時限,以及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舉證期限,將可能造成案件進程推遲,訴訟效率降低的后果。
其次,在當事人提供證據的過程中,法官起到的應當只是釋明的作用。在當事人的主張不明確、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而當事人認為自己提出的證據已經足夠時,法官依職權(也有義務)向當事人提出關于事實及法律上的質問或指示,讓當事人排除有矛盾的主張,澄清不清楚的主張,補充不充分的證據。(1)釋明權使法官在不損害超然居中性的前提下,對訴訟能力缺陷方進行程序救濟,以保證當事人訴訟能力適度平衡。(2)證據失權與訓誡、罰款哪一種處罰方式的決定,如何把握“理由”,也是法官面臨的難點,應結合主客觀原因、證據對證明案件事實的作用大小、當事人舉證能力的強弱等情況來加以考量和決定。
三、相關制度如何配合運行。舉證時限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單一的,應結合其他相關制度彌補其不足,發揮其功效。而我國現今證據收集、證據交換、法官釋明、調查取證、自由心證、審前程序、質證等相關配套制度仍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尚不能對舉證時限制度起到良好的補強和配合作用。如調查取證權,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著法官的消極無為,并不影響其通過揭露事實真相來指導訴訟。
(作者單位: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