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志超 ]——(2013-2-20) / 已閱7940次
【摘要】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在此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過程中得到進一步完善。在司法實踐中，雖然有完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來保護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但是由于很多被告人沒有償還能力，這使我國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面臨執行困境。本文著重從救助被害人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筆者親自辦理的案件，提出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立法建議。
【關鍵詞】刑事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國家救助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從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90條，新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總則，這是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后，第一次明確地將保障人權的規定寫入部門法。新刑訴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表現之一是在附帶民事訴訟一章中增加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和訴訟全程加強調解工作。以前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都是參照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新刑訴法構建新的、獨立的、有特色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但是附帶民事訴訟判決的執行困境，使我國的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形同虛設。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法制日報》報道，甘肅、寧夏審理的殺人、傷害等重特大刑事案件賠償率不足10%；廣州市兩級法院近3年來的附帶民事賠償執行案件絕大部分以終止或中止的形式結案。 目前，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空判”的普遍存在絕不是危言聳聽，筆者近期代理的一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使筆者更加強烈的體會到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緊迫性。
被告人郭某與死者宋某因相互敬酒問題發生爭執，爭吵宋某被捅傷導致死。法院經審理判決郭某賠償宋某親屬186897元。后因郭某未主動履行筆者申請強制執行。在執行過程中，筆者了解到被告人確實沒有履行能力：一家四口皆以種地為生，父親患病需要常年花錢治療。母親和弟弟在家務農，郭某是家里的全部收入來源，其根本難以負擔賠償款。反觀死者宋某，自幼失母，與父親相依為命，其父親患有多種慢性病，因生活拮據不敢住院，只能每天自己吃藥緩解病情。每年種地的7000元收入連醫藥費都不夠，作為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被害人的死亡使其父親的生活陷入絕境，郭某的賠償對于宋某親屬來說是一筆救命錢。
筆者代理的案件只是附帶民事訴訟判決的執行難問題的冰山一角。馬加爵殺人案、楊新海流竄殺人案、邱興華殺人案等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幾乎沒有一個獲得過被告人的賠償，有的家庭因為遭受侵犯而一夜致貧，嚴峻的社會現實急切呼喚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以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的安定和諧。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
被害人及其家庭因遭受犯罪行為侵犯生活陷入困境，當犯罪人無法賠償時就應當有第三方承擔起救助義務。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當公民的生存權受到侵害時，國家理應承擔起保障公民人權的責任。國家責任理論要求國家主動承擔起救助刑事被害人的義務。
國家責任的核心內容就是由于國家未能充分盡到抑制犯罪的義務和對國民的保護義務，因此要承擔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責任。首先，國家負有保護國民的人權的法定義務。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生存權是人權最基本的內容，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權利都無從談起。因此，保護公民的基本生產生活是國家當然的法律責任。其次，當公民的生存權得不到保障時，國家有義務采取保障公民人權的措施。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國家根本法的基本理論，如果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屬因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無法從加害人處獲得賠償，也無法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救濟，而導致自己或親屬的生活陷入困境，國家理應承擔起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義務。第三，從國際性法律文件看，對刑事被害人進行國家救助是一國應承擔的國際義務。《被害人人權宣言》第12條規定：當無法從罪犯或其他來源得到充分的補償時，會員國應設法提供金錢上的補償。《宣言》13條規定：應鼓勵設立、加強和擴大向受害者提供補償的國家基金的作法。目前，我國已簽署了該《宣言》，更應當制定并執行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三、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發展現狀
（一）地方立法的嘗試
針對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難的問題，我國各地區法院開展了廣泛實踐，其中代表性的有：1、山東省淄博市在2004年首創了全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救助制度；2、2006年6月2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市民政局推出《解決執行難案件中困難人員生活救助問題的意見》，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中，符合城市及或農村低保待遇的北京市民可以申請各區縣民政部門可按照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臨時救助政策給予救助；3、2007年11月19日《寧夏回族自治區刑事被害人困難救助條例》獲得通過，這是我國首部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對刑事被害人進行司法救助；4、2009年4月29日江蘇省無錫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無錫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條例》，這是全國首創的地方性法規。
（二）地方立法的不足
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建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對于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是一種進步，但是現有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仍然存在明顯的缺陷：
首先，缺乏統一的規范被害人救助行為的法律依據。雖然我國各地區都針對其具體情況制定了相關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但是其執行標準的差異導致在具體案件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同命不同價”的現象。比如，率先試點的淄博市規定：接受救助的對象是犯罪發生在淄博境內，政法機關對刑事加害人的處理程序合法、定罪準確、量刑適當的案件的刑事被害人本人及受養人，需要花費巨額醫療費用，而本人又無力支付等7個條件之一方可申請。北京市要求：具有本市正式戶口，因人民法院在履行執行程序時涉及……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中，依法查明被執行人確無或暫無履行法律義務的能力，而申請人生活困難、需要給予救助的人員。出臺首個地方性法規的無錫市要求申請救助必須同時符合五個條件。對比上述三地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同一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三地的受害人可能得到三種不同的救助結果。針對這一情況我國立法及司法機關必須從社會公平正義的大局出發，制定全國統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標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其次，申請救助的程序繁瑣。任何法律制度不僅要被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申請救助的程序設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利益的實現也要講求效率。但是我國部分地區的救助程序存在繁瑣、效率低下的問題。比如，淄博市的做法是判決作出后，若被害人家屬得不到任何賠償，其方可向法院申請，法院審核通過后由政法委向政府財政部門協調救助金的發放。整個救助程序沒有對各部門的工作時間作出相應的規定。結果是，正義雖然得到了維護，但是遲到的正義乃是非正義。因此，在制定統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同時，還應該對各部門的工作期限進行規范。
再次，救助金的來源比較單一。我國已經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地區救濟金主要靠政府撥款，資金來源的單一導致救助金額普遍偏低，有的地區救助金額甚至低于城鎮低保水平。比如，淄博市救助資金主要來源于市財政撥款。筆者認為，我國無需完全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國家財政的90%主要來源于納稅人繳納的稅款，由財政撥款解決被害人的實際困難，無異于讓國家為犯罪行為買單，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
最后，法律援助中心的職能沒有充分發揮。我國大部分地區主要靠法院、政法委、財政部門互相協調解決被害人的救助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申請國家救助的被害人基本都是經濟困難的家庭，在訴訟過程中大部分被害人都會通過申請法律援助來維權，法律援助中心對被害人的家庭經濟狀況、案件的具體情況已經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法院作為審判機關，代替被害人申請國家補償與其職能相悖。筆者認為我國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應該充分發揮法律援助中心的作用。
四、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構想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時就已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2009—2011年，我國司法機關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發放救助金3.5億余元人民幣，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由此可見，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體系已經成熟。從保證刑事訴訟法的完整性和對被害人救助的有效性角度出發，我國應在借鑒各地區現有規范的基礎上，制定單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規，并從以下幾方面對我國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進行完善：
首先，統一救助對象及范圍。我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救助對象不可過寬，其內涵和外延必須有明確的規定。筆者認為，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方可申請國家救助：（一）因故意傷害（致死）、故意殺人、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造成死亡或傷殘，無法通過訴訟及時獲得賠償，家庭生活陷入嚴重困難的；（二）因犯罪行為致傷、致殘急需救治，而加害人無力賠償或賠償數額明顯低于治療需要支出的費用，本人又無力支付的；（三）因遭受犯罪行為喪失勞動能力，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且無法從其他途徑獲得經濟來源；（四）與被害人共同生活或者以其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近親屬，因其遭受犯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賠償，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水平的。
其次，簡化申請救助手續，嚴格審查項目。鑒于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不斷成熟，而且大部分經濟困難的刑事被害人都申請了法律援助，對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可以由司法局下設的法律援助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筆者認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首先應建立由政法委牽頭，法院、司法局及財政部門有關人員參加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員會。政法委具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職能，負責協調各部門的分歧或異議。在法院作出判決后，當事人可在判決生效后兩年內隨時提出救助申請，由救助委員會審查并決定是否救助，然后移交法律援助中心具體實施。必要時，被害人救助委員會可以舉行聽證會，審查證據的真偽，對存疑證據應當進行調查核實，然后做作出是否救助的決定。
再次，擴大刑事被害人救助金的來源。盡管我國財政收入每年都呈現10%以上的增長趨勢，但是分配到各個部門后，我國財政每年都有幾百億的赤字，因此刑事被害人救助金不能全部依靠財政，我們應當拓寬資金的籌集渠道。筆者認為可以從沒收犯罪人的違法所得、對犯罪人的罰沒財產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部分資金用于救助被害人，同時應廣泛吸納社會團體和個人的捐助來擴大資金的來源。只有當這三項資金不足以補償被害人時，才有必要由國家財政給予適當投入。
最后，救助金額的確定應符合我國國情。鑒于我國的人口多、經濟不發達的特殊國情，被害人救助金額的確定，應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1、被害人受損害程度和生活狀況；2、被害人在被害過程中的過錯程度；3、被害人已經獲得的賠償數額。同時應規定最高限額與最低限額，既要考慮到政府的財政狀況，又要考慮到城鄉和地區差異。具體救助金數額的確定應以申請人經常居住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為準，由司法行政機關一次性發放。
注釋：
1、孫永生、柴春元：《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新探討》，《人民檢察》，2007年19期，第27-28頁。
2、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07年3月13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載于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7-03/16/content_362800.htm
3、《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載于http://www.gov.cn/jrzg/2012-10/09/content_2239771.htm。
注：本文發表于《法制與社會》201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