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維永 ]——(2013-2-25) / 已閱4602次
病亡補償費分配方案的順位思考
——重慶市奉節法院判決王紹芳訴曹家同等分配死亡賠償金糾紛案
[裁判要旨]
病亡補償費本質上與死亡賠償金同義，屬于財產性賠償，并非遺產，故應根據各親屬與死者關系的遠近情況和共同生活的緊密程度、對死者經濟依賴程度及其現實生活困難程度，綜合平衡，合理確定分配方案。
[案情]
2009年11月28日，原告王紹芳之夫、曹丞之父、被告曹家同之子曹中平，在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圖文信息基建工地木工理工作時突發疾病身亡。被告曹家同委派被告曹生斌與原告王紹芳等同去上海與用工方協商，獲得經濟補償65000元，另領取曹中平生前工資13820元，共78820元，以案外人吳楚仲的戶頭存入銀行70000元，存折曹生斌保管并設置密碼，余款用于途中開支。返回后，曹生斌將全部余款交給本村支部書記魏偉處理，曹家同領走45000元，王紹芳領走3700元。原告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返還原告現金69900元。
原告王紹芳的丈夫死后，全家二口人，兒子曹丞現年8歲；被告曹家同現年95歲，共有兩兒三女，除長子曹中平病故，余皆成年。
[審判]
重慶市奉節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死者曹中平在務工期間因病死亡，獲得經濟補償65000元，其內容是對死者家庭整體預期收入損失的賠償，性質是財產損害賠償，不屬于遺產，可參照《工傷保險條例》和重慶市社保機構貫徹《工傷保險條例》的通知規定，根據與死者親屬的遠近和共同生活的緊密程度，在其供養親屬范圍內合理進行分配。曹丞是死者曹中平的兒子，應計算其相應的賠償費用；曹家同系死者曹中平的父親，其作為曹中平生前扶養的人，其生活費應當計算其中；王紹芳是死者曹中平的妻子，應對死亡的賠償款合理分配；死者的父親年老，兒子年少均是生活的弱者，在分割賠償款時需要給予照顧；原告王紹芳、曹丞系死者的家庭成員，生活更為緊密，在分割賠償款時應適當多分。死者生前工資，屬于死者遺產，系另一法律關系，不屬本案調整范圍。因曹中平死亡所獲得的經濟補償款，除去實際開支外，剩余部分在王紹芳、曹丞、曹家同之間合理分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七條并參照重慶市社保機構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有關問題處理意見的《通知》第十一條規定，判決：一，曹中平死亡經濟補償6500元，除去實際開支30120元后下剩34880元，王紹芳、曹丞分得24880元，曹家同分得10000元；二，上列款項中王紹芳、曹丞分得的金額，品除王紹芳已領取的3700元，余款21180元由曹家同直接給付；三，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該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老年喪子、中年喪夫、幼年喪父，皆為人間悲劇。案件的處理應盡可能平衡各方當事人的情況，盡力減少沖突，避免再次觸痛心靈的傷痕。
本案是一起農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發疾病死亡，引發親屬間關于病亡補償費的分配糾紛。當曹生斌接受被告曹家同的委托趕往上海辦完死亡補償事宜返回，將除去開支后的余款交給本村支書魏偉后，經村里處理，對死亡補償費進行了分配。原告不得已訴至法院，尋求法律救濟，以維護其正當合法之權益。主審本案的女法官對雙方當事人的處境深為同情，力主通過思想工作化干戈為玉帛，但由于被告方在子女的支持下堅持村里的分配方案，為防止久拖不決只得下判。該判決說理透徹，分配方案公正合理，以致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表明原告、被告及其子女們內心服判息訴。
一、打工中突發疾病死亡的經濟補償費性質分析
本案中，原告王紹芳的丈夫，被告曹家同的長子曹中平在外地打工中突發疾病死亡，用工單位補償給其親屬的經濟補償費65000元，此款屬于什么性質，直接關系曹中平親屬間親等之確定及分配權益之判定。
筆者認為，農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發疾病死亡，一般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用人單位作為合法用工主體時，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的規定，“視同工傷”，按該法第三十九條“職工因工死亡”之規定，其近親屬應享受“從工傷保險基金領取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二是用人單位屬無營業執照或者未經依法登記、備案的單位以及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或者撤銷登記、備案的單位的職工因病死亡，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之規定，由該單位向死亡職工的近親屬給予一次性賠償，賠償標準不得低于《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三是按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即高法人身損賠規定中雇工損害賠償關系），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無過錯責任，按照《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參照雇工損害進行賠償。
具體到本案，突發疾病死亡大多基于自身自然疾病原因，一般不歸入侵權損害類賠償，但曹中平在木工班工作，屬農村工匠類技術工種務工人員，且在工作中發病死亡，有可能全系自身疾病原因死亡，也有可能突擊加班、疲勞成疾等原因死亡，即不排除用人單位管理不當原因，人民法院適用《工傷保險條例》“視同工傷”，認定因工死亡是可以的，但從經濟賠償費用看，因系雙方協商所確定，不一定非按標準計算，亦無可指責。由此而論，本案病亡補償費的名稱并非法律素語，性質與死亡賠償金相接近。因此，病亡補償費作為財產性賠償，屬于對受害人造成的收入減少的損失賠償，是對受害人親屬遭受的間接損害而賠償之費用，本非遺產性質，但可參照遺產繼承的基本原理，在親等的第一順序親屬中予以分配，符合立法本意和民間一般認知標準，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同一親等的近親屬分配病亡補償費的基本原則
如前所述，在農人看來，出外打工的人因自身發病死亡，說不上賠償，頂多給點經濟補助。在筆者看來，打工者雖系自身發病而死亡，但若是在勞動中發病而死，從工傷保險角度“視同工傷”，屬于因工死亡。其經濟補助可以叫做賠償，但不同于侵權法語境下的死亡賠償金，可按照死亡賠償金的處理原則進行分配。分配時，一般應注意掌握的原則是：第一，近親屬與死者之間的關系的遠近情況；第二，近親屬與死者共同生活的緊密程度；第三，近親屬對死者的經濟依賴程度；第四，近親屬現實生活的困難程度。法律并不主張一概平均分配。
本案中，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兒子和父親同屬于我國婚姻家庭法、繼承法親等的第一順序近親屬。親情是一種深度，愛情是一種純度，用二者分析死者妻子、兒子、父親三人與死者的關系，從關系的遠近情況可以判斷出的順序是：妻子、兒子和父親。這是因為，有道是“至親者爹娘、至愛者夫妻”，妻子與丈夫的感情比誰都近，而且丈夫外出打工后，妻子守家耕種田地，養育兒女，其功不亞于出外打工掙錢，因此原告王紹芳當列第一。曹丞作為死者的獨子，是死者的一生之希望，其奮斗之一生全在于獨子的成長、成人、成家與成業，當列第二。曹家同作為95歲的父親，雖非死者一個家庭中的生活成員，但卻是他的生身父親，且年高老邁，盡管其膝下有兩子三女，但作為長子的曹中平比弟妹應更多些關愛，也是法定的扶養人。從共同生活的緊密程度分析，不言而喻，妻子和兒子作為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員，其緊密程度更強予獨居的父親。從經濟依賴程度分析，依賴性最強者莫過于年僅8歲的兒子，其次是妻子，再其次是父親。因為，父親的扶養人有5個，死者屬其中之一。從現實生活的困難程度分析，最困難者是死者的妻子和兒子。死者之死，致使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幼子需要撫養，田地需要耕種，其生活之慘狀難以言表。而死者的父親，已經95歲，余年不多，且生活無憂，與死者妻子、兒子相比較為寬松一些。
本案法官正是基于上列情況的分析思考，在死者曹中平的病亡補償費除去開支尚存34880元的情況，按照上列分配原則，作出重要的兩個決斷：一是大膽否定村里的分配方案。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作為死者妻子、兒子的原告方僅領取3700元，其余全歸作為死者父親的曹家同所得，基本剝奪了原告的合法分配權益，明顯有失公平正義。但判決書只字未提村里分配方案之過錯，主要慮及原告致訴之重心及顧及村級工作之積極性，不提及更為有利。二是確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案，基本實行5、3、2的標準予以分配，即死者之子50%、死者父親30%、死者妻子20%，判決死亡補償費之余款34800元，原告母子共分得24880元（接近70%），被告分得10000元（接近30%）。既體現了法律的人性化精神，又貫徹了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取得了化解糾紛，重聚親情的良好效果。
（作者單位：重慶市奉節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