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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君龍 ]——(2013-3-20) / 已閱3498次

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起源于英國1972年的肯費特案，在1984年英國《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中得以正式確認。我國修改后刑訴法第270條規定:“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記錄在案。到場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該條被視為我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確立的法律依據，對于法定代理人到場由“可以”改為“應當”通知的強制性要求，擴大了到場人員的范圍，為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適成年人訊問在場提供了法律依據;明確了在場人員的部分權利等。但是筆者認為，第270條仍存在有待明確、細化之處，具體如下:

一是要明確合適成年人訊問時在場并簽名，以證明口供證據的效力。第270條規定，訊問筆錄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他宣讀，但未明確規定是否需要簽名以及簽名對口供證據效力的影響。筆者認為，宜采用非法言詞證據排除之思路，視合適成年人未簽名為重大程序違法，除非經過補正或合理解釋能證明其訊問時在場，否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具有證據效力。

二是要明確違反強制規定的程序制裁后果。法律規定司法機關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訊問時到場，但對于沒有通知而直接對未成年人訊問，如果立法或司法解釋既不給予懲罰性措施，又承認口供的證據效力，那無疑是將“應當”要求退回到“可以”，合適成年人訊問時在場的覆蓋范圍和實際效果將無法保證。

三是要明確賦予未成年人選擇權。基于合適成年人在場是未成年人的權利，因此應從權利保障角度進行制度設置，有必要將選擇哪個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權利交給未成年人。除非是本案的共犯，應當尊重未成年人選擇具體的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權利。

(作者單位:江蘇省高郵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