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卓斌 ]——(2013-4-24) / 已閱5791次
[案情]
2011年6月22日，在上海市徐匯公證處的見證下，原告魯道夫·達斯勒體育用品波馬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在被告上海瑟昱商貿有限公司的經營場所購買了標有與原告注冊商標“PUMA”、“豹圖形”和“PUMA及豹圖形”相同標識的服裝。2011年9月8日，原告起訴被告的行為侵犯其注冊商標專用權（案號：（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號），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銷售侵犯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服裝商品；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0萬元；被告在《新民晚報》中縫以外版面上刊登聲明，公開消除影響，刊登面積不小于5cm×5cm。該案在審理過程中經法院主持調解，當事人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并經司法確認：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注冊商標專用權；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若干元；原告放棄本案的其余訴訟請求，原、被告之間無其他爭議。
2012年3月22日，原告又向法院起訴被告，其主要證據是2011年3月16日原告代理人在上海市長寧區公證處公證員陪同下，在被告經營場所購買標有與原告注冊商標“PUMA”、“豹圖形”和“PUMA及豹圖形”相同標識的服裝所形成的公證書。被告則抗辯稱其侵權行為已在（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號一案中得到處理，本次訴訟屬于重復訴訟，法院應駁回起訴。
審理案件過程中，在法院依法送達繳納訴訟費用通知后，原告明確表示不再預交案件受理費。2012年4月18日，法院裁定本案按撤訴處理。
[評析]
本案雖然在立案并經調解之后，由于原告不預交案件受理費而按撤訴處理，但探討其中蘊含的問題仍有其實踐價值。實際上本案原告在撤訴之后，又尋找了新的連結點以相同的證據材料于2012年4月20日向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提起商標侵權訴訟，后又以被告規模較小并已同意不再侵權為由于同年7月5日撤訴。本案具有明顯試探法院對一事不再理原則如何適用的意圖，法院若判斷失誤，極易導致原告方獲取超出實際損失的不當利益。法院對如何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應相當謹慎，既要避免過于嚴格而影響當事人訴權行使，又要避免失之過寬而使當事人獲取不當利益。
我國民訴法雖對一事不再理原則沒有明文規定，但綜合該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一百五十四條的有關規定，可以認為我國法律實際上在民事訴訟中已經承認一事不再理原則，但法律規定較為原則，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沒有明確標準。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價值目標是節約司法資源、避免矛盾判決，關鍵在于判斷何為“一事”。筆者結合案例，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1.案件同一性判斷的關鍵要素
根據民訴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的起訴條件和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的起訴狀記明事項，案件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原告、被告、訴訟請求、事實、理由以及證據。據此，要判斷兩個案件是否為同一個案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一是當事人是否相同。一般而言，只有在原告、被告均相同的情況下（當然，訴訟地位可能發生轉換），兩個案件才有可能是同一的。二是訴訟請求是否相同。如果訴訟請求不同，則很可能是原告基于不同請求權基礎而提起的另一訴訟。三是案件事實是否相同。基于同一事實提出的訴訟，有可能是不同的訴訟，但基于不同事實提出的訴訟，則不是同一案件。四是訴訟理由是否相同。筆者認為，這里的理由就是請求權基礎，基于相同的案件事實，但基于不同的請求權基礎，有可能提起不同的訴訟，司法實踐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案由不同。五是法律關系的性質是否相同。有的時候，基于同一事實，既可提起民事訴訟，又可發生刑事或行政訴訟，在訴訟法律關系性質不同的情況下，當然不認為是同一案件。在本文所提及的三個案件中，原、被告雙方均相同，案件也均是商標侵權民事糾紛，難點在于判斷是否基于同一案件事實以及訴訟請求是否相同。
2.同一案件事實
本案中，原告所依據的主要事實是2011年3月16日所公證的被告侵權行為事實，在前一案件中，原告所依據的主要事實是2011年6月22日所作的公證，這就導致后一案件的侵權事實早于前一案件的侵權事實。原告認為這兩個事實是不同事實，并已為公證所固定，被告則認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所有侵權賠償事宜已調解解決。筆者認為，盡管從表面上看，兩份公證書所固定的事實并不相同（所購涉嫌侵權的服裝不同），但是知識產權侵權訴訟的常態是，權利人以公證方式固定單一侵權事實，并據此請求賠償，而法院最終往往因為原告無法舉出實際損失或被告侵權獲利證據而在法定賠償限額內酌定賠償數額，實際上該賠償數額并非針對此單一侵權事實而給予之賠償。況且在前一案件的調解協議中，雙方已經明確沒有其他爭議，特別是原告在已掌握2011年3月16日被告侵權證據的情況下確認了這一點，此時可以理解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侵權行為追責問題雙方已經協商解決，后一公證書所固定的侵權事實已經包含了前一公證書所固定的侵權事實，兩個案件事實可以認定為同一事實。
3.相同的訴訟請求
本案中，原告訴請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為、賠償經濟損失20萬元、在《新民晚報》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刊登面積不小于24cm×12.5cm）。而在前一案件中，原告的訴請是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為、賠償經濟損失20萬元、在《新民晚報》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刊登面積不小于5cm×5cm）。字面上看，兩案訴請在消除影響聲明的刊登面積上是不同的。另外，我們還可以假設原告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賠償數額要求。這些不同之處是否足以認定兩案的訴訟請求不同呢？筆者認為，關鍵還在于訴訟請求的種類是否相同，在種類相同而具體要求不同的情況下，不應認定為是不同的訴訟請求，因為綜合案件事實和法律關系性質等因素來看，這種區別尚不構成區分此訴和彼訴的主導性因素，以此來區分，也難以實現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價值追求。
綜上，筆者認為：本案雖裁定按撤訴處理，但即使在原告繼續訴訟的情形下，也應駁回起訴。
（作者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