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弟 ]——(2013-5-27) / 已閱10543次
一、 勞動教養的歷史
(一) 勞動教養的建立與發展
勞動教養制度創立于1955年8月，當時我國正處于建國初期。雖然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取得了民族獨立自主的權力，但是面臨著龐大的國家機構要建立，國家的經濟需要發展。此時國家需要一個穩定安全的國內和國外環境來發展，隨著“肅反運動”的展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尚不夠刑事處罰，而如果這些人，放到社會上，不僅會增加社會的就業壓力還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國社會治安秩序，于是在這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根據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陸續建立起來了。當時的勞動教養對象比較單一，僅僅指在肅反運動中被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這些人員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對這些勞教人員不完全限制自由，但要集中起來替國家做事，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
勞動教養經過法律的形式正式確立是在1957年， 1957年8月一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78次會議比準1957你說呢8月3日公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根據這一決定，全國各地便迅速展開了勞動教養場所的舉辦，擴大了勞動教養對象的范圍，這使得勞動教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勞教人員的數量也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這一時期，勞動教養制度的目的是對被勞動教養人員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也是作為安置他們就業的辦法。這一時期勞動教養的特點如下：
1.勞動教養的對象有單一到復雜
勞動教養最遲建立時，主要收容的兌獎僅限于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內部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隨著勞動教養的廣泛建立與發展，其對逐漸擴大，根據1957年國務院頒布的《決定》中便規定了以下人員為勞動教養的對象：
第一：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盜竊、詐騙等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第二：是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單位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第三：是機關、團體、企業、學校單位內有勞動能力，但是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勞動紀律，妨礙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沒有生活出路的；第四：是不服從工作分配，或者就業、轉業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無理取鬧，妨礙公務，屢教不改的。由此可見勞動教養場所收容的人員種類在不斷擴大。
2.勞動教養由黨的政策性辦法向國家的法律性行為轉變
勞動教養最初建立時是根據黨中央為了清除內部反革命分子而制定的《指示》所進行的一種政策性活動。《決定》是我國關于勞動教養的一個重要行政法規，它是勞動教養走向法治化的一個標志，使勞動教養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
3.勞動教養由就業性措施向兼具懲罰性措施轉變
勞動教養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為了安置肅反活動中清理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業，到1957年后其懲罰性逐漸體現出來，《決定》中便規定了勞動教養是對被教養人員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
4.勞動教養由不定期發展到定期
勞動教養制度最初建立時，是沒有期限的，從 1961 年開始提出了勞動教養應當有明確的期限，規定一般為 2 年到 3 年。這個期限是內部掌握的，不向勞動教養對象公布。對表現好的可以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對表現不好的也可以延長勞動教養期限，有破壞行為的可以依法判刑。5這改變了“勞改有期，勞教無期”的情況。
(二) 勞動教養的恢復發展
上世界流失年代后，勞動教養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重的破壞，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隨著全國進行撥亂反正和國家恢復發展，勞動教養也開始得到了恢復和整頓，隨著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1980年國務院重新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和《關于加強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同意與勞動教養的通知》，198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公安部的《關于做好勞動教養工作的報告》和1982年國務院轉發的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試行辦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的實施，勞動教養工作開始逐步得到恢復并進入社會主義法治軌道。1983年起我國開始進行了不定期的“嚴打”，這使得勞動教養人員數量得到了增加，為了適應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勞動教養的發展需要，勞動教養的管理措施和管理體制也不斷更新，勞動教養工作人員的素質也不斷在提高。從勞動教養恢復發展以來，勞動教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僅為維護國家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秩序做出重大貢獻，而且把一大批勞教人員從勞教場挽救回來，使他們能夠自食其力，遵紀守法。另外，勞動還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二、 勞動教養的現狀
雖然勞動教養在歷史上為我國的發展和社會穩定做了許多貢獻，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不斷健全，勞動教養自身的弊端也日益顯露出來，從目前看來，勞動教養存在以下兩方面弊端：
（一） 勞動教養的對象不明確
現階段勞動教養的使用對象主要規定在2002 年6月生效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第九條中以及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十條，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對有些難以用法律解決的危害社會治安行為，作為公安機關進行社會治安治理的強有力的抓手，對于某些難以用法律來解決的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就以“擾亂社會治安”為名適用勞動教養，勞動教養似乎成了一個無所不容的“治安籮筐”，通過現有合法手段不能解決的治安問題都可以往里裝。更成了今天行政機關打擊迫害上訪、舉報和維權等公民的工具和錯案、冤案的溫床。 最近引起社會關注的“唐慧案”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二） 勞動教養的規定與相關法律存在嚴重沖突
雖然勞動教養是一種強制行政措施，但作為一個限制人生自由的處罰其無論是在立法主體還是法律規定都與我國《憲法》，《立法法》以及行政法規法相沖突，根據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公民的人生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我國《立法法》第 8 條第 5 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第 9 條進規定：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做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我國《政處罰》法第 9 條第 2 款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因此根據法律的位階關系，作為國務院制定的與勞動教養相關規定無論在形式和實質上都不得與我國全國人大制定的《憲法》、《立法法》和行政法規相違背。
（三） 勞動教養處罰與刑罰相矛盾
另外，勞動教養在執行中的期限為1到3年甚至可以延長到四年，其執行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國處罰最嚴厲的《刑法》中拘役、管制等罪行。管制刑的期限為3個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刑的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被判處管制刑的人員的人生自由只不過受到一定限制，而勞動教養卻完全限制了勞教人員的人生自由，由此可見其處罰力度過分嚴厲。
（四） 勞動教養立法主體混雜
自勞動教養制度建立以來，在制定勞動教養相關法律文件時參與的國家機構和部門分既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又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還有地方立法機關和司法部門(有的以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名義，有的以公、檢、法、司的名義制定在本地區施行的地方性勞動教養文件)，可謂是法出多門，立法主體與解釋主體多元。這一混亂的局面及影響勞動教養法律文件的統一又不利于勞教工作的執行。
（五） 勞動教養的審批和監督存在嚴重缺陷
《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只簡單和原則地規定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具體勞動教養委員會如何進行審批，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現實中，由于勞動教養委員會形同虛設，勞動教養案件基本上由公安機關包辦，自行偵查，自行決定，而且決定的過程也不公開，勞動教養人員缺乏辯護的機會，不符合國際社會只能通過司法程序限制人身自由的通行做法。另外，雖然《補充規定》也明確了人民檢察院對勞動教養的機關實行法律監督。但是相關法規沒有對勞動教養的受案范圍、程序等予以詳細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就勞動教養存在異議，復查機關的規定方面，《試行辦法》規定公安機關是勞動教養的審訴的復查機關和錯誤勞動教養決定的糾正機關，這樣公安機關集審批和復查職能于一身，嚴重違背了法律的基本程序原則——“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導致一些勞動教養的無辜者救濟無門，尤其勞動教養限制的是人身自由，后果更是嚴重。發生在重慶市民龔漢周身上的“二次勞教現象”便與此密切相關。
（六） 勞動教養制度與我國參加的國際人權公約沖突
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除了上述缺陷外還與我國1998年10月25日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根據該公約第九條：一、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時應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應被迅速告知對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三、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去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并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被釋放。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但可規定釋放時應保證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階段出席審判，并在必要時報到聽候執行判決。 四、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 五、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賠償的權利。這里的“法律”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在我國就應當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而不是其他機關制定的法規或規章。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批準該公約，但根據慣例，既然我國政府已經簽署，批準該公約只是遲早的事。而且，批準時也不可能在如此重要和關鍵的條款上提出保留。故從某種意義上講，履行或承擔該項國際義務是無可回避的事實，所以要想保留勞教制度，重新進行勞教立法構建勞教制度的法律基礎已勢在必行。也正因為這樣使得西方國家在我國外交上借用此缺陷對我國進行惡意國際，是我國外交在這方面遭受嚴重阻礙。
三、 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建議
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具有兩面性，因此我們也應該運用辯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勞動教養制度既要承認它的優點又要認識和改善它的缺陷，誠然，勞動教養目前可以說是危機重重，遭受社會各界人士的許多反對和攻擊，但針對目前我國現階段的違法犯罪的現狀與我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以及我國處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關鍵時期和我國現階段國情，勞動教養制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實行依法治國的當前環境，我國必須堅持勞動教養制度，不能廢除。而通過改革發展的模式來完善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使其順應時代的潮流和我國法制的需要。在懲罰犯罪的同時保障好人權。從當前勞動教養自身的結構體系以及其自身缺陷出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一) 制定《勞動教養法》使勞動教養制度法律化
實行了半個多世紀之長的勞動教養除了在實踐中為我國社會穩定和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做出重大貢獻，在學理上也吸引了一大批學者對其進行不斷地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勞動教養制度的研究論文、專著、教材、辭書、法律文件匯編不斷的發表和出版，這些研究不但為勞動教養工作具有指導作用，對《勞動教養法》也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法理依據。因此，我國可以采用制定新法的方法把勞動教養制度進行嚴格的法律規范和執行。對于制定的《勞動教養法》應對勞動教養制度的對象，執行主體，監督，主體救濟方法等進行明確規定。建立一部完整的《勞動教養法》可以使勞動教養制度融合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中，使得我國對外可以遵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內可以有效的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秩序。
(二) 將勞動教養制度刑事司法化
將勞動教養納入刑罰制裁體系，適用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根據目前在中國現有國情與警察權約束機制下，在涉及基本人權保障的領域內適當向司法權讓渡，保障相對人的程序利益和法治的統一性，才能真正做到保障人權與維護秩序相和諧，最大限度避免警察權的濫用。主要是:首先，不實現司法化就無法解決勞動教養制度與國際人權公約的沖突問題，就無法實現與國際社會人權方面的對話。其次，只有實現司法化才能從根本上限制行政權，尤其是警察權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剝奪和限制。最后，司法化給法院帶來的審判壓力可以通過法院機構設置來解決，不能以條件不成熟為理由來犧牲司法化。勞動教養程序的基本設想是:案件由公安機關提出申請并移送法院，人民法院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的簡易程序做出裁決，勞動教養管理機關負責執行，人民檢察院對全程予以監督，被勞動教養人員有權自行或委托律師辯護，不服一審判決的，有上訴權，二審人民法院的裁決為終審裁決。
(三) 勞動教養制度與社區矯正相結合
“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的對象主要是三類人員：第一類是罪行比較輕微的罪犯，包括被判處管制、緩刑的服刑人員；第二類是罪行雖然比較嚴重，但是經過改造，證明確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服刑人員，例如，被假釋的服刑人員；第三類是有特殊情況，暫予監外執行的服刑人員。對于前兩類服刑人員實行社區矯正，就體現了對犯罪分子的區別對待。對于第三類服刑人員實行社區矯正，體現了刑罰執行中的人道主義精神。由于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罪行較輕或者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
而勞動教養制度主要是對危害我國社會治安或觸犯我國《刑法》、《行政處罰法》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因此在對可以嘗試把勞動教養制度與社區矯正相結合，對于多次違反社會治安以及手段和情節嚴重的違法案件移送刑事程序處理，其余危險性不大或不具有危險性的歸入社區矯正。強制性教育大都是嚴重違法的治安案件，對于那些違法主體本身矯正難度大且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比較嚴重的案件，進行較輕刑事程序處理效果會更好。公安機關對多次違反社會治安管理法的，不應再看作是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不大，而應當視為犯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因為對于這樣的反復違法的人員繼續勞動教養已經無法達到對其教育改造的效果。而對于部分初犯、偶犯的勞動教養人員則可直轉送社區矯正機構進行行政性的管理和教育。經過這樣分流，因強制性勞動教養造成的懲罰比例不協調的問題將得到根本性解決。把勞動教養制度和社區矯正相融合不僅可以使那些所謂的“氣死公安，難倒法院”違法人員都得到有效的刑法處罰而且可以利用社區矯正挽救許多輕微的違法人員，并且可以減少國家的司法成本。
結語
研究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和現狀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總結和當前缺陷，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通過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把為勞動教養制度納入我國的司法制度，使勞動教養能有效的保障人權和打擊違法犯罪行為，更好的為我國社會穩定和國家社會治安秩序的維護更好的服務。同時使得勞教制度在內符合我國的法律制度要求，在外符合我國參與的各項國際公約。隨著全球區域經濟的合作和展開，國與國將會與更多的與其它國家建立密切的聯系，而人權的概念早已傳遍了世界的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公民的人權保障問題，特別是我國加入 WTO 之后，在日益廣泛和密切的國際人權交流與合作中，因為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問題使我國經常處于被動地位。因此，我國在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法治化和司法化改革的同時，不但可以使我國對公民權利和人權得到有效的保護，而且對促進我國社會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增強我國的國際關系和國際地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一、 著作類
1、 夏宗素：《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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