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燕 ]——(2013-6-24) / 已閱11765次
首先，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應當首先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沉默的權利和供述的自由，犯罪嫌疑人面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時，可以選擇自愿供述和保持沉默。設置沉默權的告知程序。即在偵查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前，書面或口頭告知他們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包括告知權利的時間、具體事項、法定情形下的解釋義務和不履行上述告知職責的后果及責任等內容。
其次，限制訊問時間、對象、兩次訊問的間隔、地點，明確對犯罪嫌疑人連續訊問的時間界限，防止偵查人員用變相或不間斷的方式強制訊問犯罪嫌疑人。禁止訊問人員用語言暴力和精神上對其進行恐嚇。除非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愿意供述，否則訊問人員不能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對其引誘，以保證其公平公正和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另外允許律師在第一次訊問之前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對訊問過程及沉默權的實施進行監督，最好是有錄像全程跟進。另外對未成年人、孕婦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在訊問時間上還應有特殊照顧，區別對待。
第三，在訊問內容上，對偵查人員提出的關于是否有犯罪行為、陳述有罪的情節是否構成犯罪等問題，犯罪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這個過程犯罪嫌疑人一旦明確表示保持沉默時訊問人員應該立即終止訊問，且訊問人員應如實做好筆錄而且給犯罪嫌疑人過目并在其上面簽名。
第四，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會見權和通訊權，避免犯罪嫌疑人在被羈押期間受到強制，保證在其受到強制時可以獲得法律救濟；一旦犯罪嫌疑人認為偵查人員有逼供、誘供、騙供等行為的或希望得到律師幫助的，在得到幫助前有權保持沉默，設立有關律師提供幫助規則。此外還應盡量減少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限制，擴充律師的權利，讓律師更好地介入這個過程，及早了解案情和清楚對犯罪嫌疑人有關的證據指控。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律師辯護權，及在訊問時的律師在場權。在羈押時有與律師會見、通信權。如律師介入審訊，在審訊時由律師為被刑事追訴之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審訊者難以強迫被審訊者回答訊問，就是保障沉默權的重要方式，因為訊問時律師在場，既可以指導犯罪嫌疑人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又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能夠真正充分自由地陳述案情或者回答提問。
最后，犯罪嫌疑人對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為有沉默權。但是，當犯罪嫌疑人陳述有關犯罪發生時間不在現場的證明；損害結果的發生是因意外、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險及證據等內容時；犯罪人正在實施犯罪，或其身上找到相關證據，對涉及公共安全，緊急狀態、個人身份及住址的提問，有回答的義務此時，犯罪嫌疑人不應當享有沉默權。這樣做是為了賦予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使處于不利地位的嫌疑人、被告人增加了自身保護能力，遏制了司法人員在訊問過程中對被追訴者權利的可能侵害，保證了訴訟程序的相對公正平衡。同時又避免了因沉默權不當行使，而可能給偵查機關破案和受害人權利帶來的不利影響，為訴訟效益最大化的實現創造了可能的訴訟環境。另外沉默權的例外規則。
鑒于沉默權制度的設立可能會對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現行偵查模式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了將這種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可以在設計沉默權制度時借鑒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設立沉默權適用的例外規則。即對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具有重大威脅的犯罪，在適用沉默權規則時予以必要限制。例如危害國家安全及公共安全的武裝叛亂、暴亂罪及恐怖組織犯罪等，可以規定不適用沉默權規則。以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雙重目標。
（二）審查起訴階段的沉默權
在起訴階段，檢察機關的任務不是努力收集各種證據，而是對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予以進一步的核實和補充，審查偵查和訊問階段的相關人員的行為合法性。因此，追訴者與被追訴者之間激烈對抗的局面不復存在，犯罪嫌疑人權利被侵犯的現象也大為減少。但由于追訴方與被追訴方對抗依然存在，這時候沉默權仍然具有存在的價值。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九條，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至少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一次，以保證其有機會申述辯解意見；我們建議增加：“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確表示沉默，檢察機關應立即終止訊問。”另外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的基礎上還應明確律師在場的權利。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減輕犯罪嫌疑人回答問題的思想壓力，使其更為自由地行使辯護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檢察人員全面了解偵查情況，使犯罪嫌疑人在回答訊問中敢于控告偵查人員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以便人民檢察院實行偵查監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訴訟權利。
（三）案件審判階段的沉默權
我們國家法官裁判案件，遵循的既不是英美法系國家的自由心證，也不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內心確信，而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斷案原則。因此沉默權在審判階段，也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廣泛規定。庭審程序中的訊問被告人程序可以參照日本以“對起訴書的認可與否程序和提問被告人制度”取代訊問被告人程序。⑧但是，對法官提出的程序性問題，如表明其身份的年齡、單位、住址等問題，以及是否行使法定權利的問題，如是否申請回避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應當享有沉默權。如果檢察機關認為，被告人必須對某一問題的回答關系到案件重大事實的澄清時，此時，被告人仍堅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據案情認定控方指控成立。
但是在審判過程中禁止并作出相關規定不能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了沉默權而導致對其的不利推論和從重處罰。真正做到罰當其罪，公平合理。認真貫徹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四）改造證據制度相容沉默權
我國傳統的對人證調查制度與沉默權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取證制度,是嫌疑人有作證義務,但民眾普遍有一種畏證心理且缺乏法律義務感。如果建立沉默權制度,就必須改造這種作證傳統,強化民眾的作證責任和作證意識。我們建議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刑事訴訟法應當規定“凡是采用非法方法（包括違背沉默權的告知程序和選擇權利）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的,不能作為指控犯罪和定案的根據。”另外在審理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等罪案時，我們建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確立自白排除證據法則。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有組織團伙犯罪、公共安全犯罪應限制其沉默權，沉默權合理限制使用前提必須是發現了有關人員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相應證據。這個證據并不要達到定罪或起訴標準,只要能引起“常人的懷疑”就可以。對于出現例外情況，如果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拒絕合作,那么他的沉默權應作為對其不利的推斷,其沉默行為本身應被刑法處置。只有進行了這些合理限制,沉默權在中國才可以在不給社會造成較大沖擊的情況下得到推行。
結束語
沉默權規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它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嚴和自由意志的尊重，為其充分行使辯護權提供程序上的保證，反映出國家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文明與進步狀況。確立沉默權是世界大趨勢，也是人類文明發展所不可逾越的。對未來的展望我深深堅信，隨著我國司法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對人權保護的進一步重視，將來的某一天在我國的法律上也會出現沉默權制度。當然這中間會出現許多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失誤而拒絕嘗試和努力，更不能一味等到所有條件都符合時，才去做一件事情。因為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運動的，有些條件只有在我們做的過程中才會伴隨出現的，這需要我們去積極爭取和斗爭。德國法學家耶林說得好：“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通過斗爭得到的，為權利而斗爭不是災禍，而是一種恩賜。在人類爭取權利現實化的過程中，斗爭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斗爭是法的生命。”⑨因此只要利大于弊，結合我們自身的國情并汲取古今中外有關沉默權原則的合理因素和科學方法，賦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權，不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司法文明的體現,是對人權的一種尊重和保護。
【注釋】
① 曾耀林. 簡論沉默權對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意義[ J ].人民司法, 1999 (6).
② 許峰. 國家高層表示盡快批準公約[N ]. 南方周末, 2005 (4).
③ 候智武.論沉默權制度及其在我國的確定與保障[ J ]. 政法論壇, 2003 (4).
④ 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fl - chmoquan. htm.
⑤ (美)愛德華.科文，杰克.帕爾塔森，美國憲法釋義，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⑥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187頁.
⑦ 張靜. 試論沉默權[DB ]. http: / /www. studa. net/ faxuelilun /060630 /16495969 - 2. html.
⑧ 王金利.論沉默權制度在我國的實現［J］.2002年3月18日中國人大新聞W.
⑨ 耶林.為權利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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