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崢 ]——(2013-7-1) / 已閱7878次
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適用關系探析
——基于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思考
2012《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設置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這樣的話，我國的不起訴制度就包括：法定不起訴、相對不起訴、證據不足不起訴以及附條件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兩者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明顯的區別，尤其是在針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兩者在適用上存在重合的地方，這給辦案人員辦理相關案件帶來困難。筆者認為，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在邏輯關系上，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關系，而是具有順序上的優先適用關系。
關鍵詞： 附條件不起訴；相對不起訴；犯罪情節輕微；未成年人；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于2012年3月14日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次修訂中，本著對未成年人寬大處理的要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以前散落于刑事訴訟法各編章中涉及未成年人的規定集中規定成一章，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變化最大的是設置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明顯的區別，兩者在適用條件上存在相互交叉的地方，因此兩者的適用范圍存在重合之處。這種既可以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也可以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情況，給辦案人員辦理相關案件帶來困難。本文擬對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的適用關系進行梳理和闡釋，以期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思路。
一、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
眾所周知，起訴便宜主義是世界刑事訴訟發展的潮流，不起訴作為起訴便宜主義的重要體現，其具有節約司法資源、案件分流、保護犯罪人的“大憲章”的機能。具體到附條件不起訴，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實施了充分的改造、矯治和保護。附條件不起訴，在日本叫起訴猶豫，在美國從案件分流的角度來說，叫暫緩起訴，在德國叫附條件不起訴，它比較接近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設置的附條件不起訴。
附條件不起訴，依據字面意思來看，就是指辦案機關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是要附條件的，當條件成就時，辦案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當條件未成就時，辦案機關應當撤銷不起訴，提起公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71、272、273條之規定，我國的附條件不起訴，是指對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
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論和政策依據[ 陳光中：“關于附條件不起訴問題的思考”，載《人民檢察》，2007(24)。]。一般來說，大抵有：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2、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方針政策，即“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和“兩擴大、兩減少”政策；3、輕刑化和非刑罰化的國際趨勢；4、訴訟和解的精神和原則；5、訴訟經濟原則；6、起訴便宜主義。依據這些理論和政策依據，加之法律規定，我們來闡述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條件，主要包括：（1）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的；（2）有悔罪表現的；（3）對象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其中“一年有期徒刑”，依據刑法的文理解釋和目的解釋來看，是就犯罪行為的宣告刑而言，而不是法定刑，通常是指初犯、偶犯、過失犯罪、輕微的故意犯罪。“符合起訴條件的”，是指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犯罪，事實查得很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有悔罪表現”，是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后的表現而言，主要是指自首并坦白自己的罪行、積極配合辦案機關的工作、遵守相關的法律規定和辦案機關的要求、向被害人賠禮道歉以及賠償損失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范圍是比較狹窄的，適用條件是比較嚴格的，另外，附條件不起訴是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察監督制度密切聯系的。
二、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比較
相對不起訴，是指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性質上，二者都是起訴便宜主義的集中體現，是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重要表現。功能上，二者都具有明顯的程序分流、節約司法資源的作用。另外，兩者都是在符合起訴條件的基礎上才予以考慮的。但是，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是兩種不同的起訴制度，其具有如下的差別：1、不一樣的適用對象。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對象是未成年人，而相對不起訴并沒有對象的限制。2、不一樣的適用罪名。附條件不起訴只能針對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和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規定的罪名，而相對不起訴并沒有罪名的限制。3、不一樣的刑期要求。附條件不起訴針對的是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而相對不起訴沒有具體刑期的要求。4、是否有悔罪表現。附條件不起訴囿于本身的機能，由此附條件不起訴的前提之一就是未成年人必須有悔罪表現，而相對不起訴沒有這個硬性的要求。5、穩定性不一定。附條件不起訴是一種暫時性的決定，如果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違背考察條件時，那么最終有可能被起訴的決定所取代，或者有可能被不起訴的決定所取代，它是臨時的。而相對不起訴一旦作出就具有穩定性。6、救濟方式不一樣。在附條件不起訴中，人民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起訴的決定。在相對不起訴中，犯罪嫌疑人沒有這個權利。
雖然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兩者的適用條件是很清楚的，在適用關系上是涇渭分明的，但是，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在辦案人員綜合考量案情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此，兩者可能會在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上出現重合。附條件的不起訴適用于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情節較輕的案件，相對不起訴適用的對象是那些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法和免除刑罰的案件，似乎是很明確的，是有差別的，但是在具體處理案件中，如何評判“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宣告刑的犯罪”和“犯罪情節輕微”，是沒有明確的標準，只能是依靠檢察官對犯罪情節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等諸多因素進行綜合考量才能得出適宜的結論。那么，在針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兩者就會出現交叉，在適用上產生了沖突，造成檢察官無法清晰得出到底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抑或相對不起訴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對附條件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的適用關系進行詳細的梳理和闡釋。
三、附條件不起訴和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探疑
正如上文所述，在針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時，需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以一定的考驗期，由人民檢察院對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在考驗期內，除了遵守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外，考察機關還可以根據未成年人的個人經歷、家庭環境、犯罪行為等情況，制定有針對性的改造、矯治和教育要求，例如，社區服務、作交通協管員、照顧敬老院里的老人等。相反地，對于相對不起訴，檢察機關一旦作出決定，就相當于無罪認定。就這點來看，相對不起訴比附條件不起訴在處理上要輕一些，那么對于未成年人，如果符合犯罪情節輕微的話，原則上應該適用相對不起訴。
《最高檢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決定》第21條提到，“對于既可相對不起訴也可附條件不起訴的，優先適用相對不起訴。”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針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相對不起訴具有適用上的優先性，但是并不是說不可以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換言之，附條件不起訴和相對不起訴在邏輯關系上，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關系，而是具有順序上的優先適用關系，即：從相對不起訴到附條件不起訴的優先適用順序，不能直接作出前者的，或者作出前者不適宜的，才考慮適用后者；符合前者的適用條件，應當優先考慮適用前者；在特定、適宜情況下，針對個別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改造、矯治和教育，發揮附條件不起訴的機能，可以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
具體而言：
（一）不能直接作出前者的，或者作出前者不適宜的，才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
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是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附條件不起訴適用于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規定的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并符合起訴條件，有悔罪表現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雖然檢察機關在適用相對不起訴時，具有自由裁量權，但是其自由裁量權并不是沒有限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限制就是“依照刑法規定”，即無論是不需要判處刑罰還是免除刑罰，都必須是刑法明確規定的，而不能是辦案機關自己認定的。所以，雖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輕微，但是不符合刑法規定的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規定時，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就是不適宜的，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規定的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就可以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
（二）符合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應當優先考慮適用相對不起訴。
如上所述，相對不起訴相對于附條件不起訴而言，處理上要輕一些。從未成年人本身的身心特點，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立場，以及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和“兩擴大、兩減少”政策出發，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相對不起訴，不僅不會給未成年人附加額外的義務，而且一旦作出就是終局決定，可以較好地適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能夠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此外，附條件不起訴要想充分發揮改造、矯治和發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機能，不僅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例如，社會調查制度、社區矯正制度、幫教制度、監督考察制度等，而且需要一大批懂得未成年人心理、富有愛心、耐心細致、善于做思想工作，具有犯罪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方面知識的辦案人員從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目前在我國，相關的配套措施還在建設完善之中，具有相關知識背景的辦案人員依然匱乏，監督考察制度落實讓不到位，在這樣的條件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無法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機能，甚至淪為設而不用的尷尬境地。因此，對于符合相對不起訴適用條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優先考慮適用相對不起訴。
（三）在特定情況下，針對個別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改造、矯治和發展，可以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
從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比較法視野來看，在美國它叫做暫緩起訴，屬于緩刑的一種，是一種非犯罪化的處遇制度。附條件不起訴不單單是一項不起訴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監督考察，以此在不會給未成年人帶來犯罪標簽的前提下，更好地改造、矯治和教育未成年人，促使其再社會化。如果在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不起訴時，不加區別地一概優先適用相對不起訴，那么不僅附條件不起訴應有的機能和價值就蕩然無存，同時達不到改造、矯治和教育未成年人，促使其再社會化的效果。筆者認為，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屬于涉嫌輕微犯罪的累犯、慣犯，或者之前經常實施違法行為，經常出入不良場所，接觸不良人群，或者教育缺失等情況下，即依據社會調查報告，適用附條件不起訴能夠更好地達到改造、矯治和教育未成年人，促使其再社會化的效果下，可以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也就是說，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后，依據社會調查的報告，未成年人還是有可能會實施不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
四、結語
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我們要從全面貫徹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和“兩擴大、兩減少”政策，依法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出發，采取適應未成年人特點的辦案方法，充分發揮相對不起訴與附條件不起訴的機能，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矯治、教育和改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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