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日吉 ]——(2013-7-23) / 已閱11646次
(四)人民監督員監督力度薄弱
人民監督員制度是檢察機關外部監督制約的主要形式,是公民參與刑事訴訟程序的渠道。但是,這種制度迄今為止,由于“沒有法律條文的支撐,尤其是刑訴法條文規定”,[26]人民監督員對于檢察官起訴自由裁量權的監督基本上流于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出于制度上的需要,人民監督員雖然對“三類案件”和“五種情形”進行監督,但還沒有從深層次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進行有效監督。由于人民監督員在法學功底和辦案經驗方面的先天不足,表決過程的人云亦云,監督的效果并不明顯,而且,由于人民監督員的介入,使得辦案期限捉襟見肘,加劇了審案期限的緊張。因此,現階段單純依靠人民監督員的監督,妄圖通過監督“迫切需要檢察官象法官那樣秉持客觀公正原則,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減少司法不公情況的發生”[27]非常困難,由于人民監督員監督的有限性,這種愿望離現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三、規范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路徑
(一)規范不起訴自由裁量權行為,明確界定不起訴自由裁量范圍
“自由裁量存在于法律適用、事實認定以及程序處理等環節,”[28]因為,自由裁量“是一個從相對到絕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摻入了法官的個人喜愛或者厭惡、偏見情感、習慣意識和信念。”[29]因此,難免存在錯誤裁量,有些還嚴重背離案件的事實。這里說的雖然針對的是法官,但同樣也適用于檢察官,因此,為了忠于案件的真相和事實,規范不起訴行為勢在必行。
“不起訴是一種程序上的處理,其基本含義是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盵30]如前所述,不起訴包括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證據不足不起訴和附條件不起訴等,在這些不起訴類型中,按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規定,案件符合不起訴情形的,由承辦檢察官首先作出判斷,也就是由承辦檢察官對案件定性自由裁量,如果承辦案件檢察官認為案件符合不起訴條件,按照辦案程序,先由所在科室討論研究,然后由部門負責人把案件提交分管領導,分管領導審核后再把案件處理意見提交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批準,為了提高訴訟效率,一般不起訴案件首先由檢察長決定,如果檢察長認為有必要,可以提交檢察委員會審議,如果是自偵案件,發現具有規則第四百零一條規定情形的,應當退回本院偵查部門,建議作出撤銷案件的處理。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擬作不起訴的,應當報請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鑒于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內部制約機制缺失,應當與時俱進轉變檢察委員會的業務職能,建議“檢委會秘書處作為獨立的辦案機構應當由現行的綜合類管理,改革為三位一體的檢委會業務機構”,[31]使檢委會成為檢察機關的常設機構,以保證檢委會的職能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當然,“除了按照法律的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在可以提起公訴也可以不提起公訴的案件中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裁量決定是否發動公訴之外,對于必須提起公訴的案件,檢察機關就必須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毫不猶豫地提起公訴,而沒有自由裁量的余地�！盵32]
“在我國現行司法體制、訴訟制度遠未達到完善,特別是檢察官之選任并非如英美那樣精英化的現狀下,立法在擴大不起訴制度的適用范圍時,明確界定該范圍也是絕對必要的�！盵33]檢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主要范圍,當然主要是公訴審查階段所涉及的起訴或者不起訴案件,其中不起訴范圍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所規定的情形,此外,根據實際情況,應明確不起訴邊界和范圍,這些范圍包括刑事案件的預備犯、中止犯、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的;犯罪過程中屬于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后能如實向司法機關供述或者有立功表現,對于造成的損失能積極退贓、賠償損失并且有悔罪表現的;過失犯罪后有悔罪表現、鄰里糾紛引發的輕微傷害等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加害人能夠積極賠禮道歉,得到受害人的諒解和解;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學生犯罪,本人有悔罪表現,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老年人或者殘疾人犯罪、經省級以上人民醫院鑒定,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的。
(二)建立和規范不起訴聽證制度,增強辦案透明度
建立和規范不起訴聽證制度,是制約檢察官自由裁量權,增強司法程序透明度,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和辯護權的一個重要舉措。在沒有實施聽證的檢察院,由于不起訴決定的理由、證據不公開,偵查機關不滿意、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也會有猜疑,容易形成“纏訟”、“訟累”等負面影響。[34]因此,建立和規范不起訴聽證制度勢在必行。
按照司法慣例,聽證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依職權的聽證,另一種是依申請的聽證。承辦檢察官在審查案件過程中,認為案件符合不起訴條件,沒有起訴的必要的,都屬于聽證范圍。在作出不起訴決定之前,檢察機關案管中心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檢察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不承擔檢察機關組織的聽證費用;必要時,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檢察機關可以依職權,組織聽證。
檢察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和地點書面或口頭通知當事人;不起訴聽證會應當公開舉行,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外;聽證由檢察機關指定的非本案承辦人員主持,當事人對主持聽證的檢察人員認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相關人員回避;聽證會的當事人都應當到場,除特殊原因委托律師、親友代理以外;聽證會的評議員應當由檢察長、分管副檢察長、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以及當事人推選的代表擔任,并組成合議委員會;聽證過程中,承辦案件檢察官應就當事人違法的事實、證據和適用法律以及量刑建議提出意見,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證。聽證應由檢察機關書記員制作筆錄,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后簽名或者蓋章。聽證合議委員會應當充分聽取案件承辦檢察官、當事人、當事人律師等人員的意見,聽證結束后,檢察機關最遲在30個工作日內,重大、復雜、疑難案件可以延長15個工作日,根據聽證筆錄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作出決定。
(三)強化內外部監督制約,拓展監督的覆蓋面
應當看到,檢察官除了擁有對案件起訴的自由裁量權外,同時“在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有關案件時,并不排除檢察機關集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和法律監督機關三位一體的局面。”[35]這也意味著檢察官擁有其他部門和個人不能替代的起訴自由裁量權,如果沒有權力制約,就有可能使自由裁量權泛濫。因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36]所以,拓展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監督和制約覆蓋面是必然的。
從成熟的經驗看,目前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制約主要包括內外監督兩個方面,內部監督包括上級院、本院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和各業務部門的監督和制約;外部監督制約主要包括公安機關、法院的制約和監督,當事人的監督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監督、人民監督員的監督等。
在內部監督中,首先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監督制約,這種監督和制約,一般通過對案件的實質性審查得到實現,因此,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親歷閱卷、參與案件審理非常重要,尤其是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辦理。業務部門的監督主要是各部門之間按照辦案規范各司其職,互相配合,相互監督。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檢察院的領導和監督,主要通過業務指導、掛牌督辦等方式實現,其中自偵案件符合不起訴條件的,依程序經過本院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的決定后,相關案件材料交上級院審核,經審核發現錯誤的,下級院必須及時糾正并將執行情況向上級院匯報。
在外部監督中,主要是公安機關和法院的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于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認為不起訴決定有錯誤的,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人民監督員對檢察機關的監督主要體現在“三類案件”和“五種情形”上,但是,從司法發展規律看,目前人民監督員的監督面太狹小,建議把監督面拓展到所有的不起訴案件,同時在選任和業務培訓工作方面下大功夫,以增強監督的針對性。當事人監督表現在對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不服的,可以申訴,也可以徑直向法院提起自訴。此外,人大個案監督也非常重要,但基于事后原則,人大的個案監督應當在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之后展開,而不能在此之前提出監督“建議”。[37]
(四)規范量刑建議程序,強化量刑建議監督
量刑建議是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鑒于“檢察官是刑事訴訟程序中唯一能夠參加案件全過程的參與者,”[38]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對于案件的判決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此,規范檢察官量刑建議也是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一個約束和監督。如前所述,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并非具備法律上的約束力,對于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法官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紤]到一些檢察官在量刑建議上的粗制濫造,須從規范和完善量刑建議程序入手,使檢察官自由裁量權得到規制。
建立量刑建議審批制度,加強量刑建議的提出程序運作監督。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需要全面考慮所有可能影響量刑的因素,包括從重、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法定情節和被告人的認罪態度等酌定情節”[39],同時,積極聽取當事人、辯護律師的意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還要做好社會調查,全面掌握量刑證據。庭審過程中,根據庭審中出現的案件事實、量刑情節、證據材料、案件定性等變化,主訴檢察官應及時變更量刑建議,而不再要求法庭延期審理。對于復雜疑難案件,檢察官在量刑建議上意見分歧很大,可以把量刑建議提交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以提高量刑建議的準確性。要規范量刑建議書制作的統一格式,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況、處于刑罰的種類幅度、可以適用的刑罰方式以及量刑建議的事實和理由等,積極推進規范量刑建議的監督方式。法院判決之后,要對法院是否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進行審查,如果發現判決或者裁定確有錯誤,符合抗訴條件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應當提起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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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作者：農日吉,廣西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郵編:533400,Email:zgk8209065@126.com
[2] 賈慶華:《司法自由裁量權的現實分析》,載《河北法學》2006年第4期
[3] 朱孝清:《中國檢察制度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2期
[4] 邱學強:《論檢察體制改革》,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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