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巖 ]——(2013-7-25) / 已閱29701次
◇李巖 遼寧大學法學院
關鍵詞: 虛擬財產；民事法益；虛擬財產繼承
內容提要: 虛擬財產在性質上并非權利，卻蘊含著經濟價值和精神價值，其所依托的網絡環境易致其受到侵犯，雖在保護態度和方法上司法實踐的做法不一，性質上可將虛擬財產定位為法益。虛擬財產的利益性和社會需求證明了其具有繼承的價值。當下網絡用戶死亡后虛擬財產處理的兩種模式，即網絡服務商依據協議控制與取得虛擬財產模式和網絡遺產托管模式都存在諸多弊端，現實地采取虛擬財產繼承的法律模式才是可行之路。法律應承認虛擬財產為可繼承的財產利益并在繼承的類型、主體、客體、程序、遺產分割及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財產處理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
近年來，現實生活中要求繼承虛擬財產的案例頻頻發生。如2011年發生的王女士向騰訊公司要求繼承已故丈夫的QQ號碼案件[1]，處012年發生的浙江24歲淘寶女店主過勞碎死后其家屬向淘寶要求繼承兩皇冠的淘寶店鋪案件。[2]兩起案件均引發了網民對虛擬財產繼承的熱議，焦點在于虛擬財產能否繼承。相對于民眾對此問題的關注，我國立法仍處于空白狀態。立法機關應積極面對虛擬財產繼承問題，適時將其納人繼承法調整范圍。本文意在對這一問題作嘗試性研究，以期對《繼承法》的修改有所助益。
一、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界定
虛擬財產繼承立法是一項系統工程，在確定虛擬財產可成為遺產之前，首先要界定其法律性質。目前學界對此認識不一，幾乎均將虛擬財產的性質界定為一種民事權利。筆者認為，虛擬財產在性質上并非權利，只是法律上應當保護的利益，以下將對各種虛擬財產權利說進行反駁。
第一，虛擬財產知識產權說背離了知識產權的特性。該說認為，虛擬財產是網絡用戶運用創造性智力的結果，網絡用戶在網絡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智力性的勞動投人，故應該將其視為知識產權中的著作權來保護。[3]筆者認為，首先，虛擬財產并非勞動所得。無可否認虛擬財產是網絡用戶自己通過投人時間、金錢獲取的，但這并非勞動創造。其次，虛擬財產不具有獨創性，只是取得方式比較新穎。再次，虛擬財產不具有壟斷性。只要達到網絡運營商設定的條件誰都可以獲得相應的虛擬財產。最后，虛擬財產不具有地域性。網絡的無國界性使虛擬財產不受地域的限制。
第二，虛擬財產物權說與物權的屬性相矛盾。該說認為虛擬財產權是物權，并且是典型物權。[4]筆者認為虛擬財產不能作為物權法上的物。首先，虛擬財產的無體性特征與物權法所規定的物權的標的為有體物不符。大陸法系物權法建立的基礎是有體物，“物權的標的必須是確定的、有一定的體積、占有一定的空間的物，它不是思想，一般情況下也不是權利。”[5]物的有體性成為虛擬財產物權性質的理論障礙。若徹底改變物權法的“有體物”基礎，擴大物的范圍，使得虛擬財產在物權法中占據一席之地，在目前我國物權法體系剛剛建立，對有體物的物權研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將會徹底摧毀物權法體系。其次，虛擬財產不具有直接支配性。傳統物權具有直接支配性，即“無須他人意思的介入或輔助就實現自己的權利”。[6]虛擬財產在直接支配性上受到限制，虛擬的網絡空間是虛擬財產的存在載體，沒有網絡空間虛擬財產將不復存在。虛擬財產受制于網絡空間這一媒介物，這使得其支配性缺失。最后，虛擬財產的存續有期限性。虛擬財產的存在是有期限的，其僅僅存在于網絡服務商虛擬的網絡社區，如果發生網絡社區關閉、網絡服務商解散、破產等情況，虛擬空間將不再存在，虛擬財產也就不復存在。
第三，虛擬財產債權說與債權的特性相違背。該說建立在網絡用戶與網絡運營商之間簽訂的合同基礎上，將虛擬財產的取得、轉讓、滅失等視為一種債的關系。[7]筆者并不認同虛擬財產的性質是一種債權。首先，虛擬財產債權說混淆了物權和債權的關系。無可否認網絡運營商和網絡用戶之間存在合同關系，并基于合同關系產生了虛擬財產，但并不能因此認定虛擬財產就是債權。債權僅僅是獲得物權的一種手段，通過債權而獲取物權，是此類債權的本質。虛擬財產服務合同也僅僅是獲取虛擬財產的手段，而非虛擬財產的性質。其次，該說與刑法上盜竊罪的認定相矛盾。我國司法實踐中認定竊取虛擬財產構成盜竊罪的案例已經有很多，如果認為虛擬財產性質上屬于債權，則與盜竊罪的客體理論相違背。債權具有相對性，只存在于網絡服務商和用戶之間，不存在被竊取的可能性。
上述學說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脫離權利體系的侄桔。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拋開權利的思維束縛，從利益的視角考慮虛擬財產的性質。完整的民事利益保護體系應該由民事權利和民事法益構成。權利固然是民事利益實現的最好手段，但民事法益同樣可以分擔部分任務。所謂民事法益，即法律主體享有的權利之外的應受法律保護的利益。[8]虛擬財產即是民事權利之外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
第一，權利具有法定性，是正當利益的定型化，通過法律明確公示。法益則是未定型的利益，不具有法定形式。虛擬財產在立法上缺乏明確的規定，對于虛擬財產本身是什么，包含什么類型，虛擬財產占有人享有的利益屬性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在目前的立法狀態下不能在民事權利體系中找到虛擬財產的位置，所以其并非權利。
第二，權利是法律已經明確保護的利益形式，法益只是法律應當保護的利益，即具有可保護性。虛擬財產具有價值性和利益性，這使得其在實踐中有受到侵害的可能。另外，虛擬財產依存的網絡環境使得利用技術手段侵犯虛擬財產更為容易、更加隱蔽。正因為虛擬財產比一般財產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更有必要對其進行保護。
第三，權利具有能動性，法益不具備能動性。權利是法律保護的積極方面，主體在享有權利后可以在法定范圍內選擇是否從事某種行為。權利的轉讓和交換自由就是權利能動性的體現。相反地，法益并不具有能動性，主體僅能在法益被損害后請求損害賠償。法律對虛擬財產的轉讓和交換沒有作出規定，大多數網絡服務商也禁止虛擬財產轉讓。
第四，權利受到法律的完全保護，法益在法律保護上呈現弱勢性。法律對權利的保護是一種全面完整的保護，對于法益只提供消極的保護，依賴于司法實踐中法官對于法律理念、法律原則、民間習慣的領悟得以實現，而不同法官在這些方面會有不同判斷，故對相同的民事法益會得出不同的保護結果。司法實踐對虛擬財產是否應予保護及保護程度態度不一。以虛擬貨幣被竊引發的糾紛為例，法院“不予立案”、“沒辦法處理”、“不在管理范圍”、“不予受理”等答復頻頻充斥于耳。[9]司法機關在虛擬財產保護方法的選擇上同樣不統一，有的法院通過認定游戲開發商負有安全保障義務的債權方式予以保護，有的法院則通過直接認定物權侵權的方式進行保護。[10]
第五，權利內含的利益具有普遍性，法益內含的利益則不具有普遍性。權利具有共同的標準，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對權利內含利益的一種承認，具有社會普遍認同的特點。對于法益來說，其內含的利益并不具有普遍性，還沒有達到社會普遍認可的程度。虛擬財產不具有普遍性體現在其對某些人十分重要，而對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毫無價值，同時在價值認定上的懸殊性也體現了其不具有普遍性。有學者曾指出：“電磁信息的形式是單一的，但其承載的虛擬物的價值卻相差很多，在評估虛擬財產的價值時，我們如何以單一的形式去估算千差萬別的標的物價值呢?”[11]相關司法實務也反映了虛擬財產本身的價值認定困難，如在“馬杰訴上海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由于虛擬裝備本身不具有具體價值，作為救濟，丟失的裝備可由盛大公司通過技術操作手段進行恢復。[12]
從以上分析可知虛擬財產在法定權利形式上缺失，但卻內含利益，其所依托的網絡環境使得其易受他人侵犯，在轉讓性和交換性上受到限制，在司法實踐中對其保護態度和方法上并不一致，在利益認同上不具有社會普遍性。上述特征可以說明虛擬財產并非權利，而是法律上應當保護的權利之外的利益，即民事法益。這種利益形式函需得到繼承法的確認。
二、虛擬財產繼承立法的必要性
江平先生曾言：“繼承問題，可以說是公民對‘恒產’這一利益訴求的終極體現。”[13]虛擬財產作為財產利益的恒產性應當在繼承法上有所體現。虛擬財產的經濟價值、精神價值及現實生活對繼承的利益需求，都證成了虛擬財產繼承立法的必要性。
（一）虛擬財產蘊含的經濟利益決定了其具有可繼承性
按照繼承法基本原理，繼承指的是財產繼承，即繼承的客體屬于財產。財產的經濟屬性是決定其具有可繼承性的首要因素。虛擬財產雖然存在于虛擬空間，但并不能否認其具有現實的經濟價值。
第一，有償取得的虛擬財產的市場交易價格可以證明其具有經濟價值屬性。目前，許多虛擬財產都要通過交易方式以貨幣購得，在公開市場上出售的商品本身具有價值性，這一公理對虛擬財產來說也不例外，市場交易價格是虛擬財產經濟價值屬性的最好解釋。[14]而虛擬財產的市場增值性則是其經濟價值屬性的另一重要外在表現。國家稅務總局在2008年《對北京市地稅局<關于個人通過網絡銷售虛擬貨幣取得收人計征個人所得稅問題的請示>的批復》中明確指出，個人通過網絡收購玩家的虛擬貨幣，加價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人，應繳納20%左右的個人所得稅。[15]該批復反映出有償取得的虛擬財產可以在流通中實現增值。
第二，無償取得的虛擬財產在經營中會逐漸生成市場價值。虛擬財產的取得方式大部分是無償的，用戶一般只需要向網絡服務商提出申請，符合相關條件后即可免費獲得。之后，用戶通過悉心經營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商業價值，并可通過市場交易得以實現。如用戶免費申請獲得淘寶網上店鋪，在用戶的精心設計、維護下，交易量增加，店鋪等級、商譽也隨之提升，繼而吸引更多消費者。雖然網絡服務協議明確禁止店鋪轉讓，但網絡店鋪的轉讓交易已經形成一定的市場規模。以淘寶網皇冠級店鋪為例，轉讓價格因皇冠數量的多少有高有低，便宜的在一萬元左右，高的則要十幾、二十幾萬。[16]虛擬財產在經營中逐漸附加的商業價值也證明了虛擬財產的經濟價值性。
第三，我國立法及司法實務的態度表明了對虛擬財產經濟價值性的認同。文化部、商務部在2009年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網絡游戲虛擬貨幣管理工作的通知》第11條規定，在游戲終止服務時，對用戶已經購買但尚未使用的虛擬貨幣，企業必須以法定貨幣方式或用戶接受的其他方式予以退還。這等于在法律上承認了虛擬貨幣這種虛擬財產的市場價格，即虛擬貨幣是通過現實貨幣取得，而在虛擬貨幣未使用時，還可以還原其原來的現實貨幣狀態，其轉換方式為“現實貨幣一虛擬貨幣一現實貨幣”。這與民法所規范的物的交易過程相比沒有任何區別。司法實務中，無論刑事審判抑或民事審判均認同了虛擬財產的價值性。近年來發生了多起盜竊虛擬財產案件，司法機關雖然對犯罪嫌疑人的罪名認定不同，如侵犯通信自由罪[17]、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18]、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19]、盜竊罪[20]等，但從判決書的說理部分可以得知，上述罪名的認定主要基于對涉案虛擬財產價值的肯定。如在顏某一案的判決中，法院認為：“本案涉及的裝備屬于虛擬財產，與有形財產一樣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具有財產屬性。”[21]民事審判對此也有同樣的認識，如在全國首例虛擬財產侵權索賠案中，法院認定“虛擬財產具有價值含量，判定被告在游戲中恢復原告丟失的虛擬裝備”。[22]
（二）虛擬財產的精神價值屬性進一步證明了繼承的必要性
在傳統繼承法的客體判定上，除了經濟價值屬性的決定因素外，精神價值屬性也是判定是否有繼承性的標準，如結婚照片、旅游照片、慶典錄像等。這些物在經濟價值上也許不值一提，但往往蘊含著超越經濟價值的巨大精神價值。相比一般的物，有學者將其稱為“人格物”，即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物。[23]在人格物上附著了精神利益，寄托了當事人的特殊情感，或悲或喜，或安慰或哀思，或回憶或悔恨。在精神價值的意義上，此類人格物繼承更多的是一種情感和精神的繼承，遠遠超過了物本身的市場價值。生前相關物品往往能夠寄托人們對逝者的哀思，某些虛擬財產也能發揮同樣的情感寄托效能，如逝者生前發表的網絡博客、上傳到網絡上的照片、網絡日記、郵箱中與朋友或家人相互往來的信件往往都成為在世人寄托哀思和憑以追念的一種載體。在美國2005年發生的 Justin Ellsworth案件中，海軍戰士Justin在伊拉克戰爭中被炮彈炸死后，他的父親想登陸Justin的電子郵箱收集郵件做個紀念冊以紀念他，因為在出征伊拉克期間Justin一直使用電子郵箱和他的家人以及朋友進行交流，Justin生前有過做紀念冊的想法。[24]收集兒子生前的電子郵件已經成為父親表達對兒子愛意的唯一方式。雅虎公司最初以協議中的隱私條款規定賬戶持有人死亡賬號即予終止為由，拒絕Justin的父親登錄其賬號，其父無奈之下提起訴訟。在密歇根州奧克蘭郡的遺囑驗證法庭的命令下，雅虎公司最終解開了賬戶。[25]而在本文開篇提到的QQ號碼繼承案中，王女士要找回丈夫的QQ號碼，其意也在找回郵箱中兩人從戀愛到結婚的全部信件和照片，其中蘊含著妻子對丈夫濃濃的思念之情。中美這兩個案例都反映出某些虛擬財產所蘊含的人類共同情感因素，虛擬財產的精神價值不容否認。梅特蘭曾言：“繼承的本質是生者對死者社會的延續。”[26]因此，繼承絕非只是簡單的財產利益的傳承。相對于虛擬財產經濟利益的繼承，精神利益的繼承更加必要。
（三）虛擬財產繼承的社會需求為立法提出了任務
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中談及財產和繼承的關系時稱，“財產種類的增加，必然促進有關它的所有權和繼承權的某些規則的發展。這些占有財產和繼承財產的法則所依據的習慣，是由社會組織的狀況和進步確定和限制的。”[27]蓬勃發展的網絡社會衍生了數量龐大的虛擬財產，這對現行財產繼承規則的調整提出了要求。然而我國目前的虛擬財產立法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立法數量少，且只是針對某一虛擬財產的對應性立法，缺乏體系性和系統性，更不要提針對虛擬財產繼承的專門法律規定了。相對于立法的沉默，社會對虛擬財產繼承的要求則日益強烈。本文開篇提及的QQ號碼繼承案凸顯了繼承虛擬財產的現實要求與立法缺失之間的激烈矛盾。敏銳的市場則呼應了這一社會需求，先于法律作出了嘗試。網絡遺產托管業務是市場應對虛擬財產繼承而發展出來的一項新興業務。如美國的Entrustet公司[28]、玩 Legacy Locker[29]及我國南京的一家公司[30]都推出了這種業務。業務的主要內容是提供虛擬財產的托管，即由用戶與托管公司簽訂托管合同，用戶將賬號密碼等數據告知網絡遺產托管業務商，由托管商將其存儲在重要賬戶內，若用戶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托管商可以將賬號或者密碼告知用戶的家人或者朋友。
三、網絡用戶死亡后虛擬財產處理模式評析
當前網絡用戶死亡后虛擬財產的處理模式大致有兩種，一是網絡服務商根據協議控制和取得虛擬財產模式，二是私人市場發展出來的網絡遺產托管模式。兩種模式各有利弊。
（一）網絡服務商依據服務協議控制和取得虛擬財產模式
網絡用戶在接受網絡服務商無償或有償提供的網絡服務時，通常要接受網絡服務協議。網絡服務協議規定了在非常事件下，特別是在用戶持續一段期間不登錄賬號時，服務商可以采取的法律處置手段，一般都是中止服務且直接刪除郵箱或網絡空間中的內容。因此，一旦用戶死亡，如其繼承人不知死者的賬戶登錄信息，網絡服務商就在事實上控制了該賬號。這種虛擬財產處理模式的依據是網絡服務協議，因此當用戶死亡后，協議中的賬號處理條款就成為虛擬財產處理的法律依據。
網絡服務商依據服務協議處理虛擬財產模式在保護用戶隱私方面具有先天優勢。用戶在接受協議進行賬號注冊的同時，必須要將其個人信息提供給網絡服務商。網絡服務商基于服務協議有義務對用戶的個人信息保密，在用戶死亡后，依照協議規定拒絕對用戶的親屬提供賬號信息，從嚴守合同角度來說并無問題。有學者舉例說明，“一個通奸的人通過電子郵件讓私通變得更加便利，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和他的好朋友通過即時消息分享生活中的最私密的細節。在這些典型的情況下，服務的提供商有法律上的義務去保護賬號擁有人的權利。如果最后揭露了這些隱私信息將會和死者在創設賬戶時的隱私預期不相符。”[31]雖然該模式在保護用戶隱私方面有獨到之處，但存在諸多弊端。
第一，嚴格的隱私保護義務設定讓網絡服務商處于兩難境地。嚴格的隱私保護義務的假設前提是，用戶不希望他人（包括自己的繼承人或者家人）知道自己的賬號以及賬號里的內容。但這種假設前提也可能與用戶的預期相違背，如果網絡用戶在創設賬戶時并沒有這種隱私保護的想法，而是希望在自己死后將賬號或賬號中的文件信息內容轉讓給自己的繼承人，這種嚴格的隱私保護條款就構成了對虛擬財產轉讓性的不當限制，以致網絡服務商出于隱私保護考慮在協議中擬定的隱私保護條款成為虛擬財產繼承的障礙。所以在目前虛擬財產繼承立法缺失的情況下，如果服務商拒絕披露賬號信息，則會遭到遺屬的聲討，而如果其披露賬號信息，又會違反隱私保護條款而違背自己的承諾。
第二，網絡服務協議中虛擬財產所有權歸屬于服務商及虛擬財產限制轉讓條款排除了繼承的可能性。有些公司的協議明確規定虛擬財產所有權屬于服務商，用戶只享有使用權，如騰訊QQ、天涯、搜狐等。由于法律對虛擬財產的權利歸屬缺乏規定，協議的擬定方本著有利于自己的傾向制定標準協議文本，直接將虛擬財產的所有權賦予自己，從而使虛擬財產的繼承徹底失去了可能。有些公司協議則對虛擬財產流轉進行了嚴格限制，如搜狐公司禁止用戶贈與、借用、租用、轉讓或者售賣賬號。有人開玩笑說：“網絡公司對待客戶存儲在服務器中的信息的策略比醫院對待病例的策略要嚴格。”[32]此類協議沒有明確規定虛擬財產所有權的歸屬，但其限制用戶轉讓的條款等于在事實上宣稱了虛擬財產所有權的歸屬，而這也徹底阻礙了虛擬財產繼承。
第三，冗長而繁復的網絡服務協議降低了用戶對虛擬財產繼承的關注度。研究軟件合同的權威專家 Robert A. Hillman調查表明，只有4%的在線用戶閱讀了除“價格和產品功效”之外的賬戶協議條款。同樣的研究也發現，幾乎沒有人認真閱讀除價格和產品介紹之外的合同條款，雖然事實是互聯網讓購物的速度更快了。[33]冗長而繁復的網絡服務協議帶來的結果就是用戶在同意該協議條款的地方直接選擇打勾，但隨之而來的法律后果并不在用戶考慮的范圍內，直到問題出現后，才發現自己早在注冊之時就已經放棄了諸多權利，其中就包括虛擬財產的繼承權。
第四，網絡服務商強勢地位造就的標準網絡服務協議在權益設定上的“一邊倒”使用戶的選擇性成為空談。網絡服務協議均以格式合同形式存在，這主要是考慮到網上用戶眾多，單獨的協議方式在效率價值的考量下成為一種空想。對于強勢的網絡服務商，特別是免費為用戶提供服務的網絡服務商來說，雙方地位的懸殊使得協商虛擬財產的轉讓成為空談。
（二）私人市場發展出的網絡遺產托管業務模式
私人市場發展出的網絡遺產托管業務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用戶死亡時虛擬財產處理的復雜問題，委托保管的合同方式為虛擬財產的賬號和密碼提供了保存空間，通過延續賬號和密碼為虛擬財產的繼承提供了可能性。但這種新興的私人市場模式并未從根本上解決虛擬財產繼承問題，且該種模式的諸多弊端讓其積極意義弱化。
第一，虛擬財產保存服務不能適應密碼本身以及數量變換的特性。這種服務的提出沒有考慮到網絡密碼的數量性以及多變性。目前網絡的發展讓個人可能同時擁有眾多的賬號以及密碼，一個人有20個以上的賬號已經是平常之事，而且這個數量每天都在增長。相信包括筆者在內的大多數人都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個網絡賬號，甚至還經常為忘了用戶名和密碼而苦惱不休。為自己全部的賬號和密碼提供一份準確的清單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同時越來越多的賬號和密碼也讓這種不確定性更為復雜。另外從網絡安全角度考慮，重要的密碼應該定期進行更換，以最大程度消除網絡安全隱患，這也讓密碼賬單的更新成為了一種非常繁瑣的事情。
第二，虛擬財產保存服務本身的安全隱患也為服務帶來潛在危險。網絡本身的安全隱患同樣也存在于虛擬財產保存服務上，如果集中地將一份列明網絡用戶賬號或文件的清單存放在同一地點，一旦清單因病毒或其他網絡原因而毀壞，后果是不可逆的。盡管提供服務的公司都號稱“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安全等級比銀行還要高”，[34]但如果虛擬財產保存服務的賬號本身被人破解，則用戶信息的泄露造成的損害將不可估量。
第三，網絡服務協議的注銷條款架空了網絡遺產托管業務的作用。按照目前眾多網絡服務商的協議內容，服務商一旦得知用戶死亡便會在一段期間內注銷其網絡賬號。所以即便用戶開通了虛擬財產托管業務，如果網絡服務商獲知用戶死訊，仍會依據協議在一定期限內注銷該賬號。此時，即使用戶的繼承人或家屬從網絡遺產信托公司處得知了用戶的賬號和密碼，虛擬財產繼承也將化為泡影。
第四，網絡遺產托管的運作方式對用戶繼承人獲取賬號及密碼造成阻礙。網絡遺產托管業務通過賬號注冊、密碼登陸的方式運作，用戶死亡后，如其繼承人并不知虛擬財產保存服務的賬號及密碼，仍然不能獲取在存儲空間上保存的賬號和密碼。這等于用一個枷鎖換取了另外一個枷鎖，并未從實質上解決問題。同時如果用戶在托管公司留存的繼承人的家庭住址等聯系方式發生變化，在用戶死亡后虛擬財產的繼承又將落空。
上述用戶死亡后的兩種虛擬財產處理模式均具有弊端，不能滿足虛擬財產轉讓的迅速、便捷、安全的要求。因此，只有在法律上確立虛擬財產繼承制度才是應該選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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