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清 ]——(2013-9-13) / 已閱9746次
法院判決是一種權威決定，拒不執行必將影響到司法權威。有意思的是，號稱世界上最有權威的美國最高法院，其早期的判決也難以執行：1816年，在馬丁訴亨特的租戶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弗吉尼亞州已經執行30多年的沒收外國人土地的《沒收法》，以及禁止外國人在該州繼承不動產的《繼承法》無效，但弗吉尼亞州法院拒絕執行這一判決，認為在憲法上，聯邦法院屬于一個主權，州法院屬于另一個主權，彼此互不相屬，最高法院無權命令州法院做什么。1819年，在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國會有權在各州設立聯邦銀行，且州無權對聯邦銀行征稅。該判決引起了州的普遍反對，俄亥俄州不接受判決，照常對聯邦銀行征稅。一位州征稅官甚至跳過聯邦銀行地方分行的柜臺，從保險柜里拿走10萬美元表示抗議。那么，美國最高法院是如何積累其司法權威的呢？
——保障法院獨立行使職權有助于贏得社會公眾認同和信任。建國之初的美國最高法院地位式微，它對司法審查權的行使也比較審慎：1803年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首次宣布國會立法無效，1857年在斯科特訴桑福德案中再次宣布國會立法無效，前后54年中它對國會立法僅行使了兩次司法審查權；但對州立法它就不客氣多了，截止到1825年，在建國之初的10個州中，每個州至少有一項州法被其宣布違憲。因而，美國早期憲政歷史上出現了各種各樣企圖限制最高法院對州法行使司法審查權的提案，有的主張授權參議院——而不是最高法院——審查所有涉及州的案件；有的主張判令一項州法無效時，應獲得5名或者所有大法官的同意；還有的主張大法官們應分別撰寫判決意見，當發現某一大法官意見和國會觀點不符時，可以對其進行訓勉；對堅持不改變意見的大法官啟動彈劾程序。幸運的是，這些提案均未獲得通過。而且，盡管美國憲法授權議會彈劾大法官的權力，但歷史上議會僅發動了兩次對大法官的彈劾，而且一次都沒有成功。維護司法獨立者認為，司法權應當由司法機關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據自己的規則獨立自由地行使，這是司法的應然品質和內在邏輯，反對將彈劾用作“促使最高法院與議會和行政機關代表的國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手段，一旦法院宣布某一法律違憲的判決出爐，就發動一次彈劾，免職一位法官。”
美國最高法院自身也不斷抵御外界的干擾，努力保持司法獨立。在建國之初，它就把自身定位在一個單純的司法機構，拒絕接受國會分配的任何非司法性任務。如1792年，國會要求聯邦巡回法院審理非法領取救助金的爭議。大法官們拒絕承擔這一職責，他們宣布，國會無權要求聯邦法院承擔這一非司法性職能。1793年，華盛頓總統向最高法院咨詢涉及外交政策的有關條約法的中立性問題，大法官們也予以謝絕，由此確立了它不提出任何建設性意見的傳統。司法獨立使最高法院贏得了人們的信賴，愿意將矛盾交由法律途徑解決，并相信司法機關會作出公正的裁判并自愿接受裁判約束。
——政府機關及社會主要利益集團遵從判決將極大提升司法權威。司法權威要求絕對服從，抗拒執行是對司法權威的最直接挑戰。特別是政府等權力機關不服從裁判，不僅使得社會公眾消極抵觸判決，甚至會以破壞性的方式積極抗拒法律。1832年3月3日，在伍斯特訴佐治亞州案中，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宣布，佐治亞州法因侵害了聯邦對印第安人事務的專屬管轄權而無效，對伍斯特等人的有罪判決應予撤銷并立刻釋放。可是，佐治亞州對判決拒不執行，使得該案的上訴人伍斯特和巴特勒依然被關在監獄里；對佐治亞州的行為杰克遜總統還公開表示支持，他嘲笑說：“約翰·馬歇爾做出的判決，就讓他自己去執行吧！”
佐治亞州藐視法律的行為很快引起其他州的效仿：1832年末，因為對國會通過的保護性關稅法不滿，南卡羅來納州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法律，宣布國會頒布的新關稅法無效，因而其拒絕遵行。這讓杰克遜總統的處境十分尷尬，一方面，他公開支持佐治亞州抵制最高法院的判決；另一方面，他又將南卡羅來納州廢除聯邦關稅法的行為視為是叛國行為。杰克遜總統最終選擇遵從最高法院判決，伍斯特訴佐治亞州案終于得以了結。
20世紀5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宣布南方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制度違憲，阿肯色、密西西比、阿拉巴馬等南方州拒不執行判決，堅決反對黑人白人混校。阿肯色州州長奧爾弗·法柏斯甚至命令地方國民兵阻擋黑人學童進入當地學校就讀，當地白人還包圍學校制造種族暴力事件，企圖阻止黑人學童到校上課。艾森豪總統毅然派遣美國第101空降師中的傘兵維持秩序，黑人學生們被軍用吉普車送進學校，傘兵們排著整齊的隊列，刺刀朝外，護送9名學生步入校園。相關照片經報紙刊載，迅速傳遍世界，令世人見識了聯邦政府維護司法權威的決心。
——判決的公正公開是司法權威的重要獲得途徑。司法權威從形式上看是由國家強制力來實現的，但其基礎則是司法的公平正義。唯有恪守并實現公平與正義，司法才能為人們信賴和信仰。
美國最高法院不僅審判程序完全公開、透明，而且裁判從來不是簡單地宣布某個當事人獲勝。大法官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解釋自己在案件中的立場，向公眾說明判決是什么，為什么這么判。如果最高法院內部存在分歧意見，異議者也必須解釋為什么他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更有道理。公眾最終看到的，是采用“法庭意見（一致和多數意見）”形式的判決。由多數意見構成的法庭意見居于判決書前部，而不同意見書處于其后的位置。在格式上首先會表明執筆或宣示法庭意見（即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姓名以及法庭意見分布格局。然后敘述案件事實概要、法律爭議重點、下級審判經過；繼而分段就爭點論述判決理由并作出結論。不同意見包括反對意見與協同意見或附合意見兩種。所謂反對意見是指少數法官不贊同多數法官的決定所提出的少數意見。協同意見則是指少數法官對多數判決認定的結果表示贊同，但是對其判決的理由則有所異議，或者認為須另行增加理由，以強化其說理力度。
美國最高法院早期的部分判例由賓夕法尼亞州的著名律師亞歷山大·J·達拉斯和費城地方法院的法官們一起義務匯編成冊。1804年，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威廉·卡拉克編輯出版了《卡拉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該判例匯編涵蓋了美國最高法院1801-1804年的判決。那時，法律界對最高法院的判決并不熟悉，普通民眾更是知之甚少，唯一的例外是被報紙報道并引起廣泛爭議的馬伯里案。之后，克拉克憑堅持這項公益性工作——將美國最高法院每年的判例匯編成冊，直到十多年后國會任命專人編輯出版最高法院判例。在《卡拉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的序言中，克拉克表達了他的期望，希望判例匯編的出版能夠最大限度地消除“法律的不確定性”。他指出，將最高法院判決公之于眾，使其成為一個永恒的先例還可以約束司法自由裁量權：“任何已決案件都是對法官的一種制約。除非有充足理由，他不能對同類案件做出不同判決；而且其正當理由他也希望為公眾所知，從而阻礙腐敗的產生。”
回眸美國的憲政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美國大法官們也曾遭遇的判決不得執行的無奈，更可以感受到司法權威積累的艱辛。正如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指出：“如果你想尋找靈丹妙藥，以迅速確立法院的權威，我真的沒有。”司法權威的建立和維系并非易事，它需要司法機關水滴石穿般的努力和堅持，更需要權力機關對司法獨立的呵護、社會公眾的理解和接受。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