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理思 ]——(2013-10-16) / 已閱6862次
論我國刑辯律師保密特權制度的完善
——以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為視角
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新增了辯護律師的保密特權——“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但是，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這一條文標志著律師保密特權制度在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的正式確立。但目前法律對律師保密特權的具體內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體規定。雖然辯護律師保密特權在英美法系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法律上由模糊到相對完備需要一個過程。下面筆者就這一新制度的法律完善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一、現有法律規定的不完備之處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對我國律師保密特權的確立具有劃時代意義。條文設置上，它既從正面對辯護律師對“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的保密權予以肯定，又從反面對該特權作出限制性規定，將“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信息排除在保密特權之外。但作為一項新生事物，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中的律師保密特權顯得過于單薄，諸多問題還待明確。
1．權利主體過于狹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實際上只規定了律師保密特權的一個方面——律師拒證權，但這只是律師保密特權的一個方面。在律師保密特權中，辯護律師首先對委托人有保密的義務，其次才對偵查、公訴、審判機關有拒證權。因此除了律師有拒證權，委托人也有權拒證或要求律師拒證。例如，在律師保密特權發源地的英美法中，律師保密特權被稱為“律師——客戶特權”，其權利主體是委托人，律師拒證權也是源于委托人。而在我國其權利主體卻是律師，換句話說，如果律師放棄這一權利，委托人不愿意也無可奈何，這顯然違背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訴訟權利的立法初衷。
2．對辯護律師與委托人的身份界定不明。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中的“執業活動”從什么時候起算，是從正式達成委托協議之時起算，還是從為委托而進行談判之時起算？在此過程中，辯護律師聘請的律師助理、專業人士知悉相關情況的是否也享有保密特權？委托人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還包括可以代表他們的親屬？委托人為單位的，律師與單位中哪些人的交流屬于保密范圍？
3．受保護信息的范圍不明確。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屬于有權不予披露的信息。那么，委托人向辯護律師秘密提交的犯罪工具等物證是否也在此之列呢？再如，委托人向辯護律師作有罪陳述后又將該信息無意中說給第三人聽的，是否還受保護呢？對此，有必要通過司法解釋等方法增加第四十六條第二款的例外規定，以統一司法尺度。
4．特權的行使程序不明確。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條對刑事訴訟法四十六條第二款進行了補充——“辯護律師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實施、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應當記錄在案，立即轉告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并為反映有關情況的辯護律師保密”，但對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的權利如何行使并無規定。缺乏程序規定將使權利形同虛設，因此必須對律師保密特權的行使程序予以明確。
5．特權的存在期限不明確。雙方委托關系終止后，委托人與辯護律師過去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護？委托人為自然人的，委托人去世后其相關信息是否仍受保護？委托人為機構、組織的，該機構、組織解散后，他們之前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護？
6．保密特權與其他條文沖突時的解決機制不明確。為保障律師保密特權不受侵犯，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增加了“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的內容，同時廢除了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這些配套措施保障了律師保密特權的實施，也使訴訟法條文整體上保持和諧，但條文之間仍存在有沖突的地方。例如，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只規定律師對委托人或其他人準備或正在實施的某些嚴重犯罪有報告義務，而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這里的“任何單位和個人”當然包括律師。因此一百零八條的舉報范圍已超越第四十六條規定的告知范圍，二者是存在一定沖突。法律上對如何解決辯護律師可能面臨的兩難境地尚待明確。
二、相關法律完善建議
1．應明確律師保密特權的功能定位。價值基礎是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源泉。因此構建一項法律制度時首先要明確其背負的功能定位。根據國際刑事司法精神，律師保密特權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保護當事人信賴利益。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委托關系，而這種委托關系的基礎就是相互信賴。這種信賴，是律師得以開展業務活動的基礎和前提。二是阻止控訴方從辯護律師口中得到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言詞證據，這與我國刑事訴訟法“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精神是一致的，律師保密特權徹底杜絕變相獲得源自被告人的言詞證據。雖然以上價值觀與我國注重實體真實、打擊犯罪的訴訟傳統存在差異，但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擋現代刑事訴訟程序向對抗制和保護人權方向發展的步伐。
2．應明確律師保密特權的具體內容。在律師保密特權的具體內容設置上，筆者認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選擇地借鑒美國法的成熟經驗。首先，應將委托人納入權利主體。既然律師保密特權的主要功能是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那么他們更加有權拒絕披露或禁止他人披露與律師秘密交流的信息，而不應將這一權利止步于辯護律師。其次，保密信息的內容應包括委托關系成立前的法律服務談判。這是因為，委托人向擬聘請的辯護律師訴說案情后最終卻沒有達成委托協議的情形常有發生，若將這部分交流信息排除在保密信息之外則會使尋求法律服務的談判缺乏公平交易的基礎。再次，該特權的期限應為永久。這不僅與國際慣例相符，也已在我國《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39條中有所體現。最后，還要豐富律師保密特權的例外性規定，以進一步明確該受保護信息的范圍。例如可將物證、律師-客戶關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的書證、委托人明知不相干的第三人在場仍向律師所作的陳述、委托人自愿向第三人泄露的信息等排除在外。
3．應明確律師保密特權的適用程序。首先應當明確委托人、律師是這一特權的主體，然后當他人要求披露某一信息時，權利主體必須及時引用該特權，否則視為放棄。該特權可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予以引用。若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引用的，偵查機關、公訴機關不得強制權利主體就保密內容作證，應待進入審理階段后由法官作出是否屬于保密范圍的判斷。
4．應明確法條沖突時的解決辦法。鑒于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含辯護律師在內的人的舉報義務范圍已超越第四十六條辯護律師特權的例外規定，因此，筆者建議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調整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這主要是考慮到現代法治精神對辯護關系、親屬關系等特殊信賴關系的保護與第一百零八條之間的爭議性比較大，對其增加但書規定，給律師保密特權及刑事訴訟法日后的其他可能修改均留有了余地，有利于增強法條之間的兼容性，促進法律的不斷完善。
（作者單位：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