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世遠 ]——(2013-10-31) / 已閱3945次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韓世遠
寧波海事法院近年圍繞涉船企業融資糾紛案件審判工作所作調研，提出新的工作思路，出臺系列舉措，引人注目。審判工作要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必然要以對法律問題的正確把握為前提。與船企相關的法律關系頗為復雜，難以簡單一刀切，需要具體分析。
圍繞造船，大致想到兩種模式：其一，造船企業自己造船，完成后將船出售；其二，造船企業接受定作人的訂單，按定作人的要求造船。
第一種模式相對簡單，船舶從無到有，由造船企業原始取得；造船企業將船舶出賣給買受人，船舶所有權由買受人繼受取得。
第二種模式略顯復雜，下面具體分析。寧波海事法院將船舶建造合同定性為承攬合同，區別于以轉移所有權為主要特征的船舶買賣合同，以期統一裁判尺度。僅就承攬合同而言，仍須直面船舶從無到有所帶來的所有權歸屬問題；而此問題的答案，將成為探討在建船舶抵押以及引入融資租賃等問題的前提。
承攬合同標的物所有權的歸屬，合同法未作規定。日本判例和通說的立場依當事人是否有特別約定以及材料供給者的情況而分別判斷。少數說則不區分材料提供的樣態，而一律認定由定作人原始取得。就我國學說而言，學者承認可以存在承攬人先取得所有權再移轉給定作人的情形。制作物的所有權究竟歸屬于何人？或者說應歸何人原始取得呢？
首先，考慮承攬人供給材料的情形。造船合同的定作人通常并不提供工作基底，而是僅由承攬人（造船企業）以自己的材料制造船舶。此種合同又稱為制造物供給合同，兼有買賣的性質。此時，制作物所有權當然先歸承攬人原始取得，然后再依買賣的規則，移轉其所有權于定作人，即在制作物交付給定作人時，其所有權轉移。造船合同定作人提供工作基底（即該工作所附之基礎）場合，比如定作人自俄羅斯購買了船舶的主體結構，而由承攬人施以工作，則該工作物所有權的問題，似應依加工的規則解決。但加工系指制成新物而言，而此處則為重大修理，故不應適用加工的規則，而應依附合的規則確定，即應認為動產（材料）與動產（基底）的附合，而基底的動產可視為主物，于是由主物的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權。此時屬原始取得，不必由承攬人為所有權的移轉。
其次，考慮定作人供給材料的情形。在造船合同場合，定作人供給的材料所有權通常并未移轉于承攬人，僅移轉材料的占有于承攬人。此種情形，制作物的所有權當然由定作人取得（原始取得），無須承攬人為所有權之移轉。而且，此時定作人取得所有權，并非適用物權法加工之結果，而是基于承攬合同的性質發生的當然結果。特殊情形以不規則承攬為典型，材料雖由定作人供給，但明確約定承攬人可以自己相同種類的材料代替。又可進一步區分兩種類型觀察：其一，只約定可以代替，并不將材料所有權移轉于承攬人，則制作物的所有權仍然屬于定作人。其二，約定可以代替，并將材料的所有權移轉于承攬人的，則制作物的所有權先歸承攬人取得（原始取得），再由承攬人移轉于定作人（繼受取得）。由定作人供給材料，但將材料作價歸屬于承攬人的，也與此相同。
最后，考慮定作人及承攬人供給材料的情形。可分三種情形觀察：其一，如果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定作人供給的，則制作物的所有權應歸定作人取得，原則上與上述材料全由定作人供給的情形相同。其二，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承攬人供給的，則制作物的所有權應先歸承攬人取得，而后移轉于定作人，原則上與前述材料全由承攬人供給的情形相同。其三，材料由定作人及承攬人供給而不能區別主要部分時，此種情形，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其制成物所有權的原始取得，有人主張依附合的規定，另有人主張依加工的規定。應以后說為可采，因在承攬，并非單純的物與物的附合，尚含有加工的問題在內。
造船當然需要有錢，造船企業所需要的錢從哪里來？一種方式是企業自籌，比如向銀行貸款，通過設立抵押提供擔保等等。在建船舶抵押，盡管在海商法、物權法等法律中均有規定，實踐中被束之高閣，也反映出該制度尚需進一步完善。另外一種方式，是造船企業從定作人處獲得資金，也就是定作人支付的報酬。當然，后者的前提是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否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則是“在承攬人交付工作成果時支付”報酬（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條）。
至于說民間集資造船，由于涉及多個投資人，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種人的集合（有別于財產的集合）。這種人的集合，如果屬于“掛靠”于造船企業的情形，則可以將這種集合定位為造船“合伙”，按船舶買賣合同中的出賣人或者船舶建造合同中的承攬人對待。如果不涉及“掛靠”的問題，則可以按船舶買賣合同中的買受人或者船舶建造合同中的定作人對待。當然，這里還需要注意區分投資人的身份，涉及合同解釋的問題，也就是需要根據當事人具體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判斷投資人的法律地位。關鍵點是看投資人是否承擔投資的風險，如果承擔風險，則屬于投資參股；如果不承擔風險，則屬于民間借貸。具體判斷時，可以參考投資回報率。高回報通常要與高風險相一致，據此，當事人約定不明時，可以推定為是投資參股，一方當事人作不同的主張，則應當對此進行特別的證明。如果是民間借貸，過高的投資回報率也會涉及是否約定利率超標的問題，超標的部分在法律上無效。
針對造船合同履行過程中當事人資金鏈斷裂問題，法院積極引入融資租賃方式為當事人排憂解難，可謂一亮點。當然，這里也應當理清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如果造船合同依靠的是定作人預先支付報酬，而定作人的資金鏈斷裂，造船企業也無法通過其他途徑融通資金時，所謂融資租賃公司自造船企業受讓船舶，其實是融資租賃公司取代定作人而向造船企業提供造船資金，原造船合同發生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移轉，在融資租賃公司與原定作人之間則成立新的租賃合同。當然，這種引入融資租賃的模式難以適用于前文提到的在建船舶所有權自始歸屬于定作人的情形，因為這種情形下，造船企業無權轉讓屬于定作人的在建船舶。
造船企業、投資人、銀行等在造船活動由熱變冷的過程中的相互博弈，反映了在市場規律面前各種市場主體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的理性或不理性的選擇。在這場“游戲”中，法律為市場活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活動底線，而司法者作為法律的代言人，只有在理清當事人之間基本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妥當地化解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