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家棣 ]——(2013-12-6) / 已閱9064次
“強盜”、“竊盜”與“搶劫”、“盜竊”
——從罪名的變遷看傳統的斷裂
當今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明白刑法上的“搶劫”、“盜竊”的大致含義。但是，即便是接受過系統的法律教育的人恐怕也很難解釋為何“搶劫”在字面上只是表達一種暴力掠奪的行為，而在刑法上的對象僅限于財物；也很難解釋“盜竊”中的“竊”本身已有私下、秘密獲取的意思，而“盜”在這個詞中又是什么意思。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查明這兩個罪名的“身世之謎”。
“搶劫”與“盜竊”可以說是人類社會常發的犯罪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不過叫法不同而已。在中國古代，與“搶劫”、“盜竊”相對應的罪名是“強盜”、“竊盜”。所謂“強盜”，《唐律疏議》的解釋是“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強后盜、先盜后強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唐律疏議》卷十九《賊盜》）。《疏議》還進一步解釋說“‘謂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脅人，不加兇力，或有直用兇力，不作威脅，而劫掠取財者；‘先強后盜’，謂先加迫脅，然后取財；‘先盜后強’，謂先竊其財，事覺之后，始加威力：如此之例，俱為‘強盜’”。對于“竊盜”，《疏議》稱“竊盜人財，謂潛形隱面而取”。由此可見“強盜”與“搶劫”、“竊盜”與“盜竊”的內涵是基本一致的，就連轉化犯的情形也大體相當。
但從“強盜”和“竊盜”的罪名中，我們明顯可以感覺到，強與竊只是行為方式而已，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就落在“盜”字上。“盜”《說文》解釋為“私利物也”，但古代的律家對其有更為經典的解釋，即“取非其物謂之盜”（《晉書·刑法志》引張斐律表）。可見，“盜”用于概括指代侵犯他人財產權利的行為，根據具體行為方式的不同又可以細分為“強盜”、“竊盜”等。如唐律中言“盜，謂強盜、竊盜”（《唐律疏議》卷五《名例》），又言“公取、竊取皆為盜”（《唐律疏議》卷十九《賊盜》）即是如此。在“盜”罪的體系中，除了“強盜”、“竊盜”、“監臨主守自盜”等具體的盜行外，還有恐嚇取人財物、詐欺官私財物、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等各種準盜論、以盜論的情形。
其實，“盜”在傳統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戰國時李悝制定《法經》時將《盜》置于第一篇，理由便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也就是說，古人已經充分地認識到財產關系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之一，故而也應當是刑法所優先保護的。因此，古人將嚴重侵犯財產關系的這一類行為概括為“盜”，并用刑律重點規制。
“盜”從刑法話語體系的淡出
“搶劫”、“盜竊”的說法古代也有，但是在法律文本上則一直使用“強盜”、“竊盜”的稱謂。而且自唐以后至宋、明、清，“強盜”、“竊盜”的用法一直相沿不改。即便到了清末、民國，在整個刑法思想、立法體例均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強盜”、“竊盜”的用法也得以保留下來。《大清新刑律》第三十二章規定了“竊盜及強盜罪”。民初出版的刑法教科書也說：“盜有強竊之分，在手段之不同，若就其性質而言則無所異”（熊元翰編輯：京師法律學堂筆記《刑法分則》）。民國時期頒布的1928年刑法及1935年刑法均沿用了“強盜”、“竊盜”的罪名稱謂，至今在我國臺灣地區仍然保留。以1928年刑法為例，其第337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他人之物者，為竊盜罪”，第346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所有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
實際上，遲至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仍然在使用“強盜”、“竊盜”的稱謂。其在第十一章“侵害私有財產罪”中規定“竊盜，處二年以下監禁，或批評教育”，“以強暴、脅迫方法，強取他人財物者，為強盜”（223、224頁）。但也正是在該草案中，“搶劫”初露取代“強盜”的跡象。其第六章“侵害國有或公有財產罪”第76條規定“搶劫公糧、倉庫或其他國有公有財產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監禁”，而沒有像“侵害私有財產罪”中那樣表述為強盜。但在盜竊國有公有財產上，該章仍表述為“竊盜”，與“侵害私有財產罪”同。但到了195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則開始使用“盜竊”國家財物的表述。自此以后，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初稿）》及歷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稿本均使用“搶劫”的稱謂并相沿至今，“強盜”淡出了法律條文的話語體系。指導原則草案和幾次草案均使用“偷竊”的用法，至此“竊盜”也淡出現代刑法的話語體系。1979年的刑法草案第37稿則又使用“盜竊”的提法，并沿用至今。
雖然古代的“盜”罪在“盜竊”罪這一罪名中得以殘存，但從“盜竊”中我們已經很難看出“盜”本來應有的含義。至此，我們的心中便只有“侵犯財產罪”的概念，而沒有“盜”的概念。可以說，從“強盜”、“竊盜”到“搶劫”、“盜竊”的演變過程，實質上是“盜”罪淡出了現代刑法的話語體系的過程。
從罪名的變遷看傳統的斷裂
“盜”的淡出，正是清末以后我國法律文化傳統發生斷裂的一個縮影。清末變法以后，我國的法律無論是在法律術語、立法體例，還是在法律概念、法律原則乃至法律思想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舊有的傳統幾乎完全被西方的傳統所取代。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對傳統的陌生與誤讀。話語體系的隔膜增加了我們理解傳統的難度，這就好比一個一直使用漢語的民族在忽然改用其他語言后，對自己的歷史便很難理解。我們能明白“搶劫”指何種行為，但未必能準確理解“強盜”的含義。話語體系的隔膜往往還伴隨著概念內涵的變化，進而引發對傳統的誤解。例如，今天我們把小偷稱為“賊”，但若以為古代法的“賊”也是小偷那就大錯特錯了。對傳統法更嚴重的偏見是因為“法”的內涵變化而引起的。我們機械地運用現代的“法”的概念來對照古代的“法”概念，結果便忽視了古代另一重要的法律淵源——禮，從而得出了古代法以刑為主的重大誤解。
其次是對過去一些有益經驗的遺忘。我們很難直接說話語體系的變革是好還是不好，但話語的變更往往伴隨著法律智慧的流失，而這種流失對我們今天而言可能會是一種損失。例如，傳統法上的“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受所監臨財物”沒有了，而代之以“受賄罪”。雖然“受賄”一詞也是古語，但是我們在以它為新的法律術語取代舊有的術語時，其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收受財物”的意思了，因為我們根本無法從“受賄”的字面含義中直接解讀出我們賦予它的法律意義——以權謀私。也正是因為當代對“受賄”的法律內涵作了過于嚴格的限定，不僅小于其字面含義，也小于傳統法律的打擊范圍，使得在懲治腐敗的認識中面對概念上的困惑。
再次是對法律理想的淡忘。我們的刑法規定自己的任務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似乎以為這就夠了。而《唐律疏議》則開篇強調“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的運用有著更加積極而深遠的價值追求。不管是法家經典中的“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商君書·畫策》），還是儒家經典中的“刑期于無刑”（《尚書·大禹謨》），不管是“德主刑輔”，還是“明刑弼教”；都表明古人強調刑事司法的過程就是社會治理的過程，即所謂的“因政教而施刑罰”，最終是為了實現“刑措不用”的社會理想。
傳統的斷裂使我們失去了一些寶貴的法律文化財富，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否認近代法律變革的歷史意義。畢竟傳統里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東西，更何況鼓勵變革與創新也是傳統法律文化的精髓之一，正所謂“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韓非子·心度》）。只不過我們不能因為已經失去了就放任有價值的東西失去，而是應當以積極的態度，用發展的眼光，把斷裂的傳統再接續起來。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再把“搶劫”、“盜竊”再改為“強盜”、“竊盜”，但我們至少應當知道其間的歷史淵源。
（作者單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