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俊 ]——(2013-12-10) / 已閱4468次
刑法的原因自由行為，又名“自陷行為”，是指行為人由于自身罪過致使自己陷于意識不清或者行為失控的狀態，并且在此無刑事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下實施了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原因自由行為的立法，始于醉酒犯罪的規定。時至今日，多數學者提倡原因自由行為應在刑法中加以明文規定。此種主張逐漸成為趨勢，并在世界各國的刑事理論、立法與司法實務中得以體現。
一、原因自由行為概念及特征
原因自由行為,也被稱作原因上或原因中的自由行為，是可追溯到很早以前的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的一重要概念，我國傳統刑法學中沒有這一概念。關于這一理論的內涵，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比較主流的是狹義說，它的主要觀點是“原因自由行為是由于先行行為即原因行為導致行為人完全喪失刑事責任能力，并且在無刑事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了犯罪”；廣義說除了狹義說所包含的“無刑事責任能力狀態”以外，還包括“行為人在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情況下實施犯罪”的情況。這兩種學說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原因自由行為是否包含在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的犯罪行為。中國早期的刑法學界，原因自由行為是“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由于自己故意或過失的行為，導致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的狀態，并在此狀態之中實施了符合犯罪構成的事實。” 原因自由行為具有如下兩個特征：
1、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實行行為時不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造成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障礙的行為被稱為原因行為，某一犯罪的實行行為被稱為結果行為。這兩部分在時間順序上是先行后續的關系，其區別在于，原因行為時行為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原因行為不是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結果行為是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但結果行為時行為人沒有刑事責任能力或者沒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這樣，給刑法對行為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進行處罰提出了難題：原因行為不可罰，而結果行為不當罰。這一特征也為原因自由行為是否可罰提供了討論的基點。
2、行為人在有刑事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的原因行為和因此造成的無刑事責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的結果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在時間上是先行后續的關系，在發生上具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后才陷入刑事責任能力障礙，當然不成立原因自由行為；如果行為人不是由于自己的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入無刑事責任能力狀態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狀態，而是由于其他的非主觀原因（如誤食麻醉藥）使自己陷入無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狀態，并在這種狀態下實施了犯罪行為，不能認為其構成原因自由行為。如果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則需要借助刑法的其他理論，并具體結合案件事實，將其判定為意外事件，抑或是追究其他人的刑事責任。
二、原因自由行為主體范圍的界定
外國刑法理論通說并未對原因自由行為的主體作出限定，即認為一切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皆可能成為原因自由行為的主體。
我國有學者提出以下兩類人不應成為原自由行為之適格主體：一類為負有業務、職務義務之人；另一類為有特殊身體素質的人(特殊身體素質是指一陷入到無責任能力狀態中，便必有對他人實施暴力侵害的行為的素質)。“因為上述兩類人之行為,皆可在現行刑法中找到合理的根據，故不必牽強附會、南轅北轍地套用原因自由行為。”也有學者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筆者贊成通說觀點。認為負有業務、職務義務之人不能成為原因自由行為的主體的理由，大多是“就負有業務、職務義務之人而言，履行義務是其法定職責。只要不是因為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其不履行義務的（故意或過失的）不作為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這一論據是站不住腳的。何謂不作為犯罪？“不作為犯罪是指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積極行為特定的法律義務,并且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行為。”這里所強調的不只是不實行，而且是在能夠實行的情況下不實行。如果行為人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而沒有履行其義務，實在不是因為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確是不能實行。因為行為人在行為時無責任能力，根據“責任能力與實行行為同時存在”的原則，便不能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若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根據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至于第二類人，筆者認為對行為人明知自己一陷入到無責任能力狀態中，便必對他人實施暴力侵害行為而故意使自己陷入到無責任能力狀態的，似乎可以用行為人原因設定前后心理聯系一致、精神結構未遭破壞為由不認定其屬于原因自由行為而直接以直接故意犯罪處理。但若行為人因過失使自己陷入到無責任能力狀態中，上述理由便不能成立，這種情況若使行為人負刑事責任，只能用原因自由行為來解釋。因此,筆者認為不應對原因自由行為的主體加以限定。
三、原因自由行為的犯罪類型及罪過形式
原因自由行為的情況復雜，一般根據行為人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時的主觀心理態度，可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情況。應當明確刑法中的故意或過失都是針對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的。行為人對于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所持的心理態度不能等同于刑法中的罪過。具體來說,原因自由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故意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而導致危害結果發生
（1）行為人故意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希望或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負故意的罪責。一是故意的不作為犯罪。行為人故意使自己喪失責任能力，故意實施不作為犯罪。如扳道工為顛覆列車值班期間故意睡著，不及時扳道岔，致使列車出軌。二是故意的作為犯罪。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不少學者認為心神喪失型的原因自由行為可能構成故意作為的犯罪。如我國臺灣學者洪福增認為，“原因上之自由行為不僅存在于故意或過失之作為犯罪中，同時，亦存在于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犯罪中。”而我國有學者認為故意作為犯罪的原因自由行為不過是一種邏輯上的推斷和理論上的假設，實踐中不可能存在。其理由為：行為人既然已陷于心神喪失狀態，就完全喪失了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其行為必然呈現出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這樣，一方面行為人不可能把他的犯罪意志貫穿到無責任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中去；另一方面行為人也不可能將無責任能力狀態下的行為當作一種單純的“客觀因果過程”加以利用，以實現其既定的犯罪意圖。筆者以為，對于原因自由行為能否構成故意的作為犯罪，應區別不同情況。原因自由行為所構成的犯罪類型可以是間接故意的作為犯罪，而不能是直接故意的作為犯罪。從國外關于原因自由行為的處罰對象及處罰根據的理論來看，原因自由行為似乎都產生一定的符合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危害結果，而間接故意犯罪的成立恰恰是以一定危害結果的發生為必要條件的。如果不出現一定的危害結果，則可認定行為人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的行為，不是原因設定行為，如果出現一定的危害結果，便可根據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追究行為人間接故意的作為犯罪的刑事責任。而在直接故意的情況下,則出現兩種可能：一是行為人如愿以償地實現了預期的危害結果。如甲明知自己一飲酒必會陷入病理性醉酒狀態，必會傷人，為達到傷害仇人乙的目的而故意飲酒，結果將乙打成重傷。在此情況下，如果行為人認識到危害結果的發生是必然的，而且也希望發生這種結果，可按一般的直接故意犯罪處罰即可。另外一種可能是：行為人因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未能實施犯罪。再如上例，甲因喝酒過多而睡著，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實施犯罪。此種情況，也不宜認定為原因自由行為而得出成立故意傷害未遂的結論。而應按一般的直接故意犯罪處理,將喝酒行為看做犯罪的預備行為。
（2）行為人故意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在實施原因行為前應當預見自己在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后可能實施某種犯罪行為，但由于疏忽而沒有預見或雖曾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犯罪。這種情況，行為人對結果行為在刑法處罰過失犯的范圍內負過失犯罪責任。如果結果行為是只能由故意構成的犯罪，行為人不負刑事責任。如甲到餐館用餐，故意飲醉(因心情不好想要酩酊大醉)，甲沒有注意到他稍后必須開車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撞死乙。甲在原因設定飲酒行為時，雖然沒有開車撞死人的故意，但對即將開車上路可能會出事的結果是可預見的及可避免的，所以行為人出事時雖已陷于精神障礙的狀態，仍要負過失致死的責任。
2、過失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而導致危害結果發生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亦持過失的心理態度(此過失是刑法意義上的過失)。即行為人過失使自己喪失刑事責任能力，在實施原因行為前應當預見自己在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后可能實施某種犯罪行為，由于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雖然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某種犯罪。
（1）過失的不作為犯罪。如夜間值班護士誤食麻醉藥品，使自己處于昏睡狀態，未能履行護理職責，導致危重病人死亡。
（2）過失的作為犯罪。如具有病理性醉酒體質的人出于疏忽飲酒致醉，在病理醉態中打傷他人。
3、故意或過失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而導致危害結果發生
就行為人的心理結構而言,有學者認為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1)先產生犯罪意圖，而后故意使自己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并利用這種狀態實施犯罪行為。(2)故意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在意識模糊中又產生犯罪意圖而犯罪。(3)過失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在意識模糊中產生犯罪意圖而犯罪。
四、原因自由行為在我國刑法中的適用
目前，大陸法系各國對原因自由行為的設定行為只限故意還是兼及過失，以及行為時只限無責任能力狀態還是兼及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仍有爭議。但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對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大多予以肯定，只是在具體規定上不盡相同。總的來看，各國立法模式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在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對于自陷精神障礙者不適用有關無責任能力和限制責任能力的規定。如《意大利刑法典》第87條規定，“如果某人以實施犯罪或者為自己準備借口為目的使自己處于無理解或意識能力的狀態，對該人不適用第85條前一部分的規定。”另一種是在刑法分則中作為獨立的犯罪予以規定。典型的是《德國刑法典》，該法典第323條a款第1項規定：“故意或過失飲酒或使用其他麻醉品，使自己處于無責任能力或不能排除其無責任能力的醉酒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的，處5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在我國刑法中未得到充分適用，現行《刑法》第18條第4款有關“醉酒的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規定被認為是類似于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原因自由行為的立法例。但實踐中原因自由行為多種多樣，如鐵路扳道工疏于職守，工作期間因睡覺忘記扳道致使發生運營事故；汽車司機疲勞駕駛導致交通肇事；躺在床上給嬰兒哺乳的奶媽自行入睡未把乳房移開，致使嬰兒窒息而死，等等。這一規定太過籠統粗糙，且該款對醉酒人犯罪應負刑事責任的規定本身也存在諸多漏洞。首先，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預見的原因而導致陷入醉酒狀態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是確實存在的。倘若醉酒人根本沒有實施犯罪的意圖，卻要追究醉酒人完全的刑事責任，是不妥當的。其次，刑法學界對醉酒人負刑事責任根據的通說觀點認為，“在醉酒的情況下，普通醉酒人的意識和意志只是有所減弱，并沒有完全喪失辨別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此觀點值得質疑：其一，只承認醉酒人會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況而不會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況是不全面的；其二，該論證并沒有說明醉酒人在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犯罪為何卻要承擔全部責任。應當說，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較好地解釋了這一問題。因此,有必要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在我國刑法中對原因自由行為作出全面科學的規定。至于原因自由行為在我國刑法中的立法模式，國內有學者主張應采取總則立法模式，亦有學者主張采取分則模式。筆者以為，采取總則模式更為科學。因為原因自由行為類型復雜，涉及罪名眾多，無疑會形成一個沒有確定犯罪構成、內容龐雜的“大口袋”，有悖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刑法條文可具體表述為：“故意或過失地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并在此狀態下造成危害結果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不得減輕或免除處罰。”以此取代刑法第18條第4款的規定。
（作者單位：江西省鄱陽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