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寧宇 ]——(2014-1-13) / 已閱3008次
刑訴法規定，提起公訴應當滿足事實清楚和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對于經補充偵查仍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實踐中，多數案件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比較容易判斷，檢察機關在訴與不訴間也較易選擇。但是，實踐中存在少數案件的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并不似法律條文般涇渭分明，對這樣的案件決定起訴或不起訴均非易事，訴與不訴之間如何考量，體現了公訴檢察官的立場和擔當。
作為刑訴法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核心要件，“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本質上是一種主觀判斷。由于認識的局限性和差異性，這種主觀判斷難免因人而異，從而導致實踐中對少數案件的證據是否達到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見仁見智，在是否應當提起公訴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由于證明標準問題上存在分歧，因而實踐中考量案件起訴還是不起訴，往往偏向于法院有無判決無罪的可能性、當事人信訪風險的大小等因素。
這些考量因素固然有其價值，但是，從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和指控犯罪使命的角度來看并不足取。刑事司法的目標在于實現公平正義，無論是存疑不起訴還是以證據不足判決無罪，實際上都未能實現民眾所期待的矯正正義，其價值更體現在對程序正義的追求和實現。因此，在思考某個爭議案件究竟應當起訴還是不起訴時，應從程序正義的視角考量公訴檢察官的職業立場，刑事訴訟制度設計賦予檢察官的職責，以及人類認識逐漸深入的規律在訴訟活動中的體現。
現代檢察官制度設立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確立刑事訴訟上的權力分立原則，檢察官負責起訴、法官負責審判，使法官由糾問制度下追訴與審判大權的獨攬者變為受檢察官指控范圍拘束的審判者，以其被動與消極保證裁判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在于以受嚴格法律訓練及法律拘束的客觀公正官署，制約警察的活動。檢察官是公訴的發動者，但絕非片面追求勝訴，而是兼顧犯罪嫌疑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法律守護人，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對不符合法定條件者，絕不擅權追訴，對依法應當追訴者，亦不輕言放棄。
客觀公正立場要求公訴檢察官的職責既包括揭露、指控、證明犯罪，也包括審查過濾以免錯誤追訴。與消極中立的法官不同，法律賦予檢察官退回補充偵查或自行偵查的權力，就意味著公訴檢察官應以客觀公正為前提積極履行指控犯罪職責。一方面，檢察官須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全面審查、判斷、收集對犯罪嫌疑人有利和不利的證據，認真聽取、理性分析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的意見，并在此基礎上審慎地判斷案件是否滿足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另一方面，檢察官亦應對被害人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給予必要的關注，審查起訴時不應止于消極地審查判斷證據，而應積極運用補偵權監督和引導偵查機關補充取證，必要時自行偵查取證，最大限度地致力于查明案件事實，準確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同時，由于法院審判程序的啟動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為必要，檢察機關在把握起訴的尺度時不應過于保守，更不宜以法院判決所要求的證明標準衡量起訴時的證據，以免因過分嚴密的過濾導致對犯罪的過度寬縱。
客觀公正立場要求公訴檢察官辦案應以“勿枉勿縱”為追求目標。刑訴法規定，偵查機關在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發現不應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應當撤銷案件;對于事實清楚和證據確實、充分的，方可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對于證據不足的，可以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或自行偵查，仍認為證據不足的，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認為事實清楚和證據確實、充分的，方可提起公訴。審判機關經審理，對于證據不足的，應當判決無罪。可見，對犯罪嫌疑人定罪必須經過偵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而出罪則在任何一個階段均可能實現，制度設計上更強調三機關互相制約以利于實現“勿枉”目標。因而，負責審查起訴的檢察官嚴格遵循法律和工作規范審查案件證據，證據不足時退回補充偵查，對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不能達成一致時作不起訴處理，既符合基本職守，也符合“勿枉”的要求。然而，“勿縱”目標的實現則需要公訴檢察官更多的勇氣和擔當，要積極引導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在退回補充偵查效果不佳時依法自行偵查，內部意見不一、法院可能判無罪時敢于提起公訴，在法庭審理時積極有力地支持公訴。甚至對于已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案件，亦應監督引導偵查機關繼續工作以獲取新的證據，避免存疑不起訴制度蘊含的保留繼續追訴之可能被實際架空。
受制于客觀條件和認識水平，要實現程序正義的目標，則應盡可能收集所有必需信息。由于刑事訴訟證明是一種回溯性的證明，司法人員非現場親歷者，對案件的認識必然經歷由粗淺到深入、由片面到全面、由懷疑到印證的過程。少數案件受案發環境的隱蔽性、偵查取證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刑事科學技術的局限性等因素制約，證據不能達到令人一目了然的理想狀態，起訴可能面臨被判無罪的風險，不起訴又違背了辦案檢察官強烈的內心確信。對于此類案件作存疑不起訴，于檢察官而言工作成本更低，于可能無辜的犯罪嫌疑人而言權利損害更小，但于被害人而言卻意味著查明真兇的可能性也隨之降低。而提起公訴，一方面，使得爭議案件有機會進入審判程序，并通過控辯均衡對抗的庭審，各方積極舉證、質證，闡明主張，在案證據得到更為全面地審視，事實判斷更趨向于清晰。另一方面，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窮盡訴訟程序，使被害人和社會公眾更容易接受案件存疑的結論，更有利于司法公信。當然，起訴后被判無罪及與之相伴的犯罪嫌疑人權利損害、司法資源消耗，都是現代法治發展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作者單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