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柏峰 ]——(2014-1-16) / 已閱8562次
◇陳柏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副教授
內容提要: 人們對法律問題的判斷，對法律現象的看法，其背后往往存在經驗基礎。這些經驗未必被明確言說，但很容易左右學者對理論的理解、對問題的判斷。片面認識和錯誤判斷，常常是在理論運用過程中對理論的經驗基礎出現了感知偏差。理論提煉上的偏差，往往并非發生在從經驗到理論提升的環節，而是經驗感知環節就出現了問題。不同學者就某類法律現象發表學術意見，其出發點一樣，結論卻可能大相徑庭。例如，面對農民的土地權益屢屢受損的現實，一類學者認為需要賦予農民更大更穩定的土地承包權，另一類學者認為需要強化農村集體的實質權利。
一、導言
法學是以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問，法律現象就是反映法的存在和運作的現象。法理學則是從宏觀、整體的角度研究法律現象的一般性、根本性問題。法律現象存在于法律實踐領域，可以通過感性和理性的方式加以認識，法律實證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從法律實證研究的過程來說，先是對法律現象有感性認識，獲得局部經驗；然后在理論的指導下，經過理性認識，局部經驗有所升華，從而可能達致對法律現象的全面認識。從認識論上講，由于法律實證研究是面對法律現象的學問，需要處理實踐與理論的關系，其中介則是經驗。經驗，就是人們在同事物接觸的過程中通過感官獲得的關于事物的現象和外部聯系的認識，它是認識的開端。要全面認識事物，還需要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進一步深化經驗。在法律實證研究中，經驗就是對法律現象的感性認知和概括總結。經驗因此構成了法律實踐與理論的中介，構成了法律現象與認識判斷之間的中介。
學者對法律問題的認識和判斷，一般都以相應理論為視野。理論視野如同有色眼鏡，不同的理論眼鏡能幫人看到不同的景象。而理論視野的取舍，或者理論的應用，又存在兩個維度的問題，一是價值取向維度，二是經驗感知維度。
雖然價值取向是學術研究所難以避免的，但價值取向卻超出了學術研究的范疇。由于價值取向不同，歧見在所難免。學者對同一法律措施的看法不同，因為有的人更重視自由價值，而另一些人更重視平等價值。即使同樣重視平等價值，有的人更重視政治平等，而另一些人更重視經濟平等；有的人更重視機會平等，而另一些人更重視結果平等。不同學者對待同一法律現象，即使都認為牽涉到人權價值，但有的人可能更重視作為個體政治自由的人權，而另一些人可能更重視作為群體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人權。兩種不同的人權觀可以互相交流，甚至可以在實踐中競爭，但一時卻難分對錯與高下。價值取向不同所導致的學術歧見很難通過深入的學術研究、交流討論來彌合。甚至可以說，價值取向是立場問題，它所導致的觀點和認識不同，不屬于學術范疇，至少不是法律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問題。
法律實證研究的更多學術歧見，可能涉及經驗感知維度。人們對法律問題的判斷，對法律現象的看法，其背后往往存在經驗基礎。這些經驗未必被明確言說，而是隱含在學者的生活經驗、調研經驗甚至想象之中。它們往往左右了學者對理論的理解，以及對問題的判斷。片面認識和錯誤判斷，常常是在理論運用過程中對理論的經驗基礎出現了感知偏差；理論提煉上的偏差，往往并非發生在從經驗到理論提升的環節，而是經驗感知環節就出現了問題。不同學者就某類法律現象發表學術意見，其出發點一樣，結論卻可能大相徑庭。例如，面對農民的土地權益屢屢受損的現實，一類學者認為需要賦予農民更大更穩定的土地承包權，另一類學者認為需要強化農村集體的實質權利。兩類學者的出發點都是更好的保護農民權益，前一類學者的經驗基礎可能是“農民權利受到村干部的侵犯”，后一類學者的經驗基礎可能是 “過強的土地承包權已經造成了‘反公地悲劇’”[1]。基于不同的經驗，學術歧見當然容易出現。經驗感知所導致的學術歧見，可以通過深入研究、交流討論來加以彌合。深入研究可以獲取更全面的經驗，交流討論可以讓不同學者共享經驗。
目前，法律實證研究的經驗偏差較為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西方理論背后的經驗缺乏足夠的認識和警醒；第二，過于相信局部的直接經驗，這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對來自于個人生活的經驗過于自信，二是對片面的個案調研經驗過于自信；第三，對間接經驗缺乏反思，主要是對來源于媒體的社會轟動性案件中的個案經驗缺乏反思。
二、理論背后的經驗
理論本來就從實踐中來，人們在同事物的接觸過程中，從對法律現象的感性認知和概括中獲得經驗，經驗的有效深化提升最后會成為理論。因此，理論背后往往有其經驗基礎。理論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系統性結論。在具有抽象性的理論中，經驗的痕跡往往被隱藏、被消弭。但這不能否定，理論，尤其是從實踐中直接提煉出來的理論，其背后都隱藏或隱含有經驗基礎或前提。忽略、忽視理論的經驗基礎，往往會誤解、誤用理論。對理論的經驗前提的無知，也會導致同樣的問題。當前中國法學中的理論往往來自西方法學，以及更大范圍內來自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其經驗前提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環境中并非顯而易見，因此對其把握存在許多客觀上的困難。加上學者主觀上的忽視，誤解、誤用理論問題在法律實證研究中就表現得較為突出。
從經驗到全面認識法律現象的深化過程，需要依賴理論（常常是西方理論）的指導。然而，任何一種西方理論都不是全能的真理，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藥方，而只是一種認識方法、框架或視野。這些方法、框架或視野有其獨特的、地方性的經驗基礎。以能動司法理論為例。近年來，中國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被稱為“能動司法”的變化。“能動司法”這一概念出自美國，它是司法能動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在運用這一理論分析中國司法實踐時，就需要對其經驗基礎有所認識。在美國，只有訴訟過程中啟動了憲法審查，能動司法才有用武之地，并可能導致違憲無效的判決結果。在無立法或行政行為受違憲挑戰的訴訟中，就無所謂能動司法。而在中國，能動司法運動的背景是應對金融危機、服務于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政策目標，其思想基礎是服務大局、為人民司法，其具體機制是主動介入、主動服務、及時解決糾紛，其主要舉措是司法調解、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送法下鄉、送法上門等。[2]美國司法能動主義理論當然可以用于分析中國司法實踐，但其前提是對這一理論的經驗基礎有著清醒的認識。
顯然，當運用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法律實踐問題時，可能發生“指稱錯位”[3]問題。看起來相同的概念和理論指稱，其經驗性內容可能迥異。以概念為基礎進行推演的理論，背后往往有著經驗性的內容，它就是理論的經驗基礎。如果不對之深究，僅僅按照字面含義去理解，就會出現經驗附會，即以自己的片面理解、個體經驗甚至想象，去曲解理論的本來涵義。因此，正確理解理論，需要足夠的經驗內涵。否則，西方理論運用到中國法治實踐，要么不知所指、空洞無物，要么牽強附會、荒謬可笑。
當運用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法律實踐問題時，還可能發生切割、肢解既有中國經驗的問題。理論天然具有建構性，會對既有經驗進行重構。缺乏理論，經驗感知難以深化，但理論一旦介入，又會束縛經驗的全面鋪陳。理論可能按照自身的邏輯來建構性的鋪陳經驗，從而使經驗的邏輯被隱藏。如果對理論背后的經驗基礎缺乏足夠認知，既有經驗就可能被隨意建構。如此，既有經驗就會碎片化，就不能有助于全面認識法律現象，就可能變成了檢驗西方法學理論的材料。在西方理論視角下，可以從既有中國法治經驗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這些理論的一些面向，西方理論因此得以證成或證偽。這種情況下，理論的認識功能，及其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就無法實現，既有經驗也就無法得到提升，無法發揮出認識法律現象的有效中介作用。舉個例子說，當用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理論框架來認識中國農村的邪教傳播時，如果對西方社會中宗教教派斗爭激烈、彼此極端不寬容的歷史經驗有所忽視，就很難真正理解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歷史上人們的拜神自由很少受到制約和嚴厲挑戰。 [4]農村邪教嚴重危害人民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這些經驗很難得到西方宗教信仰自由理論框架的正確對待。
總之，如果對理論的經驗基礎缺乏正確認知，就很難不誤解、誤用理論；用不恰當的理論去分析中國法治經驗時，中國經驗就必然會被理論所切割甚至屏蔽。如此一來，在對法律現象的初步感知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就無法從正確的方向上升為理論，也無法深化對法律現象的全面認知，法律現象的實踐邏輯因此無法被正確揭示。
三、局部的直接經驗
局部的直接經驗主要包括個人生活經驗和調研經驗。每個人對問題的判斷都會受到個人生活經歷及其積累的經驗影響，學者也不例外，學者會將生活經驗帶到法律實證研究過程中。很多學者甚至將特定的生活經驗當作討論學術問題的“資本”。在農村出生或在農村插過隊、下過鄉的學者自認為很懂農村，可以對農村問題發言；曾在國有企業里工作過的學者自認為了解國有企業，可以對國有企業問題發言；老家在城郊村的學者，如果村里發生過土地征收，便自認為對土地征收問題有發言權。個人經驗對于法律實證研究而言，顯然并非壞事，甚至可以說，生活經驗越豐富的學者，越有條件接近法律現象的本質，越容易找到法學問題的正確答案。然而，對于法律實證研究所需處理的問題而言，個人生活經驗只是局部的，絕不是全部的必需經驗。因此，個人生活經驗與整體經驗之間的關系，是學者需要仔細辨析的問題。
個人生活經驗雖然有助于對問題的理解，卻可能導致盲目自信。由于缺乏全面的經驗，學者常常不能意識到自身生活經驗的方位。由于缺乏其它經驗的參照，學者容易不自覺地將生活經驗視為理所當然，從而可能將本來是局部的、個別的、非典型的、并非最主要的經驗當作全部經驗。例如，出生于城郊村的學者，從土地征收經歷中獲取了這樣的經驗：集體土地所有制給了村干部謀取非法利益、侵犯村民權益的機會。他就很容易從這一生活經驗出發，信心滿滿地認為，維護農民土地權益，就必須弱化集體土地所有制。他很難想象那些無地可征的農村地區的農民土地權益問題，更難想象如何維護這些地區農民的土地權益。[5]面對法律現象時，往往是有比較才會有所鑒別，才會知道不同經驗之間的差異，才會對個人生活經驗有所反思，才不會將所謂的常識當作必然。也許正是基于這一原因，人類學要研究異文化，并通過異文化來反觀母文化。因此，克服個人生活經驗局限性的方式，也許是做更多的調查，獲取更多的經驗，特別是不同類型的經驗。在不同經驗的比較中，就相對能夠明確個人生活經驗的方位。
調查對個人生活經驗有著重要的反思作用。在調查某種法律現象之前，調查者會對它有所想象，這種想象源于過去的生活經驗（或調查經驗），它構成了調查之前調查者理解法律現象的“理所當然”。而一旦深入調研，獲取更多的經驗后，這種理所當然和想象就會被打破，新的經驗就會形成。而調研的目的也就是要打破理所當然，調研經驗的增長點就在超出調查者既有經驗的地方。它并不是調查者預定的，而是調研過程中的“意外”，因為對于舊有經驗來說，新的經驗總是“意外”。正是這種意外及從中獲得的新經驗，構成了調研對既有經驗的反思性意義。
通過調查加深對法律現象的認識，絕大部分人都會認可這一思路。中國學者對毛澤東主席的經典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耳熟能詳，對調查的重要性深有認同。然而，同樣都進行調查的學者，甚至以同樣方式在同一地點調研，獲取的經驗、得出的結論卻可能迥異，這是為什么呢？他們都有調查，理應都有發言權，但是迥異的經驗和結論讓人如何取舍？不談價值取向的影響，問題可能出在調查本身。調查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大家都知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卻很少有人知道，毛主席還說過后半句話：“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6]也許有人根據后現代闡釋學理論，認為在調研過程中，法律現象的意義只有與調查者的 “前見”實現“視界融合”時才能凸顯出來，[7]不同學者在調研同一法律現象時，由于具有不同的理論“前見”，可能體會到不同的意義，得到不同的經驗。因此，調查所得的經驗和結論，只有相同與不同，無所謂正確與不正確。這種思路雖然肯定了理論對于觀察現象、獲取經驗的重要性，但完全否認了事實、真相和事物本質的存在及對其認識的可能性，把經驗看作是純粹主觀的東西，否認客觀物質世界是經驗的來源和內容，犯了經驗論的錯誤。它從根本上只相信局部的直接經驗，否認理性認識的重要性，在認識論上是錯誤的。
不正確的調研，首先是以理論切割、肢解現實經驗。這一點，前已提及。學者在分析法律現象時，頭腦中有各種理論范式及經驗、想象，在調研中往往容易忽視法律現象與其它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現象切割納入到自己既有的理論框架中，用既有經驗附會法律現象，法律現象的內部結構和外部聯系因此被肢解。這樣的調查不能獲得對法律現象的正確經驗，而是在強化調查者頭腦中已有的經驗和理論，因此并非正確的調查。也正因此，社會學和人類學調查，往往要求調查者在進入調查現場之后，“懸置”理論和既有經驗，使自己處于“無知狀態”。
不正確的調查，其次是不能把握局部經驗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即不能把握調研經驗在整體經驗結構中的位置。毛澤東主席在談論調查方法時，曾提出概觀—分析—綜合的三段式，指出“如果調查的九樣東西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仍舊沒有發言權。[8]這實際上指出了局部經驗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在調查中，第一步的觀察只能看到事物的大體輪廓，第二步是對事物各個部分加以細致分析獲取局部經驗，第三步是綜合各個部分得出整體經驗及事物的規律。一些法學學者的調查雖然能夠較好掌握個案經驗，但由于未能認識到個案經驗的局部性，因此得出錯誤結論。
舉例來說，中國不僅有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城郊農村，還有中西部農業主產區農村，以及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因此討論農民的土地權利問題，就一定要意識到個案調查經驗在整體中的結構性位置。有學者從北京郊區村莊的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個案經驗中，推導出中國土地制度的整體安排，[9]這在處理經驗時有著非常驚險的一躍，其結論因此靠不住。再如外嫁女的土地權益問題。一些學者僅僅從對外嫁女的維權申訴中調研獲得她們土地權益被侵犯的經驗，卻忽視作為外嫁女對立面的當地村民的想法和權利觀念，這就忽視了外嫁女維權的局部經驗在經驗整體結構中的位置。[10]又如，不少學者以個別上訪戶付出極高成本，訴求卻得不到回應的經驗，來比照司法制度的運作成本，進而全盤否定信訪制度。這可能忽略了信訪制度在基層社會中低成本地解決了大量矛盾糾紛的經驗事實，實際上忽視了個別上訪的高成本經驗在糾紛解決和訴求回應整體結構中的位置。
四、源于媒體的間接經驗
間接經驗主要指從媒體的社會轟動性個案中獲取的經驗。近年來，有爭議、民眾關心的法律社會熱點事件不斷，媒體喜歡報道這些案件，學者也熱衷于參與討論這些案件。幾乎每出一個社會轟動性案件，就有一大批法學學術成果緊隨其后被生產出來，社會轟動案件甚至成了不少學者獲取法律實踐經驗的最重要來源。社會轟動性案件當然屬于法律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展開深入研究十分必要。而且，對它們展開討論，可以在短時間內聚焦社會關注，加速問題的解決，推動法治進程。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許霆案的合理審判，“躲貓貓”事件的真相查明等，都與學者的參與討論緊密相關。問題在于，過于關注甚至僅僅關注熱點案件，可能導致經驗的片面性，從而影響對法律問題的全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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