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銘暄 ]——(2014-5-29) / 已閱6520次
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理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劃了經濟改革的宏偉藍圖,做出了總動員與總部署。在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層面,主張“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推進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削減資質認定項目,由先證后照改為先照后證,把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逐步改為認繳登記制”。公司制度的這一改革,尤其是對公司資本制度的這一改革,體現了我國決策層制度創新的變革理念和放寬公司設立門檻的監管思路,對于釋放經濟主動性增長動力,激活民間資本,有著重要意義。同時,這一改革對相關監管部門的職能定位和服務理念,對民事、行政和刑事領域法律規則也必將產生極大的影響,可謂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隨著公司法的修訂,資本刑法的完善問題,也提上日程。
當前,我國刑法中規制公司資本的罪名主要包括第158條規定的虛報注冊資本罪,第159條規定的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第160條規定的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第179條規定的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和第229條規定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等。隨著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改革,刑法上的相關罪名,尤其是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的走向,成為大家熱議關注的焦點。
資本刑法修改的觀點之爭
有論者主張,應該在符合刑法設定一般犯罪規律的基礎上,以現階段公司法中有關資本制度的立法規定和立法理念為基礎,重構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犯罪圈,具體來說,對單純侵犯以國家對公司資本制度的管理秩序為客體的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做除罪化處理,并新增欺詐增資、違規增資等罪名。有論者認為,在當前的資本制度改革潮流中,刑法的保護存在錯位的情況,主張對公司資本制度的刑法保護予以重構,廢除虛報注冊資本罪與虛假出資罪,改抽逃出資罪為抽逃公司資產罪并增設欺詐增資罪。也有論者主張,基于公司法的修改和刑法最后性、附屬性的特征考慮,虛假出資行為已經缺乏入罪條件,應該予以除罪化,抽逃出資行為侵害了公司運行階段的資本制度,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但是出于刑法與公司法相銜接的考慮,應該改抽逃出資罪為抽逃資產罪。
我們認為,資本制度的改革必然會推動資本刑法的修訂。隨著公司資本制度的變革和公司資本理念的轉變,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的社會危害性的確需要重新考量,刑法需及時對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是修改限制還是廢除做出回應。但是,刑法關于資本犯罪的修訂,不能簡單地予以廢除,而是需要在與新公司法相關規定銜接協調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某些特殊情況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張將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做完全地除罪化處理的觀點過于“一刀切”,有失偏頗。而且,將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的客體,只是簡單地認定為國家對公司資本制度的管理秩序,也是片面的,不準確的。我國刑法設置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并不如有的學者所言只是簡單地出于維護國家對公司資本制度的管理秩序的考慮,其實它在保護公民經濟生活安全與自由等方面,也是有所考量的。對于主張增設欺詐增資罪、違規增資罪的觀點,我們也并不認同。市場經濟的深化改革發展,要求政府放權于市場,政府調控力度要進一步減小。在公司資本的刑法規制上,要堅持“以維護最低限度的社會經濟秩序所必須”的犯罪化標準,對于犯罪圈要嚴格把握。欺詐增資行為,違規增資行為,由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予以調控即可,不必上升到犯罪的程度。
資本刑法如何完善
公司資本制度的改革和公司法的修改,導致了公司法與刑法出現銜接上的問題。對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進行修訂或作出立法解釋,以實現部門法之間的合理協調與平衡,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在此提出兩點意見:
一、犯罪主體的限制。隨著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改革和公司法的修改,公司法與刑法之間在前提性規范欠缺、法律銜接不合理等方面問題凸顯。新修訂的公司法取消了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3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500萬元的限制,這就使得虛報注冊資本罪等罪的前提性規范欠缺——即公司法上的違法性前提不足的問題。
但是,是否像有的學者所主張的,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已經缺乏入罪條件,而應該予以廢除?我們持否定的觀點。不容否認,隨著最低注冊資本要求的取消,在實踐中,申請公司登記的有限責任公司、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虛假證明文件或者采用其他欺詐手段虛報注冊資本,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的行為就會大大減少。
但是,我們需要考慮另外一些情況。在公司資本制度改革中,涉及到一些特殊的行業,由于其關系到社會的公共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影響較大,在市場準入上,通常有著一些特殊的要求。在2014年3月出臺的國務院《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明確了27類暫不實行注冊資本認繳登記制的特殊行業。這些公司由于其行業的特殊性,當前還不能對其注冊資本完全放開。所以,在這27類行業里,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仍有存在的必要。當然,出于公司法和刑法相協調的考慮,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需要進行修訂或作出立法解釋,以實現與新公司法在行為主體、前提規范和法律制裁等方面的協調。可喜的是,2014年4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立法解釋中,明確規定了“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只適用于依法實行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的公司”。我們完全贊同將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的犯罪主體予以限制,當前限定為這27類行業中仍然實施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的公司,以維護我國的經濟金融秩序和經濟運行安全。
二、法律制裁的平衡。在公司法第十二章的法律責任部分,規定了虛報注冊資本行為、虛假出資行為和抽逃出資行為這三類行為的法律責任。虛報注冊資本的,“由公司登記機關責令改正,對虛報注冊資本的公司,處以虛報注冊資本金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撤銷公司登記或者吊銷營業執照”。虛假出資的,“處以虛假出資金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罰款”；抽逃出資的,“處以所抽逃出資金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罰款”。但是我國現行刑法中,虛報注冊資本罪的刑罰配置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虛報注冊資本金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罰金”,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虛假出資金額或者抽逃出資金額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罰金”。
總的來說,虛報注冊資本罪“處虛報注冊資本金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罰金刑配置,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處虛假出資金額或者抽逃出資金額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金刑配置,都比公司法中處以“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罰款”處罰力度小,也即公司法上的罰款,嚴厲于刑法上的罰金,這就顯現出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在罰金刑的配置上,與公司法中的法律責任存在失衡問題。而且,公司法上虛報注冊資本的行為有“撤銷公司登記或者吊銷營業執照”的規定,這一規定可謂是決定公司的“生死”,處罰嚴厲程度可見一斑。但是在刑法上,卻沒有對公司資格的限制。
實現虛報注冊資本行為、虛假出資行為和抽逃出資行為在法律制裁上的平衡,解決途徑在于對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刑罰配置上進行完善。為此,我們可以考慮從罰金刑數額的配置上加以完善。作為犯罪行為的罰金刑數額,應當大于或者至少等于作為相應經濟行政違法行為的罰款數額。希望這點能引起國家立法機關的重視。
總之,市場經濟的深化改革發展和公司法的修訂推動了刑法對公司資本規制的理念變革。公司資本刑法的完善,要秉持協調性和適度性的原則,在充分考慮我國市場經濟深化改革現狀、尊重市場配置資源規律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刑法規制的理念,堅持安全與效率并重,保持刑法的有限性,合理規劃資本犯罪的犯罪圈,有所為有所不為,以保護我國市場經濟領域的自由與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