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震煒 ]——(2014-7-3) / 已閱23283次
五、我國完善運輸毒品罪的立法建議
運輸毒品罪在我國是一個發案率較高的犯罪，對打擊毒品犯罪，依法嚴厲打擊運輸毒品犯罪分子，切斷毒品從供應到消費的渠道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對于運輸毒品的犯罪分子，是認定走私毒品罪還是認定走私、運輸毒品罪，對于販賣毒品的團伙，如果其中有運輸毒品的從犯，其主犯是認定販賣毒品罪還是販賣、運輸毒品罪，其團伙中負責運輸的犯罪分子是認定販賣、運輸的從犯，還是以其實行的運輸毒品行為被直接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甚至不分主從犯，這些問題在實踐中相當混亂。究其原因，還在于運輸毒品不僅有專業戶、專業團伙出現的犯罪，即完全獨立于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形態出現，還有相當多的情況是伴隨著走私、販賣、制造情況而出現。對于前一種情況，很好適用法律，而對于后一種情況，如何適用法律卻顯得極為重要，不僅關系被告人的罪名，更關系到其刑期甚至是否剝奪生命。
(一) 運輸毒品罪的量刑失衡問題原因
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概括地講，就是依法對犯罪分子的刑罰與其罪行均衡，即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立法上對運輸毒品罪的量刑主要采用的是以運輸毒品的種類、數量為基本刻度，外加其它情節進行刑罰。刑法規定，運輸毒品數量無論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刑罰的種類涵蓋從管制直到死刑，包括并處附加刑。試以海洛因的量刑舉例：根據我國《刑法》第347條明文規定：運輸毒品海洛因不滿10克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有三個刑種；10克至50克的，處三年以上直至十五年，一個有期徒刑的刑種；50克以上或具有其它四種情形的，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三個刑種。實踐中，絕大部分案件都集中在50克以上，完全劃歸于中級法院管轄審理。中級法院受理的運輸毒品案件，數量都在數百克，有的是數千克，甚至是上萬克等，毒品數量與50克相比跨度極大。但是，刑罰適用得比較多的還是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這就帶來一個如何實現量刑均衡的問題。 有學者提出目前運輸毒品罪的量刑是失衡的，這種失衡不僅是同罪個案之間的量刑不平衡，而且還體現在忽視當前運輸毒品犯罪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時，還仍然與走私、販賣毒品等異罪在量刑上進行平衡，而帶來新的司法不公，這顯然已違背立法初衷。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量刑技術層面所致，二是量刑程序缺乏公開透明，三是法官素質較低。 面對毒品犯罪的形勢變化，尤其在運輸毒品犯罪方面，以實現量刑均衡維護司法公正，必須要要注意和改進這個問題。為了體現罪刑相適應這一刑法基本原則，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實現刑罰目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有必要適當放寬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標準，將它的法定刑與其他三種毒品犯罪區別開來。
（二）量刑上對運輸毒品罪的刑罰適用問題的改進
1、對于運輸毒品犯罪，要注意重點打擊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應、接貨的毒品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對于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毒品犯罪、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按照刑法、有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實際掌握的數量標準，從嚴懲處，依法應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判處死刑。
2、 毒品犯罪中，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具有從屬性、輔助性特點，且情況復雜多樣。部分涉案人員系受指使、雇傭的貧民、邊民或者無業人員，只是為了賺取少量運費而為他人運輸毒品，他們不是毒品的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與幕后的組織、指使、雇傭者相比，在整個毒品犯罪環節中處于從屬、輔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對較小。因此，對于運輸毒品犯罪中的這部分人員，在量刑標準的把握上，應當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嚴重情節的運輸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區別，不應單純以涉案毒品數量的大小決定刑罰適用的輕重。
3、對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屬受人指使、雇傭參與運輸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注 釋：
①崔敏，《毒品犯罪發展趨勢與遏制對策》，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頁
②趙長青，《中國毒品問題研究——禁毒斗爭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頁 .
③崔敏，《毒品犯罪發展趨勢與遏制對策》，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頁
④崔敏，《毒品犯罪發展趨勢與遏制對策》，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18頁
⑤黃永，《淺談禁毒法》，載自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
⑥[德]岡特•施特拉騰韋特、洛塔爾•庫倫，《刑法總論Ⅰ———犯罪論》,楊萌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頁。
⑦ 趙秉志、于志剛，《毒品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122頁。
⑧ 高巍，《販賣毒品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第52頁。
⑨ [日]大塜仁，《刑法概說》(各論) ,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474頁。
⑩高艷東，《運輸毒品罪疑難問題研究》,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4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 劉家琛，《新刑法常用罪認定與處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年版
[2]趙秉志、吳振興，《刑法學通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3]陳明華，《刑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趙長青，《中國毒品問題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年版
[5]于志剛，《毒品犯罪及相關犯罪認定處理》，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 1999年版
[6](日）前田雅英,《覺醒劑事犯之多發化與刑法理論》，載《刑法雜志》，2007第2期，第414―416頁
[7]（英）Peter Alldridge ，《關于刑事法研究》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 Ltd，2000年版 ，第209頁
[8]高巍，《略論運輸毒品罪的幾個問題》，《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9年9月，第22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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