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蘭振 ]——(2015-1-6) / 已閱8136次
論自偵部門適應新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措施
行唐縣人民檢察院趙蘭振
2012年3月，刑事訴訟法迎來了繼1996年后的第二次大的修改，對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和特別程序等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和補充，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
嚴格依照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不斷加大學習貫徹力度，進一步轉變執法觀念，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切實提高執法水平，積極推動反瀆職侵權檢察工作健康穩步發展。現將新刑事訴訟法的執行、宣傳、培訓等情況匯報如下：
一、新刑訴法實施以來，行唐縣檢察院反瀆工作牢固樹立四種意識，嚴格依法取證，切實提高辦案質量
1、強化證據意識。堅持“證據是整個案件的核心”，緊緊圍繞犯罪構成的條件，全面收集各類證據，做到換位思考，提前預測，不斷優化取證方案，提高調查取證能力。
2、強化規范意識。嚴格執行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及時固定證據，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做到規范取證，在調取、扣押物證時，邀請相關見證人做好見證，并簽字確認。做到細致取證，在作詢（訊）問筆錄時，要詳細填寫時間、地點、人員等信息，并要求證人（犯罪嫌疑人）逐頁簽字、按手印；在扣押相關物品時，要做好登記，對物品名稱、數量、特征等做好詳細記錄，并妥善保管。
3、強化審查意識。堅持事實認定與證據審查并重，對所取得的證據做到綜合評估，特別是證據的來源、形式、取證的過程、證明力等要作為重點審核內容。對存在漏洞的證據要及時完善補充，對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要提前排除。
4、強化監督意識。工作中自覺接受各項監督，做到杜絕非法取證行為，依法文明辦案，切實保障人權，提高辦案質量。
二、轉變辦案模式，加大初查力度
新刑訴法對反瀆職權工作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就是其在第五十條規定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再加上律師作為辯護人上提至偵查階段，給基層反瀆部門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題。我們摒棄以往過度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況，轉變辦案模式，將工作的中心從對犯罪嫌疑人的審訊轉移到對證人證言、物證的搜集上。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強瀆職侵權案件初查工作的力度。這樣做的目的一是因為新刑訴法并未對初查工作作出規定。二是因為初查工作作為反瀆部門立案查處瀆職侵權案件的前置程序具有隱蔽性、不受律師辯護階段上提干擾的優點。因此，基層反瀆部門應將辦案工作重心前移至初查階段。制定周密的初查方案，強化初查階段的方法、謀略、措施的應用，在注重隱蔽性的前提下，全面、依法收集案件相關證據。尤其是要查清涉及案件的關鍵性細節和主要證據，避免立案后再搜集證據面臨的阻礙。
1、將關鍵證據的收集前移
要更加注重初查過程中證據的收集工作，在收集證據材料時，除圍繞案件線索收集證據材料外，還要對有關涉案人員的性格、文化程度、交際范圍、工作環境、職責權限等進行調查。在初查過程中就要對今后的偵查工作有通盤考慮，根據偵查工作的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選擇薄弱環節、重點部位、關鍵人物為突破口，集中力量獲取關鍵性的證據材料。
2、實行“精細化”初查
制定周密的初查方案，在注重隱蔽性的前提下，全面、依法收集案件相關證據，爭取在初查期間固化一部分物證、書證、言詞證據，形成相對有利的證據規模，從而盡可能將律師介入對偵查工作造成的干擾降到最低。
3、是善用“以事立案”。對于經初查發現證明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的證據材料確實、充分的，要果斷采取“以人立案”的偵查方式。對于以結果要素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瀆職犯罪案件，常規的初查難以全面收集證據的，可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合理運用偵查資源，加強初查的效果，這樣既可以避免過早接觸犯罪嫌疑人給偵查工作帶來的被動，又能夠全面、有效地收集證據，待時機成熟后再轉化為“以人立案”。例如我們在偵破正定縣國土局工作人員涉嫌瀆職犯罪一案中，先以事展開初查，掌握確實、充分的證據以后，我們對劉某、梁某以人立案，成功偵破這起瀆職大案。
三、做好充分準備，提高首次訊問的成功率
首次訊問告捷與否對雙方接下來的心理戰往往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偵查人員應高度重視首次訊問工作，在初查所掌握材料的基礎上提前制定好訊問方案，考慮好訊問的步驟、重點、訊問謀略的使用等等，對訊問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努力提高首次訊問的成功率，為后續的偵查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四、加強溝通，合力防范訴訟風險
1、加強與律師之間的溝通交流
基于新刑訴法第三十三條“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的規定，我們加強與律師的溝通和交流，一是可以通過與律師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了解律師對案件事實及相關證據的認知和見解，保證案件從偵查到審判階段不發生偏差。二是可以充分借助律師的作用，掌握案情變化的跡象，挖掘瀆職侵權案件在偵查過程中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和證據，甚至通過律師敦促犯罪嫌疑人認罪。
2、強化與偵查監督和公訴部門的內部溝通機制
面對新刑訴法第九十三條、第一百九十三條等關于羈押必要性審查及當庭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調查、辯論的相關規定，我們加強與檢察機關內部溝通。首先加強與偵監、公訴部門的溝通和協調，在保證案件不泄密的前提下，由偵監、公訴部門對反瀆職侵權工作進行業務指導，邀請偵監、公訴部門干警提前介入案件，從犯罪構成、審查逮捕的條件、證人證言之間的關聯性、補充完善證據等角度給偵查工作提出寶貴意見，引導偵查取證工作。并為我們反瀆工作提出有針對性的偵查方向，彌補偵查人員的偵查盲點和漏洞，幫助我們準確把握罪名，完善證據鏈條。這樣做不僅能使查處的瀆職侵權案件從偵查到偵監、公訴階段不容易存在案件事實和證據上的爭議和分歧，做到在檢察機關內部各階段的無縫鏈接。還能使公訴部門在法庭上更好的開展調查和辯論工作。同時基于基層偵監部門批準逮捕權限的上提，還應加強與上級偵監部門的溝通和協調，保證立案后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強制措施不出錯。
3、是加強與監所檢察部門的溝通，加強對在押人員的監督，嚴格防范內外勾結妨礙訴訟。住所檢察室應該將在押的瀆職犯罪嫌疑人作為監管的重點：一是對收押出所的登記、體檢要全面監督；二是經常了解在押瀆職犯罪嫌疑人的動態、思想情況，嚴禁家屬、親友私自會見，尤其是提審后和律師會見后犯罪嫌疑人的思想情緒變化情況，及時向辦案單位通報。
4、是反瀆部門要主動與反貪部門溝通聯系，建立定期線索交換機制，提高自偵案件的質量與效率。貪污賄賂案件背后往往隱藏著瀆職犯罪線索，這種線索成案率高、實刑率高，并且許多證據反貪部門已經獲取，因此，要與反貪部門建立定期線索交換機制，提高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質量與效率，特別是對風險拘留與風險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要進行反貪反瀆線索對接，行為人只要構成職務犯罪，就能夠訴得出，判得了，這樣能夠有效地降低訴訟風險。例如我們在參與查辦市院反貪專案時，發現正定縣國土局工作人員涉嫌瀆職犯罪的線索，此線索后來立案一件二人。
5、加強外部執法協作機制和溝通機制
結合新刑訴法的規定，我們強化與公安、法院的執法協作與溝通。首先，加強與法院的溝通和協調可以及時化解案件從偵查、公訴到審判階段檢法之間對案件事實、證據認識的差異問題。而加強與公安部門的溝通與協調主要是因為新刑訴法第一百四十八條關于“技術偵查”的規定。該條規定為自偵部門增加了技術偵查的手段。雖然使用該手段具有極大的程序限制，但是如果運用得當能夠極大的縮短瀆職侵權案件的查辦效率。該條規定雖未明確指出執行機關，但是依據現有偵查力量來看應是公安、國安部門。不過基層檢察機關與國安部門聯系較少，因此與公安部門加強配合協作，可以有效的利用技術偵查手段。
五、加強隊伍建設
我們開展單位組織培訓、部門有針對性的組織培訓和干警自學將新刑訴法學習好、應用好。理解刑訴法修改背后的立法精神和宗旨，轉變執法觀念，深入樹立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的執法理念，為新刑訴法實施后的貫徹做好鋪墊工作。強化反瀆部門查案的技術含量，推進技術手段查辦瀆職侵權案件中的應用，如加強測謊儀的學習和應用等，解決基層反瀆部門偵查手段簡單、滯后的問題，全面提高基層反瀆部門干警業務素質。
六、深化學習培訓
應對新刑訴法的實施，組織干警深入學習《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針對修改和新增的內容，做到精讀細研，融會貫通，并從修改背景、立法本意、精髓實質等方面深刻理解，熟練運用。一要在執法觀念上實現大轉變，堅持程序正義，用公正的程序保障公正執法。二要在執法水平上有大提升，切實提升檢察隊伍專業化水平。三要在執法效果上有大突破，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的宗旨意識、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意識、服務全縣發展的中心意識，在辦理的每一個案件、每一個環節上體現公平正義，體現執法效果。
七、執行新刑事訴訟法中發現的問題
1、注意指定監所監視居住執行的法律風險和辦案安全問題
(1)被監視居住人的人身安全風險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人身安全風險明顯大于逮捕，它容易發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殺等事故。由于指定的居所畢竟不是辦案場所、羈押場所，不像那些場所有特制的防護設備，也不能像在看守所那樣對被監視居住人在衣著、生活用品上有強制要求，出現自傷、自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刑訊逼供的風險
指定的居所的管理相對于羈押場所較松，有較大的任意性。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一般是單獨個體，有別于群體，孤立無援，監督力度較低。監控設備也可能比不上專門的羈押場所。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執法人員有可能出現不正當審訊行為，甚至出現刑訊逼供現象。
(3)濫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風險
認定“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的酌定性較大，檢察機關可能會通過利用監視居住變相羈押從而規避錯拘、錯羈和超長羈押的法律后果。面對以上風險，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實施過程中，檢察機關如何加強內部監督和自身監督是不可回避的現實課題。
2、注意同步錄音錄像的“全程”問題
選擇性同步錄音錄像現象嚴重。選擇性同步錄音錄像，是指偵查訊問人員有選擇地使用“同步錄音錄像”，而非真正“全程”、“同步”、“不間斷”的錄音錄像。由于檢察機關在審訊中處于優勢地位，不少案件存在“先審后錄”的情況，即檢察人員將案件突破以后再象征性地“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這種情況下的錄音錄像不僅不能杜絕刑訊逼供，反而加劇冤案的形成。“同步錄音錄像只能說明在錄音錄像的訊問當時，不存在違法問題，但是對供述前有沒有發生違法情況、犯罪嫌疑人有沒有受到精神強制乃至刑訊逼供、訊問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在意志自由情況下的自行表達等問題，訊問的音像資料卻無法予以證明。……對于在訊問前，就及早使用不當手段‘說服’或‘制服’了犯罪嫌疑人，制造了合法假象的‘聰明’的偵查人員，錄音錄像無能為力。”
上述問題的存在，導致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陷入困境，即：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本來是一項證明偵查人員取證方式合法，杜絕違法獲取口供的重要監督措施，現在卻僅僅成了有效固定訊問證據，遏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手段，而難以成為有效證明訊問活動及所獲取證據的合法性，從而防止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的手段。
貫徹新刑訴法是當前檢察工作的重要內容，關系到干警執法理念的根本轉變，關系到干警執法能力的不斷加強，關系到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檢察機關應緊密結合檢察工作實際，從建立保障機制、探索學習方法、積極對接并熟練運用新法、提升辦案水平等方面積極嘗試，在轉變執法理念、規范執法方式、提升執法水平上下功夫，全面加強法律監督能力建設，加強檢察隊伍專業化素質建設，不斷推動檢察工作科學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