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6-3-16) / 已閱13803次
四要件體系之浴火重生
內容提要：刑法規范是價值標準，具有明確的適用范圍（犯罪圈）。主客觀相統一是行為的本質屬性，是對行為主客觀狀態的描述，不存在主客觀如何統一的問題。所有的犯罪論體系無一不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展開。三階層、四要件都是定性的工具與方法，無所謂好壞優劣。四要件改造成四要件（維度）后，形成了以主客觀相統一為核心的直接定性法。新體系具有易學易會、操作簡便、結論唯一的優勢，階層體系無法與之抗衡，將在大陸法系中取代三階層的地位，最終與英美法系的雙層次并駕齊驅，成為全球流行的兩大犯罪論體系。企圖通過案例來證明四要件不如三階層，應是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幼稚病犯了的癥狀，真相往往是用一個錯誤去證明另一個錯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凡是三階層能夠解決的問題，四要件（維度）不僅能夠完美解決，而且操作更加簡便。
關鍵詞：刑法規范；價值標準；犯罪圈；主客觀統一；直接定性；真理標準
一、刑法規范及適用范圍
刑法規范是價值標準。刑法規范含有事實和價值兩種因素，組成一個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內在實質為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外在表現形式為主客觀相統一。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一方面承認刑法規范是裁判規范，另一方面認為刑法規范是中性的、與價值無涉的純客觀的、記敘性的事實要件，與規范意義無關。這種立場是矛盾的。以法律為準繩，其中準繩就是規范、標準之意。德日派刑法學者無視現實，原因無他，承認了刑法規范是價值標準，意味著三階層體系全面崩潰，沒有立足之地了。一旦承認了刑法規范的價值標準地位，必然會得出結論，刑法規范是有適用范圍的。任何價值標準都具有相同的屬性，只有在其適用范圍內才是正確的。然而，德日三階層體系中，違法性階層所要排除的事由，即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和超法規的違法阻卻事由，都不是刑法規范這個價值標準所適用的范圍，不存在符合刑法規范該當性的問題，違法性階層自然是多余的。有責性階層也一樣，該當性符合了意味著一定有責。
刑法規范的適用范圍就是犯罪圈。我國刑法分則規范，在立法時就決定了它所針對的行為，是同類行為中社會危害性最突出最典型的行為類型。此乃我國刑事立法最鮮明的特色（危險駕駛罪除外）。顯然，刑法規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樹立犯罪圈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刑法分則規范，通常對應有合法行為。在犯罪圈與合法行為之間，還存在有中間行為。中間行為既具有嚴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又具有社會可以原諒的某種附隨因素，例如期待可能性等。犯罪圈中的行為具有典型性，不會產生爭議，合法行為也不會產生爭議，唯有中間行為才是爭議的源泉。任何一種犯罪論體系，只要能夠合理合法地解決好中間行為定性問題，必定是成功的犯罪論體系。無論是三階層還是四要件，對于犯罪圈中的典型行為與合法行為而言，純屬多余而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這種情形下，幾乎沒有人會想到使用三階層或者四要件犯罪論體系的。
刑法規范是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具有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如影隨形的特殊屬性。事實判斷成立了，價值判斷同時成立。這種特殊屬性決定了刑法規范的適用，事實成立了，違法性和有責性同時成立。因此，我國階層論者所謂的“中國刑法學中犯罪構成理論將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同時進行，與思維并不符合，同時使一次評價行為承載的使命過多，出現判斷誤差的可能性也就相應增大，司法恣意增強。”之批判四要件理論主要觀點之一，純屬杞人憂天，是不了解刑法規范特殊屬性的緣故。
主客觀如何統一的問題是偽命題。主客觀相統一是行為的本質屬性，是對行為主客觀狀態的描述。生活行為本身就是主客觀統一的客觀存在，其中的主客觀因素具有不可分的屬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猶如一片樹葉的正反兩面一樣。陳興良教授等德日派刑法學者提出了主客觀如何統一的問題，認為這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軟肋，也是贊成論者仍然沒有回答的。事實是陳興良教授等人犯了認識上的錯誤，所謂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僅是為了認識生活行為這個主客觀統一的客觀存在（有機整體），人為設定用于觀察行為的兩個維度，本來就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因此，根本不存在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所提出的主客觀如何統一的問題，所謂的軟肋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二、犯罪論體系的內核及四要件體系的改進
犯罪論體系的內核都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所謂犯罪論體系，無非是一個在生活事實與刑法規范之間架設橋梁（定性）的工具。而刑法規范表現形式為主客觀相統一，犯罪論體系自然要與之相適應和匹配，才可能完成架設橋梁（定性）的重任。因此，英美的雙層次，德日的三階層，中俄的四要件等，除了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之外，其內在實質都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展開，無一例外。
英美的雙層次，包括犯罪本體要件和責任充足要件。第一層次的犯罪本體要件，包含有犯罪行為和心態，就是實體上的主客觀相統一；第二層次的責任充足要件，就是指合法抗辯事由，即正當化事由或者免責。雙層次語境下，要成立犯罪，除了應當具有犯罪本體要件外，還必須排除合法辯護的可能，即具備責任充足條件。雙層次對犯罪的認定體現控辯對抗的過程，非常簡單實用。對于前述中間行為案件，雙層次是通過責任充足要件來突顯人權保障的。雖然中間行為案件某種程度上符合犯罪本體要件的，但是辯護方通過強調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時所附隨的為社會所容忍的因素事實，主張行為人具有合法事由或者可得寬恕的事由，從而讓行為人免于承擔刑事責任。可見，從體系上，雙層次為處理中間行為案件預留了較大的空間。加之英美有判例制度，為中間行為如何處置樹立標桿，有了標桿再遇到類似的行為就照此辦理，實用性很強。
德日的三階層包括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該當性指行為與個罪特征相符合的性質。該當性被認為是抽象的、純外在的描述，是客觀且不含有任何價值評價色彩的。違法性是指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或者整體法秩序的實質侵害性。有責性指能夠對實施違法行為的行為人進行譴責（非難可能性）。
三個階層就是認定犯罪的三個維度。其中違法性和有責性的包容性比較大。因此，處理中間行為案件時，三階層比傳統四要件具有相對優勢，辯護方通過違法性階層和有責性階層主張被告人的行為具有合法性（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者不具有非難可能性（免責）而出罪。從體系上看，三階層為處理中間行為案件也預留了足夠大的空間。
三階層“層層遞進”的神話。三階層其實完全是人為設置的，是把刑法規范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人為地割裂開來，一分為三（形式該當、實質違法、主觀有責）的結果。實際上生活事實是否該當、是否違法和是否有責這三個階層的判斷，都是在生活事實與刑法規范之間展開的，都是以刑法規范本身為標準對生活事實作出的判斷。離開了刑法規范本身，三個階層的判斷無從談起。由此可見，三個階層的判斷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層面上的。另外，三個階層的順序是可以倒置的，按有責性、違法性、該當性順序進行評價判斷，結論是相同的。因此，所謂三階層的“層層遞進”不過是子虛烏有的神話，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是階層論者陷入癡迷狀態后產生了幻覺。
三階層內核也是主客觀統一的。受康德主觀與客觀相分離思想的影響，自貝林的古典犯罪論體系創立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先后經歷了新古典犯罪論體系、目的主義犯罪論體系、目的理性犯罪論體系等不斷發展演變，德國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的構成要件理論已歷經從貝林所主張的“純客觀事實性”的構成要件體系到構成要件體系主觀要素和評價要素的復歸，從而形成主客觀相統一、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并存的完整的構成要件理論的發展歷程，最終又回歸于費爾巴哈所主張的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理論。
中俄四要件體系一直強調主客觀相統一。我國刑法通說認為，犯罪構成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而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的有機統一。犯罪構成有四個要件，即犯罪客體、犯罪客觀要件、犯罪主體、犯罪主觀要件，其中主客觀要件必須是統一的，犯罪才能成立。四個要件被認為是一種共存關系，一存俱存，一損俱損，四個要件全都具備了，才算齊備了犯罪構成的要件。有人將這種封閉式、自我完結式的邏輯結構，稱之為平面“閉合式”的犯罪構成體系。然而，這種概括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構成要件作為主客觀相統一的有機整體，每個要件都有其特定的規格和標準，而且此罪與彼罪的性質也各不相同。假如犯罪構成是平面閉合結構，就如同一個平面的四邊形，那么四個要件之間惟有四個邊的長短不同，根本無法體現四要件相互之間規格標準完全不同的差別，而且此罪與彼罪的性質也無從體現差異。顯然，客觀上四要件體系不可能是平面的，只能是立體的才能體現和反映各要件及各罪名之間性質上的差異。因此，四要件與三階層一樣，也是觀察認定犯罪的維度，三階層是三維度，四要件是四維度，三階層是三維立體閉合式結構，四要件是四維立體閉合式結構，都不是平面閉合式結構。
四要件是觀察認定犯罪的四個維度。在偵查階段，犯罪構成要件如同建筑物的四個面一樣。犯罪案件發生后，犯罪構成要件仿佛被云霧籠罩一樣，偵查人員查明案件事實猶如在紙上畫畫，犯罪構成的四個面哪個面最先從云霧中顯露出來，就將哪個面先畫出來，當想方設法將四個面都畫齊全之后，犯罪的性質最終就確定下來。大多數情形下，先客觀后主觀，在少數情形下，先主觀后客觀，實踐中并沒有固定的順序。在起訴和審判階段，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都糅合在各種各樣的證據材料之中。先看客觀方面的材料，或者先看主觀方面的材料，都是不現實的。因此，所謂先客觀判斷后主觀判斷，純粹是紙上談兵，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四要件理論體系，最大的問題是執行中時出現重大失誤，即忽略了四要件中各個要件都是有明確規格標準要求的。這里的規格標準其實就是犯罪圈中最典型最突出行為類型所對應的四要件之規格標準。由于我國刑法理論中沒有犯罪圈概念，四要件中各要件之規格標準要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結果四要件體系應用時，本來需要全面考慮各要件之規格標準要求的復雜問題，演變成為只考慮各要件是有還是沒有的簡單問題了。不知不覺中，立體的復雜問題演變成為平面的簡單問題了，這就是四要件理論體系招致最多批評的所謂“平面閉合式”結構、認定犯罪如同玩“堆積木”游戲一樣的根源之所在。然而，這不過是執行中出現了問題而已，只要樹立犯罪圈概念，強調各要件之規格標準要求之后，這個問題完全是可以克服的。
客體要件修改后將克服傳統四要件理論體系的先天不足。由于中間行為案件主要是行為人實施行為時，存在可以為社會所容忍的附隨因素，使得行為人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理由。由于傳統四要件無法將這種附隨因素納入四要件體系中進行衡量和考察，從而存在先天不足，因此有必要進行相應的調整。然而，審視傳統四要件之后發現，除了客體要件具有包容潛力之外，其他主觀要件、客觀要件和主體要件都無法直接包容這種附隨因素及其對定性所產生影響。因此，為了恰當地處理中間行為案件，客觀上有必要對客體要件之內涵進行調整，將犯罪客體改造為綜合衡量行為之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要件，或者說綜合衡量法益被侵害程度之大小的要件。也就是說，在客體原有定性的基礎上，修改成為既定性又定量，賦予客體要件重要的綜合評價功能。值得一提是，一個行為之社會危害性大小，通常情形取決于行為與結果，此時客體要件與犯罪對象存在重合現象，似乎客體要件是多余的。然而，在特殊情形下，行為之社會危害性大小不僅取決于行為和結果，還取決于行為時所附隨的因素。此時，客體要件之獨立性和重要性就突顯出來了。所謂客體要件要取消的觀點，不過是一葉遮目的表現。客體要件經改造后，應對五花八門的中間行為案件，例如癖馬案、洞穴奇案、高尚挪用資金案、非法制造爆炸物開山炸石修路案、大學生掏鳥案等疑難案例，易如反掌。對此，后面將會有詳細講解。客體要件修改后，四要件體系不僅能夠輕松應對中間行為這種疑難事案，而且人人都可以現學現用，非常簡單，被告人能自己辯護，與三階層的復雜難以把握比起來，四要件將取得壓倒性的優勢。
四要件體系另一個重要的改進是共犯論。考慮到刑法只規定了單個人犯罪（必要的共同犯罪除外）的構成要件，僅規定了共同犯罪的概念。對于共同犯罪而言，四要件的應用需要分兩步進行：第一步，四要件中的犯罪主體應是將全部共同犯罪參與人視為一個擬制人，將共同犯罪的實行行為視為一個擬制人單獨實施的實行行為，考察共同犯罪行為能否成立。只有第一步犯罪成立了，才能進行第二步。第二步考察共同犯罪參與人中的正犯和共犯成立范圍及責任大小。因此，共同犯罪概念應理解為在共同故意基礎上成立的共同犯罪行為。各共同犯罪參與人并不需要都符合犯罪主體要件的規格標準要求，只要其中有一人符合犯罪主體要件即為已足。不過，參與人必須理解行為的性質，凡是能夠形成反對動機，但是卻超越反對動機而決意實施犯罪行為的人，都是共同犯罪行為參與人。共同犯罪主要是在共同故意基礎上成立的。只有共同犯罪行為成立了，才能根據責任能力、地位和作用等因素考慮正犯和共犯追責的范圍。如果行為人不明知行為的性質純粹被他人利用，或者只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共同意識，那么只能成立間接正犯或者在共同意識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經此修改后，四要件理論體系共犯論之缺陷將大為改觀，足以與三階層體系的共犯論相媲美了。
三、直接定性法是大陸法系終極的犯罪論體系
刑法規范具有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如影隨形的屬性，自然就是違法有責類型，進而在理論上能夠構建世界上最簡便的犯罪論體系，也就是本文將介紹的直接定性法。如果從生活事實中直接歸納出刑法規范的構成要件事實，主客觀兩方面與刑法規范相符合，直接以該刑法規范對案件確定性質。筆者辦案中先有這種直接定性法的實踐，然后經過體系化的思考總結出這種定性方法的。
直接定性法的理論基礎是四要件（維度），核心就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直接定性法語境中，生活事實是大前提，刑法規范是小前提，小前提不變，直接從大前提中歸納提取小前提，提取成功就得出案件的定性。這種方法舍棄傳統三段論的演繹思維模式，選擇直截了當的歸納思維模式，降低了案件定性的難度。直接歸納與間接演繹相比，兩者的思維方向是相反的。事實證明，遇到疑難案件，在準確性與效率上，歸納思維遠遠超過演繹思維。換言之，直接定性法將遠超傳統的三段論定性模式。直接定性法具有兩大突出優勢：一是簡單易學，操作方便，二是結論客觀唯一，很少意見分歧。只要把目光盯住案件事實，心無旁騖，很快就能夠直接定性。萬一意見分歧了，只要回到案件事實上，很快就能查明分歧的根源。不過，這個直接定性法要達到面對任何疑難案件都能勝似閑庭信步的境界，知識面要求一定要廣，大量閱讀疑難案例分析（至少3000個以上），反復研讀刑法條文及司法解釋，對刑法規范要了如指掌。
刑法之美在于簡單。反復研讀刑法條文遠比研讀任何刑法學者的教材重要。無論是哪位刑法學者編寫的教科書，都僅有司法考試參考用書的價值，過了司法考試后務必堅決扔掉。原因是這種刑法學教科書中有大量的觀點，與我國的司法實踐相脫節，沒有實務上的參考價值。例如，放飛他人的籠中鳥，如果真要判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話，很可能引起公眾憤怒。刑法條文的含義，參考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刑法釋義是妥當的。多讀刑法原文具有重要意義，讓人明白刑法打擊的對象是直接行為，即直接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刑法規范中的因果關系僅限于直接因果關系。還有，從生活事實中歸納刑法規范之實行行為時，不得超越一一對應的關系，絕對不允許從生活事實中將自然人多個相對獨立的行為拚湊組合成刑法規范中“實行行為”，否則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遺憾的是，許多人包括刑法學者在內，很容易犯拚湊組合“實行行為”的錯誤，導致案件定性莫衷一是的局面時有發生。例如，以虛假身份應聘司機后占有單位汽車案。這個案例在檢察日報公開后，專家學者召開研討會，結果出現三種意見分別是盜竊罪、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誰也說服不了誰。就這么一個簡單案件，參加會議的學者意見都是拚湊構成要件得出來的，結果大家表面上都是有“理由”的。要是依靠研討結果指導實務辦案的話，將會無所適從。實際上，該案只要不犯拚湊構成要件的錯誤，唯一成立的就是職務侵占罪。總之，法條本身，直接行為，直接因果關系，直接定性法，組成了刑法之美在于簡單的全部內涵。
直接定性法的體系結構。第一步是定位，考慮到疑難案例中，行為人的身體動靜舉止，有時比較多，將直接行為（實行行為）在生活事實中定位下來是有必要的。第一步的定位是選擇性的步驟，不需要定位時可以省略的。第二步是定性，將四要件分成兩組，第一組為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第二組是犯罪客體和犯罪主體。通常情況下，只要考慮第一組主客觀相統一就可以定性了，第二組默認成立。對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的情形，只要行為之主客觀特征符合對應法條的規定，就直接確定為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等。當行為屬于犯罪圈中的典型行為時，只要行為之主客觀特征符合相關刑法分則規范的規定，直接按該刑法分則規范確定案件的性質。當行為屬于中間行為案件時，意味著行為的主客觀特征可能無法區分罪與非罪，例如洞穴奇案，此時需要將客體要件納入考慮之中，衡量行為人在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時所附隨的因素。這些附隨的因素往往是行為人能夠獲得社會寬恕和容忍的因素。以典型犯罪行為的客體要件作為參照物，比較中間行為的犯罪客體要件之社會危害性大小或者法益被侵害程度大小。當附隨因素較大幅度地削減了行為之社會危害性大小或者法益被侵害程度大小后，直接認定中間行為的犯罪客體要件達不到成立犯罪的規格標準之要求而直接出罪。對于不能出罪而需要入罪的情形，量刑從輕、減輕處罰的幅度要明顯大于犯罪圈內的行為，不受減輕處罰只能下調一個量刑檔次的限制。當遇到多行為組成的疑難案例時，有必要進行第一步定位直接行為，即從案例中尋找直接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或者事件。接著，圍繞著行為人的直接行為之主客觀特征進行第二步定性。第二步定性先要考慮是否成立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然后考慮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范。若是中間行為案件，則需要考慮第二步第二組犯罪客體要件是否滿足。犯罪客體作為綜合衡量社會危害性大小或者法益被侵害程度的構成要件，可以為期待可能性理論、阻卻責任的緊急避險的理論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為刑法學的發展預留廣闊的空間。直接定性法這種以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為核心的犯罪論體系，可以根據案件的實際情形對第一步和第二步第二組進行簡化或者保留。由于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都納入其中，直接定性法涵蓋了實務中遇到的所有案件類型，適用率是100%的水準。相比之下，三階層體系雖然在日本德國是通說，然而在日本德國本土的適用率遠遠達不到30%的水平。因此對于普遍適用性而言，直接定性法遠遠超過三階層。更重要的是，直接定性還具有簡單易學易會，不容易發生意見分歧的優勢，更是三階層體系望塵莫及的。本文認為三階層體系遲早退出歷史舞臺，直接定性法將取而代之，成為大陸法系終極的犯罪論體系，最終與英美法系的雙層次體系并駕齊驅，成為全球最為流行的兩大犯罪論體系。直接定性法與雙層次之間，僅是形式上有所不同，一個強調職權主義，一個突出當事人主義，實質都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適用。
直接定性法如何釋法說理及保持控辯平衡。有人擔心直接定性說理不充分，因為這種歸納思維比較簡便，釋法說理似乎欠缺。但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案件直接定性之后，圍繞需要釋法說理的地方，有針對性地進行，效果會更好。關于控辯平衡的問題，直接定性法從制度上要求控方在入罪考慮之前（第二步第一組），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者意外事件進行審查，符合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者意外事件情形的，直接定性并出罪。辯方也可以提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者意外事件的意見，要求司法機關予以審查。在入罪考慮之后（第二步第一、二組），控方舉證證明被告人行為符合四要件（維度）規格標準，辯方既可以積極舉證予以反駁，也可以消極提出四要件（維度）中某個構成要件不符合四要件（維度）之規格標準，控方必須舉證有力反駁。遇到中間行為案件時，只有在控方證據遠遠超過辯方證據的基礎上，才能作出有罪認定，否則只能作出無罪判決。例如大學生掏鳥案，只有當控方所舉被告人明知的證據遠超辯方不明知的辯解，才能認定被告人成立犯罪。當控方舉證不充分或者舉證不能時，將面臨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或者無罪的后果。如此一來，四要件（維度）體系下的直接定性法，為辯方提供與三階層同樣廣闊的辯護空間。因其操作簡便，可以自行辯護，甚至比三階層更勝一籌。
四、四要件（維度）體系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下面將通過案例分析，來檢驗四要件（維度）體系，也就是直接定性法。這些案例是階層論者用來攻擊傳統四要件體系所常用到的。然而，這些案例的真相，要么是階層論者自己犯了錯誤，要么是利用了他人所犯的錯誤，用一個錯誤來證明另一個錯誤——即四要件體系存在“缺陷”，進而主張以三階層取代四要件。筆者認為，三階層四要件都是定性的方法與工具，沒有優劣好壞之分，而且方法與工具是可以改進的。這就意味著，三階層能夠解決的，四要件同樣能夠解決。四要件改造為四要件（維度）后，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務層面，所有攻擊四要件存在缺陷的理由和事實，全部都是經不起推敲的，甚至不值一駁。通過案例來證明四要件不如三階層的做法，是幼稚病犯了的癥狀。因為無論使用何種犯罪論體系，都是方法與工具的應用，不可能改變案例的性質。
（一）、邵建國誘發并幫助其妻自殺案
案情：1990年4月30日，邵建國與本所部分干警及聯防隊員沈某某（女），應邀到蘇某某家喝酒。喝酒后幾個人一起在返回派出所途中，與邵建國的妻子王彩相遇。王彩原來就懷疑邵建國與沈某某關系曖昧，看到邵與沈又在一起，更加懷疑邵、沈的關系不正常，便負氣回家。當晚7時許，邵建國與王彩在家中為此事爭吵不休。爭吵中邵建國說：“我不愿意見到你。”王彩說：“你不愿見我，我也不想活了，我死就是你把我逼死的。”邵說：“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們兩個一起死。”邵把自己佩帶的“五四”式手機從槍套里取出，表示要與王彩一起自殺。王彩情緒激動地說：“要死就我死，你別死，我不想讓兒子沒爹沒有媽。”王彩兩次上前與邵奪槍沒有奪到手，邵即持槍進入臥室。王彩跟著進去說：“要死我先死。”邵說：“我不會讓你先死的，要死一塊死，你有什么要說的，給你們家寫個話。”王彩便去寫遺書，邵在王快寫完時自己也寫了遺書。隨后，王對邵說：“你把槍給我，我先打，我死后你再打。”邵從槍套上取下一顆子彈上了膛，使手機處于一觸即發的狀態。王彩見此情景，便從邵手中奪槍。在誰也不肯松手的情況下，邵建國把槍放在地上用腳踩住。此時，王彩提出和邵一起上床躺一會，邵表示同意，但沒有把地上的槍揀起。邵躺在床里邊，王躺在床外邊，兩人又爭執了一會。大約晚10時許，王彩起身說要下床做飯，并說：“要死也不能當餓死鬼。”邵建國坐起來雙手扳住王彩的雙肩，不讓王彩揀槍。王說把槍揀起來交給邵，邵便放開雙手讓王去揀槍。王彩揀起槍后，即對準自己的胸部擊發。邵見王開槍自擊后，發現王胸前有一黑洞，立即喊后院鄰居賈某某等人前來查看，同時將槍中的彈殼退出，把槍裝入身上的槍套。王彩被送到醫院，經檢查已經死亡。經法醫尸檢、偵查實驗和復核鑒定，王彩系槍彈近距離射擊胸部，穿破右心室，導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屬于自己持槍擊發而死。
該案銀川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邵建國犯故意殺人罪向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后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邵建國有期徒刑七年。邵建國不服判決，其上訴理由：“主觀上沒有誘發王彩自殺的故意，客觀上沒有幫助王彩自殺的行為。”
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邵建國在與其妻王彩爭吵的過程中，不是緩解夫妻糾紛，而是以“一起死”、“給家里寫個話”、掏出手槍等言詞舉動激怒對方，在王彩具有明顯輕生念頭的情況下，邵建國又將子彈上膛，使手槍處于一觸即發的狀態，為王彩的自殺起了誘發和幫助作用。邵建國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王彩自殺的結果，但他對這種結果持放任態度，以致發生了王彩持槍自殺身亡的嚴重后果。邵建國誘發、幫助王彩自殺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原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用直接定性法分析判斷過程如下：
第一步，尋找直接造成法益受損的行為或事件——本案是被害人開槍自殺行為。
第二步，以王彩開槍自殺這個行為為中心，從主客觀方面分析邵建國的實時行為特征。這里務必注意：本案邵建國夫妻雙方爭吵時間較長，夫妻倆都存在多個行為。考察邵建國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只有王彩開槍自殺前后較短時間段內邵建國的行為才具有評價意義。絕對不允許籠統地把整個吵架過程中的行為組合起來，形成一個“邵建國誘發并幫助其妻自殺的行為”來，否則就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了。在王彩實施開槍自殺這個行為之前，邵建國是阻止王彩撿槍自殺的。王彩曾有從邵建國手中奪槍的動作，但邵建國并沒有讓王彩得逞，這充分說明了邵建國并不真正希望王彩自殺。在誰也不肯松手的情況下，邵建國把槍踩在地上是相對安全的，兩人搶一把已經上膛的手槍比較危險。然后，王彩提出兩人一起上床休息，邵同意了。到了晚上十時許，王彩起身說要下床做飯，并說：“要死也不能當餓死鬼”。邵建國并沒有放松警惕，而是坐起來雙手扳住王彩的雙肩，不讓王撿槍。王又騙邵說把槍撿起來交給他。此時，雙方吵架已經冷靜了一段時間，邵建國又聽王彩說要死也不能當餓死鬼的話，有理由相信王彩已經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在這種情形下，邵建國才同意王彩去撿槍交給自己的。因此，邵建國的實時行為中，既無誘發王彩自殺的行為，也無幫助王彩自殺的行為，無法歸納提取邵建國成立故意殺人罪的主客觀要件，確定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邵建國說過一些火上澆油的氣頭話，例如：要死一起死，給家留個話等，還實施了從槍套中取出手槍，將子彈上膛的行為。實事求是地講，這些都是邵建國針對王彩自殺吵鬧的無理言行，毫不示弱的強硬表現，并非是真心企圖誘導或者幫助王彩自殺的行為。邵建國將槍支上膛的意氣之舉，客觀上是被王彩利用了。王彩欺騙了邵建國，取得槍支后隨即開槍自殺，這事無法預料且來不及阻止。王彩開槍自殺，邵建國既無故意也無過失，只成立意外事件。
該案司法機關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即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都不是從一個行為中提取的，而是從二個以上的行為分別提取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拚湊起來的，違反了刑法意義上的故意殺人行為只能是一個行為，不是二個以上行為的組合（罪刑法定原則應有之義）。
陳興良教授認為該案使用三階層不構成犯罪，使用四要件成立故意殺人罪。筆者認為使用不同定罪方法能夠改變案件性質，是不可想像的，問題嚴重。陳教授關于邵建國“誘發、幫助自殺的行為”不具有該當性而無罪的觀點，既不符合案件事實，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所謂的“誘發、幫助自殺行為”其實是從整個案件事實中拚湊出來的，無論是“誘發行為”，還是“幫助行為”，都沒有直接造成法益被侵害，故不具有刑法評價意義。王彩自殺時，邵建國的實時行為既沒有誘發其妻自殺的行為，也沒有幫助其妻自殺的行為，邵建國一直在阻止其妻自殺。這種情形無論使用何種犯罪論系邵建國的行為都是無罪的。可見，陳教授犯了拚湊“實行行為”的錯誤，因而出現使用不同的犯罪論體系結果不一樣的奇怪現象。陳教授以此案例抨擊四要件不如三階層，自然是經不起推敲的，實質就是用自己的一個錯誤證明另一個錯誤。除此之外，陳教授還經常提到兩個案例，一是以虛假身份應聘司機開走單位汽車案，二是弟弟利用民航飛機失事殺死哥哥案。陳教授認為兩起案件四要件定性罪名重，三階層定性罪名輕，以此證明四要件不如三階層。然而，事實的真相與前述案例一樣，同樣是陳教授自己犯了錯誤進而產生錯覺而己。
（二）、醉酒后伙同他人盜竊自家摩托車案
案情：甲大擺宴席賀兒滿月，同事紛紛前來捧場，觥籌交錯至深夜方散。甲大醉，送同事丙出門。丙發現自己的摩托車不見了，到處找也沒有找到。此時甲見旁邊另有幾輛摩托車即回家拿來扳手、榔頭等工具。甲叫丙給他遞送工具，將其中一輛摩托車的車鎖撬開，然后將此車交給了丙，叫他騎走。第二天，甲的弟弟乙發現甲的摩托車（價值二萬元）丟失了，遂向公安機關報案。經查，甲的摩托車被甲、丙前夜“盜走”。對丙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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