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文臻 ]——(2004-3-7) / 已閱21483次
論暫緩起訴制度
湖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 黃文臻
[內容摘要] 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對涉嫌犯罪的大學生實行暫緩起訴制度，這項制度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筆者從分析暫緩起訴制度的概念和來源出發，著重剖析了該制度在我國存在的問題，同時也分析了我國借鑒該制度的意義，并對該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 鍵 詞] 暫緩起訴 問題 完善 借鑒的意義
2003年3月28日，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成立了全國首家“在校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該“中心”由浦口區檢察院牽頭，區內每個高校派出一名信息員參加，對涉嫌犯罪的大學生實行暫緩起訴制度，并對暫緩起訴的大學生實施幫教工作。該制度一經推出，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一、暫緩起訴制度的概念和來源
暫緩起訴制度源于德國、日本一些國家的規定，也稱作起訴猶豫制度，是指檢察機關對于觸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據其犯罪性質、年齡、處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節、犯罪后的表現等情況，依法認為沒有立即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必要而做出的暫時不予提起公訴的制度。它以公訴制度中的起訴便宜主義為基礎，主要用于輕罪案件和一些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案件。
起訴便宜主義源于德國，是當代刑事訴訟的發展趨勢之一。德國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實行的基本原則有兩項，即法治原則（起訴法定主義）與機會原則（起訴便宜主義）。從理論上分析，德國長期以來實行的起訴法定主義有以下特點：一是與有罪必罰的報復型刑罰思想和注重對犯罪分子進行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相聯系；二是可以在對犯罪進行追訴的問題上統一標準，加強法制，防止檢察機關擅用職權，徇私舞弊；三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刑事司法受政治勢力左右，在追訴犯罪時排除非法干擾和不當影響。這項原則作為刑事司法機關免受外界政治因素影響的擋箭牌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但在司法實踐中也日益受到沖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德國司法實踐領域逐漸接受了起訴便宜原則，又被稱為機會原則。即在刑事追究利益不大，優先考慮程序的經濟性或有其它的法律政治利益與刑事追究相抵觸的時候，可以遵循起訴便宜原則。由起訴法定主義發展到起訴便宜主義，無疑更加著意于刑事訴訟的目的以及刑事政策的要求，同時也更加強調了訴訟的目的性、合理性。德國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純法治原則發展到如今沖破法治原則，進而實施起訴便宜原則也正是基于司法實踐的迫切需要。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不起訴主要包括三種情況：一是證據不足不起訴；二是輕罪不起訴；三是附條件不起訴（又被稱為暫緩起訴）。暫緩起訴不同于一般的不起訴，是附有一定條件的暫時停止起訴程序，當被告人在規定時間內履行了法定要求，則檢察機關可作出不起訴處理，否則仍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實踐中絕大多數暫緩起訴的案件，被告人均履行了法定要求，因而從有效追究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資源以及從公益的角度出發，暫緩起訴制度的確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們借鑒。
二、暫緩起訴制度在我國存在的問題
雖然暫緩起訴制度確實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在目前要將其運用到司法實踐當中也存在一些法理上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暫緩起訴制度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的副檢察長黃興武認為：“許多大學生犯罪都有偶然性，如果簡單走向訴訟程序，學生會被學校開除，失去就學機會，然后流向社會，這對社會穩定不利，而且，培養一位大學生，家庭、國家與社會都付出了很多，不能一棍子打死。”應該可以說，浦口區檢察院的采用這一制度的動機是善良的，但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應該受到質疑的。這因為它直接違背了《憲法》、《刑法》以及《刑事訴訟法》對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規定。《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刑事訴訟法》第六條規定：“對于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對任何人犯罪，不論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職業性質、財產狀況、政治面貌、才能業績如何，都應追究刑事責任，一律平等地適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大學生犯罪，也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能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權。怎么能夠因為培養一個大學生花費了一定的社會成本，就允許大學生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呢？如果一個文盲因為不知法而犯法，我們會覺得他是可悲的，或許會因此而同情他。而一個大學生經歷了一段比較長時間的學習過程，進入大學之后，也進行了法律知識的學習，相對于文盲而言，他應該是具有一定法律知識水平的。大學生犯罪是知法犯法，比起一個文盲來，其對社會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僅僅因為涉嫌犯罪的大學生以后有可能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就考慮不對他們處以刑罰，不但可能不利于已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的大學生改過自新，也可能會使某些尚未犯罪的大學生誤入歧途。即使是該制度是出于對未成年人和保護，但也要注意到大學生中有成年和未成年之分，不能以偏概全。
（二）暫緩起訴制度違反《立法法》的規定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不是判例法國家，歷來不承認判例是法律的表現形式之一。《立法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第八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九）訴訟和仲裁制度；……。任何一項司法改革，必須在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涉及人身權、自由權等重大問題，均應由全國人大做出相關規定。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作為一個基層檢察院，代表國家行使公訴權，它沒有自己創設一項訴訟制度的權力。在沒有任何授權的情況下，浦口區檢察院自己創設一項訴訟制度的做法是不妥的，這種做法是一種越權創設的行為，違反了《立法法》的規定，勢必造成與現行司法制度的沖突。
（三）暫緩起訴制度沒有刑事法律依據。
1、對涉嫌犯罪的大學生實行暫緩起訴的制度，沒有刑事實體法律依據。如在在校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發出的《關于大學生犯罪預防、處理實施意見討論稿》中指出：“對于盜竊公私財物數額剛達到2000元數額較大的起點，且情節輕微，并具有在校表現一直較好，屬初犯、偶犯，情節輕微等四種情形之一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 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 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盜竊公私財物雖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并具有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全部退贓、退賠的、主動投案的、被脅迫參加盜竊活動，沒有分贓或者獲贓較少的、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等五種情形之一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很顯然，前一規定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的規定直接違背。
2、對涉嫌犯罪的大學生實行暫緩起訴的制度，沒有刑事程序法律依據。第一，暫緩起訴不符合起訴或不起訴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規定：“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就是說，人民檢察院在對公安機關移送的刑事案件進行審查后，只能作出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決定。不起訴包括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和證據不足不起訴三種情況。顯然，暫緩起訴不屬于不起訴的三種情況之一，因為暫緩起訴依然保留了起訴的可能性。暫緩起訴又不等同于起訴，因為它是起訴時間在特定考驗期間的一種暫時推遲，一旦考驗期間屆滿，人民檢察院要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表現決定是否提起公訴。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暫緩起訴既不屬于起訴，又不屬于不起訴，是一種起訴與不起訴之間的一種游離狀態。暫緩起訴制度是一種游離于刑事訴訟法之外的一種模式，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二，暫緩起訴的考驗期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無相關規定。據該院副檢察長黃興武介紹，暫緩起訴有一定考驗期，一般為半年。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為了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可以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強制措施有五種，即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逮捕和拘留，其中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暫緩起訴的考驗期的時間與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有相似之處，但暫緩起訴并不屬于強制措施，在刑事訴訟法中其考驗期并沒有被規定。
三、對暫緩起訴制度的完善
雖說暫緩起訴制度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當中加以運用還存在障礙，但如果能夠加以克服或完善則能起到較好的社會效益。筆者認為對該制度的適用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一）暫緩起訴制度應當有法律依據。
暫緩起訴制度作為刑事訴訟制度的一種，應當由法律作出規定。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對《刑事訴訟法》做相應修改，在《刑事訴訟法》中正式規定暫緩起訴制度。或采用司法解釋的方式，擴大不起訴制度的種類。
（二）暫緩起訴制度只能適用于未成年人。
實踐中的個別地方的檢察院規定只適用于大學生，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不妥。在校大學生的年齡基本上處于十六周歲至二十二周歲之間，他們中大部分人是成年人，經歷了十年以上的學歷教育，辨別是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對于未成年人強。暫緩起訴制度應適用于未成年人。對未成年人適用暫緩起訴制度也應從嚴把握:如: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及可能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不應適用暫緩起訴制度。
（三）落實暫緩起訴制度的具體運作機制。
暫緩起訴制度是檢察院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力，這種權力由檢察院獨立行使，如果權力運用不當，容易誘發權力濫用，甚至導致司法腐敗現象的產生。在司法實踐中，應落實好暫緩起訴制度的具體運作機制，如對暫緩起訴制度的審批權加以限制，規定由市級以上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委員會決定；加強對暫緩起訴的犯罪嫌疑人的考察工作，建立以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人員為主，由犯罪嫌疑人所在單位和基層組織配合的考察機制，如果在考察期間屆滿后，犯罪嫌疑人沒有違法犯罪并且履行了相應義務表明其確有悔改之心的，即應終止暫緩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對在考察期間有違法犯罪行為或拒不履行相應義務的犯罪嫌疑人，應立即提起公訴。
四、我國借鑒暫緩起訴制度的意義
（一）符合刑罰人性化的發展趨勢
刑法是我國所有法律中最嚴厲的法律，是其他部門法的保護法刑罰在適用時應遵循刑罰人性化的原則。從刑罰角度看，無論國內外專家的研究，還是從對死刑存廢的爭論都可以看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刑罰要更加人性化，更能體現對犯罪人人格尊嚴的尊重和各項權利的保障，這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體現了與世界法治文明的接軌。
（二）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
暫緩起訴是人民檢察院針對某些應當起訴的案件，本著預防、挽救、教育、感化與打擊并舉的原則，考慮到公共利益，體現刑事政策和案件自身條件，對一些特殊群體在一定考驗期限內，不作處理，期滿后再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起訴或不起訴決定的一項制度。暫緩起訴不是一個程序上的終局性處理決定，在考驗期滿后，它有可能導致不起訴，亦有可能起訴，因此它只是階段性的處理結果。一個完整的刑事訴訟程序包括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等五個訴訟制度。如果每一個輕罪輕刑的刑事案件都經歷由立案到執行等五個階段，就會耗費司法機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訴訟效率。中德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課題組在上海、北京、福建等地的調查顯示：對訴至法院，法院作定罪免刑判決或僅判罰金的占到法院輕刑判決的13%左右，這種做法不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
（三）有利于加強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
近年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有所加強，但在具體的刑事執法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表現為處刑上重后果而輕其他、多從輕而少減輕，相對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現行刑法中的刑罰制度尚不夠完善，對于主觀惡性不深、手段不殘忍、且初次作案的未成年人定罪科刑，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其逆反心理，加大教育改造的難度。如果設立暫緩起訴制度，就使得犯罪性質不很嚴重、初次、偶爾作案的未成年人在其行為未被處理而自身又明白自己行為性質的情況下，保持較穩定的生活學習狀況，自覺自愿的約束自我，避免被定罪判刑。而這些人得到學校家庭乃至社會力量的教育挽救，向好的方面轉化的可能性相對于向壞的方面轉化的可能性要大。刑罰的目的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通過懲罰犯罪，預防已經犯罪的人再重新犯罪，預防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實施犯罪，更好地保護人民。而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他們在18周歲前辨別是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較差，思想單純，行動的盲目性和沖動性很大，在犯罪的道路上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思想既有易受不良思想腐蝕的一面，又有容易教育改造的一面。正是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研究表明：在較早階段就被剔除于司法制度之外的初犯十有八九在兩年之內不會再犯。對那些犯罪情節較輕，社會危害和影響較小，主觀惡性不深，能真誠悔罪改過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既可以避免他們到監管場所交叉感染，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又可以使他們從此慎交朋友，分清是非，做到預防、挽救、教育、感化與打擊并舉，更好地維護社會的穩定。
參考文獻：
1、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陳光中主編：《刑事訴訟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德]克勞思羅科信著.吳麗琪譯.《刑事訴訟法》
4、閻利國.《中德刑事案件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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