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德壽 ]——(2004-4-24) / 已閱52706次
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
楊德壽 / 河南遠思律師事務所
摘要：犯罪主觀方面包括故意、過失、動機和目的各要素，這些要素的認定，對刑法規定的一切犯罪的認定都具有直接的決定意義。也就是說，在刑事審判中，要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首先對被告人犯罪的主觀方面進行認定。但司法實踐當中，參與刑事訴訟的司法人員和辯護律師，往往忽略對行為人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從而導致冤案的產生，這樣的案例不在少數。本文通過論述認為：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復雜的問題，并且認為只有陪審團才能對這一既重要而又復雜的問題作出最接近實際的認定。
關鍵詞：犯罪主觀方面、故意、過失、認定主體、陪審團。
概 述
對刑法規定的犯罪來說，行為人的主觀方面，特別是行為人的罪過也即故意或過失，將成為認定其是否構成犯罪必不可少的一個要件；而認定行為人的目的也將成為認定行為人構成某種犯罪的特定要件；至于行為人的動機，根據現行法律規定雖然不影響對行為人構成犯罪的定性，但對行為人的量刑仍具有積極意義。因此，認定行為人主觀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訴訟中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六條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條規定說明，那怕產生了多么嚴重的損害結果，只要造成這種結果的行為人沒有故意或過失，行為人都不構成犯罪，不管行為人是否具備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也就是說，行為人是否犯罪完全取決于他在主觀方面是否具有罪過，即故意或過失。可以這樣認為，《刑法》的每一條款犯罪以及刑罰輕重的設定，要考慮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大小。而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不僅取決于他的行為，更取決于他在主觀方面是否有罪過。因此，在刑事訴訟中，對被告人犯罪的認定，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其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
那么，如何認定刑事被告人主觀方面各要素呢？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在目前的刑事審判當中，我們卻把它忽略了。這樣做的嚴重后果是導致冤案的產生，而忽略這些要素認定的原因又產生于我們過于簡單化的審判組織形式，即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本文通過論述認為，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之所以復雜，原因在于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屬于被告人的主觀意識與意志，而主觀的一切東西均來自人的內心。我們無法深入一個人的內心去對他內心世界的狀況進行考察。只有通過與行為人危害行為有關的一些客觀事實來推斷（必然存在偏差）也即“認定”他的內心世界是個什么樣子，或者說他有沒有犯罪的罪過。
因為犯罪故意或過失是一切犯罪必不可少的主觀要件，本文將從刑事被告人的故意或過失、目的和動機各方面來探討刑事被告人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問題。
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認定的意義和目的
1、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認定的意義
犯罪主觀方面是《刑法》規定的各種犯罪必不可少的構成要件，對于刑法規定的這些犯罪，行為人只有在主觀上有罪過即故意或過失，某些情況下還要求有一定的目的，才能構成犯罪，才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就這些犯罪而言，如果行為人沒有刑法中相應罪名規定的故意或過失或目的，他就不構成犯罪。
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法庭在審理具體犯罪案件時，在調查被告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中主觀要件的必不可少的步驟。這一步驟在司法實踐當中不一定被獨立地列為一個階段或一項獨立的內容，它可能在調查被告人犯罪事實的同時加以解決。總之，這種認定在刑事審判當中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上，對行為人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將成為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的界定標準。
因此，認定行為人主觀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訴訟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從目前的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人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基于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認定的重要性，結合它不被重視的現狀。作者認為，在刑事審判程序中，對被告人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應當作為法庭審理的一項獨立內容或步驟。
2、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認定的目的
對刑事被告人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與對他危害事實（判決有罪以前不宜稱為“犯罪事實”）的認定一樣，都是刑事訴訟程序中要解決的問題，其目的也是為了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但是，相比之下，對刑事被告人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比對其危害事實的認定要復雜的多，因為被告人的罪過或目的或動機來自他的內心。然而，在通常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法官對被告人罪過、目的或動機的認定卻顯得過于輕率，在此情況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冤案的產生。
未對犯罪主觀方面進行認定的案例
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證據的嘆息》介紹一起傷害案例 。在這起案件中，被告人四川省閬中市的余英和楊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楊英路經余英的小賣部時說自己還沒吃早飯，想向余英借點錢，正好楊英以前買過9元錢的雞蛋送給余英，所以余英說你不用借，我把雞蛋錢還給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塊錢給楊英。而楊英只要9塊，不要10塊，余英說多1塊錢沒關系，不用那么客氣，二人就這樣相互謙讓著。突然，楊英從小賣部的臺階上摔了下來。余英和丈夫趕緊叫了一輛三輪車將楊英送到了閬中市人民醫院。經診斷，楊英右腿粉碎性骨折。事發兩年后楊英報案稱其傷害是因為當時余英將其推倒造成，因而引起一場涉嫌故意傷害的刑事訴訟，結果余英被一審法官判決構成故意傷害罪，而二審法官認定余英犯過失致人重傷罪。在這起案例中，偵查人員、公訴人、法官乃至《今日說法》的主持人和所邀請的專家，都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行為人犯罪故意的認定。司法人員和《證據的嘆息》討論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楊英的摔倒究竟是否余英推倒造成？而沒有關注這樣的問題，即：既便楊英摔倒系余英所為，余英就一定構成故意傷害罪嗎？也就是說，楊英的傷害結果達到了故意傷害犯罪的刑事追訴標準，但我們能因為發生了這樣的傷害結果就認定余英具有傷害楊英的故意嗎？如果余英推了楊英，我們可以認定余英具有推楊英的故意，但“推”的故意等同于“傷害”的故意嗎？
幾年前，鄭州市中牟縣法院審理一起“共同”故意傷害案，該案同樣存在上述問題。可惜的是，兩位被告人都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致死）。這是鄭州電視臺“法庭傳真”播出的一期節目，大致的案情是：一周姓男子，因與同村某成年男性甲某發生爭執，后該周姓男子又找來另一周姓男子，說是要“教訓教訓”甲某。于是二人就找到了該甲，一個抱著甲某，另一個就用拳頭打甲某的上身，結果導致甲某死亡。對甲某的死因鑒定結論是，甲某原患脾臟腫大疾病（其脾臟為正常人的兩倍還要多），在外力作用下破裂，因失血過多而死亡。本案同樣涉及對二被告人犯罪故意的認定問題，即二被告人是否真的在追求甲某傷害的后果？其“教訓教訓”指的是什么？他們“明知”甲某患脾臟腫大的疾病嗎？他們“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脾臟腫大者的傷害后果（受傷或死亡）嗎？這對認定二被告人的犯罪故意非常重要，但這些問題在法官審理當中連調查都沒有！甚至，惟一出庭的辯護人都對公訴人指控的罪名表示認可。
正常人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
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主要是被告人故意和過失的認定。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統稱為罪過，對行為人故意或過失的認定也即對其罪過的認定。對某些犯罪來說，只有在被告人有故意的情況下他才構成犯罪，而有些情況下，被告人只要有過失即可構成犯罪。
在對行為人主觀方面各要素尚沒有認定以前，我們還無法最終確定行為人的行為究竟是否構成犯罪，究竟是故意、過失還是意外。作者分別論述行為人故意、過失、目的和過失的認定，并不表明法庭在認定行為人故意時不能認定行為人的過失等要素。事實上，故意往往與行為人的目的和動機有密切聯系，而過失則不存在目的和動機。
一般情況下，公訴人根據已經掌握的有關證據，在起訴時已經對刑事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名稱有了初步的判斷。因而，刑事訴訟一般也在這種假定的基礎上對被告人主觀方面各要素進行有針對性的認定。比如，公訴人起訴被告人構成故意犯罪，法庭則主要圍繞被告人是否有“故意”這樣的罪過進行認定；如果，公訴人以被告人構成過失犯罪起訴，則法庭主要圍繞被告人是否有“過失”這樣的罪過進行認定。
一、犯罪故意
《現代漢語詞典》對“故意”一詞的解釋是：有意識地。刑法上犯罪的故意是罪過形式之一，指故意犯罪的主觀心理態度。《刑法》第十四條對“故意犯罪”的概念作了明確限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其中就包括對“故意”一詞的解釋和限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某種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即為故意。
犯罪故意包含兩項內容或稱兩種因素：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危害社會的結果，這種“明知”的心理屬于心理學上所講的認識方面的因素，亦即意識方面的因素；二是行為人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這種“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屬于心理學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實施危害行為的行為人在主觀方面必須同時具備這兩個方面的因素，才能認定他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構成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既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要發生某種危害結果，也指可能要發生某種危害結果。對于這種結果，具有故意的行為人在意志方面是持“希望”或“放任”態度的。“希望”或“放任”的態度將決定行為人的故意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對于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認定，按現行的刑法規定并不影響行為人所犯罪行的定性。
在認定行為人的意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時，對前者認定的復雜程度要遠遠高于后者。行為人的意志直接控制他的行為，從行為人實施的具體危害行為能夠幫助我們認定他的意志因素也即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態度，但對他意識因素的確定就有一定難度。我們很難下這樣的結論，也即確定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明知的。
明知的內容應當包括法律所規定的構成某種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實，亦即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具體來說包括三項內容：⑴、對行為本身的認識，即對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行為的內容及其性質的認識；⑵、對行為結果的認識，即對行為產生或將要產生的危害社會結果的內容與性質的認識；⑶還應包括對與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相聯系的其他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即對法定的犯罪對象要有認識，對法定的犯罪手段要有認識，對法定的犯罪時間、地點要有認識。
對刑事被告人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應當包括對其意識內容（即明知與否）的認定和對其意志內容（即希望或放任與否）的認定。與明知所包括的三項內容相一致，對行為人明知的認定也應從上述三個方面來認定；對行為人意志內容的認定，主要是認定刑事被告人對其明知的結果是希望的或是放任的。
二、犯罪故意的認定
要尋找犯罪故意的認定途徑，應首先考慮與犯罪故意認定有關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應是通過某種方式為人們所能感知的，因而它們必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些因素包括：1、行為人的一貫表現以及他與被害人的關系，這種客觀事實可以確定行為人的主觀動機；2、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包括為實施該危害行為相關的所有行為包括預備、實施危害行為以及后續行為；3、實際發生的危害結果；4、發生危害結果時，與發生該結果有關的時空條件；5、侵害對象的具體情況；6、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學識。
對行為人主觀動機的認定主要考慮行為人的一貫表現和其與被害人的關系，這種認定有助于我們區分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是預謀的還是突發的。就我國目前的《刑法》規定來看，在定罪處罰上對有預謀的犯罪和突發的犯罪并未區分。事實上，這兩種犯罪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是不能等同的，作者認為應當加以區分。對上述2、3、4、5、6種情況的綜合分析，可以認定行為人對其行為造成的結果是否明知、是否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也就是說可以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
1、對危害行為、實際結果、與危害結果有關的時空條件、侵害對象的具體情況以及行為人的智力水平的綜合分析和判斷
在認定犯罪故意時，之所以要綜合考慮危害行為、實際結果、與危害結果有關的時空條件以及行為人的智力水平，是因為危害結果的發生并不是由行為人的危害行為獨立引起，危害結果也是行為人在一定條件的影響下才發生的。
①對危害行為的分析
對危害行為的分析，主要看行為人所采取的具體危害行為。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時是否使用工具？如果使用了工具，還得考慮這種工具的性質和其對該工具具體的使用方法。比如行為人使用了槍枝，從槍枝這種工具的性質上，我們知道它可以導致自然生命的終結；從使用方法上，我們還得從危害結果看行為人是否開了槍，如果開了槍，還得從危害結果看開槍的具體目標，這種目標可能是被害人頭顱、胸腹部、四肢或天空，不同的目標可以反映出行為人不同的意圖。盡管如此，這種反映出來的意圖也不是絕對準確的，比如行為人只希望打傷被害人，但在開槍時被害人的身體發生移動或行為人的槍枝突然受到外力影響導致傷害部位偏離原定目標從而造成受害人死亡。這種情況下，認定行為人具有殺人故意顯然是不妥當的。
②對實際危害結果的分析
前述引用的《刑法》第十六條，實際上正說明了損害結果發生的多因性。對實際危害結果的分析，實際上還是分析這種危害結果與行為人危害行為間的因果關系。在故意犯罪的情況下，行為人的危害行為通常會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在有些情況下，實際的危害結果雖然由行為人的危害行為直接引起，但這種結果與行為人危害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卻并不直接，或雖直接但該行為不是造成危害結果的主要原因。比如上述兩周姓男子對甲某的傷害，雖然甲某的死亡是由兩周姓男子的危害行為直接引起，但導致甲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卻是甲某本身原有的脾臟腫大疾病。因此，僅從實際的危害結果來判斷行為人的犯罪故意是靠不住的，余英故意傷害案的判決與本案一樣，就是典型的以實際危害結果認定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典型案例；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天價葡萄案”，法學專家在討論如何處理時也有類似傾向。
③對與危害結果有關的時空條件的分析
對這種時空條件的分析，對行為人犯罪故意的認定雖不直接但卻十分重要。這種重要性體現在，它有助于我們分析實際危害結果與危害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直接性。以余英故意傷害案為例，如果余英小賣部前的臺階很高，人在不小心的情況下摔下去會造成傷害的后果，假定余英將楊英故意推下了臺階，認定余英構成故意傷害罪是沒有疑問的；如果這個臺階下是萬丈深淵，認定余英構成故意殺人也不為過。否則，僅以余英小賣部前存在一個小臺階（現場條件），結合余英實施（假定）推楊英的行為，就認定余英具有傷害楊英的故意是難以成立的。顯而易見，小賣部前的臺階高低以及楊英是否穿高跟鞋對楊英的傷害后果具有更直接的因果關系。
④對侵害對象具體情況的分析
對于不同的侵害對象，同樣的危害行為將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危害后果，尤其在侵害對象對危害行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不同的情況下。比如會游泳的人與不會游泳的人，同樣被推入深水中產生的后果就不會相同；當嬰兒和成年人一樣被作為侵害對象時，同樣用被子將侵害對象的鼻子捂起來，也會產生不同的后果，成年人會安然無恙但嬰兒可能就會死亡。因而，侵害對象對危害行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比如侵害對象是否會游泳）以及行為人對侵害對象相應能力的了解或“明知”，對認定行為人的犯罪故意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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