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華振 ]——(2004-6-2) / 已閱10905次
國企改革新藥方：虛擬私有化
李華振 劉衛華
本文原為會議發言稿，后被《新青年●財富》雜志略加刪減后發表于2003年6期
中國既需要、又不需要的產權私有化改革
市場經濟作為人類迄今為止所出現過的最佳資源配置機制，發祥于以“產權私有化”為特征的西方。中國要建設市場經濟，首要的問題就是：中國到底需不需要象西方一樣進行一場“產權私有化運動”？國有企業要不要進行“私有化改革”？
西方產權經濟學家認為，產權私有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剩余利潤的占有，這是對所有者的激勵；（2）資產的排他性獨占，這使所有者產生一種對“自己財產”的關心動機；（3）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促使所有者把更多的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而非個人揮霍，最終增加全社會的實際財富。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一些學者認為需要進行產權私有化改革，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國有企業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國企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全民只是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對國企進行有效監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沒有、或無法把國企資產的保值、增值作為自己的“內化動機及任務”。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指出：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無論是家族集團還是機構投資者，其最終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之鏈條中，只可能在一個環節上（即經營者環節）出問題；而中國卻可能在兩個環節上出現問題：一個是經營者環節，另一個是所有者環節。經營者環節出了問題，只不過是下游，可以通過迅速更換經營者來解決；而如果所有者環節出現了問題，則是上游、是根源，整個鏈條都有可能崩潰。
2、主管部門及其官員很可能缺乏真正關心國有資產的內在動力激勵。國有資產雖是“國家所有”，但國家本身并不是一個象自然人一樣的生命體，必須把國有資產的所有權交由有關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去“代理”。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滋生腐敗。
3、國家既是市場競爭的“裁判員”，同時又大量興辦國有企業、充當“運動員”之角色，這兩個相互沖突的角色和職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損害市場的“三公”（公開、公平、公正），導致“假球”、“黑哨”頻頻發生。
以上是“中國需要產權私有化改革”的理由。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中國不需要產權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絕對取決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決于資源由誰來配置。由市場進行公平等價交換的資源配置，就是市場經濟；由非市場的各種因素進行配置，如自給自足、政府統管、軍閥掠奪、黑惡強索，則不是市場經濟。例如，前蘇聯及東歐等國家劇變之后，雖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們的經濟并沒有同步市場化，相反，它們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如中國。
2、現在中國的民心國情難以容忍徹底的產權私有化運動。雖然中國民眾反對計劃經濟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贊成國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畢竟，在這個“人權時代”里，我們進行市場經濟建設不能犧牲多數人的民心來換取激進式的所謂“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數人的人權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國企新藥方：虛擬私有化改革
既然中國的國企改革面臨著上述兩難處境，在這種大背景下，“虛擬私有化”倒不失為一種新藥方。司法部“國有企業問題研究”及“公司治理結構專項研究”課題組負責人、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指出，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種“實在的私有化”，是徹底的私有化。它雖然能有效地解決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問題，能孵生出當今發達的市場經濟，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規則，它不適于目前的中國國情。它的成功運作需要付出極大的社會代價，比如：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尖銳的勞資關系、無情的弱肉強食、大批失去土地及工作的無產者、動蕩不安的政治斗爭、甚至釀成經常的軍閥政變，等等。（西文國家花了一二百年的時間來完成這個過程。）為什么在美國能順利運轉的“實在私有化”制度一旦移植到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里，就失靈了、甚至雪上加霜了？深層原因就在這里。
與“實在私有化”相應，“虛擬私有化”在本質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國有化），形象點說，它是“披著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傳統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為它否認、排斥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合理私權，薪酬僵死，國企經營者不能通過合法的正常途徑來主張、獲取相關私權，于是就產生了兩種后果：一種是營私舞弊，“積極地搞垮國企”；另一種是雖然不侵吞國資，但喪失經營熱情，碌碌無為，“消極地拖垮國企”。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講，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使國企不具有私企的“經營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實在私有化，其精髓之處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勵“確定的人”去關心、維護、監督企業的經營狀態，使企業向“好的方向”發展，最終，也就使整個國民經濟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墜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個（些）勝任的“確定的人”來經營企業、監督企業，就能使企業充滿活力。在國有制的基礎上，允許并鼓勵優秀的國企經營者擁有企業股份，使他們也成為國企的股東。根據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實現了內部化，就能激勵他們關心國企的經營狀況，最終，他們獲得了豐厚私利，國企也得到了良好發展，國有資產也實現了保值、增值。
這種做法中，私人股份是從國有股份中派生出來的，整個企業的股份結構中既有國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種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徹底實在私有化，但同樣能實現其精髓（即激勵“確定的人”去關心、維護、監督企業的經營狀況），因而，可以稱之為虛擬私有化。
虛擬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
國有企業的虛擬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要視具體情況區別對待——
1、競爭性的國有企業要堅決地、無限制地推進虛擬私有化改革。受計劃經濟歷史遺留問題的影響，中國的國有企業廣泛地分布在競爭性行業里，與民爭利。政府同時扮演著競爭性行業的兩個角色（裁判員和運動員），這兩個角色是相互沖突的，當政府在裁判國企與非國企之間的競爭時，就有可能偏袒“自己的運動員”。從長遠來看，國企應逐步淡出競爭性行業。虛擬私有化改革不僅能解決當前的競爭性國企弊病，也為將來國企布局的戰略轉移奠定基礎。
2、公用性的國有企業可以嘗試進行有節制的虛擬私有化改革。公用性的行業大都是自然壟斷性質，在當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還不適宜由私人資本占主導地位。所以，公用性的國企在進行虛擬私有化改革時，要有所節制，不能象上述的競爭性國企那樣無限制地進行下去。從股權結構上講，至少應保證國有股占51%以上。
3、政策性的國有企業如兵器廠、印鈔廠之類，由于它并非以盈利為目標，而是國家政策的執行者，故不能進行虛擬私有化改革。
國企主管官員也要進行虛擬私有化改革
國企雖然在經營者環節上進行了虛擬私有化改革，但最大的股東仍然是國家，經營者的升降去留仍取決于這個最大的股東。代表國家來行使所有者權利的官員如果不廉潔奉公，就會拋棄“擇優聘用、優勝劣汰”的用人規則，淪為“擇親任用、劣勝優汰”。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虛擬私有化改革就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助長官員腐敗。
失敗國企的現狀是：先有“所有者代理環節”（即主管官員）的失敗，再有“經營者代理環節”的失敗。如何治理“所有者代理環節”的失敗？方法是：改革舊有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專門的統一的部門來管理，該部門實行委員會制，每個官員（委員）都分別負責一個或幾個國企，并擁有其所負責的國企的一定股份，這樣，把主管官員的外部性也內部化了，他們也象經營者一樣成了國企的私人股東，為了自身的股權利益，他們會比較盡職盡責、減少腐敗行為。同時，通過專項立法來規定這些官員一旦瀆職、失察所應負的法律責任，從民事責任到行政責任、直至刑事責任。通過一面重獎、一面嚴罰，有效地治理“所有者代理環節”的失敗。
這種措施從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國有資產“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決國企的頑疾，這點代價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永誠實業集團董事長劉孟奇對此有個比喻，他說：用一個蘋果大的虛擬私有化代價去贏得一個西瓜大的國企優績，這根本不是國資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為舍不得一個蘋果而失去一個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對國資不負責任。
這樣，在兩個環節上都進行虛擬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國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經營者缺位”，通過重獎重罰來促使主管官員和經營者以“維護自己利益”的心態來關心國企績效。最終，虛擬私有者和國家所有者實現雙贏共利。
虛擬私有化不是承包制
虛擬私有化并不是承包制。我國國企早就試行過承包制，但結果并不理想。原因何在？（1）承包制助長了短期行為，雖取得眼前一時之利，但從長遠來看，它加速了國企的衰敗，過度透支了未來的國企資源和利益。（2）承包者只取得承包期內的一定私利，并不擁有長久穩定的國企股份，所以，它實際上不但沒把承包者的外部性轉為內部化，反而加劇了外部性。這突出表現為承包者的普遍急功近利、涸澤而漁、焚林而獵。（3）從法律的技術層面上講，承包制更傾向于“債權”，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物權”。虛擬私有化則是一種物權，而且是一種“自物權”（所有權）。
國有股減持與虛擬私有化
虛擬私有化是在國企內部進行的產權改革，從技術層面上看，它是國企的內部治理結構。它側重于激勵國企經營者和主管官員。從本質上講，它的行為價值取向仍不是市場導向型的企業治理結構。
國有股減持并不是虛擬私有化，而是實在私有化。它是指政府把手中的國有股賣出去，由社會公眾購買，從而使國企的股份分散化、私有化（或稱民有化），逐步把國企變為民企。可見，它是企業的外部治理結構，其行為價值取向是朝市場導向型轉變。
虛擬私有化只是一種當前的、過渡的國企治理技術，其有效性不如國有股減持和民有化。最終，當我國達到“全民皆股東”的高度時，國有企業的戰略布局也就調整適當了，企業成了市場導向型的治理結構，當然也不存在國企頑疾了。屆時，虛擬私有化將完成其歷史使命。
作者簡介：
李華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法研究生部，財經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業人物”之一，在國家級經濟類雜志上發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報刊資料中心轉載，見于北京社科院學報《北京社會科學》（季刊）、《人民日報之中國經濟快訊（理論版）》、新華社《經濟世界》、《中國經貿》、《中國商界》、《政策與管理》、《經濟導刊》、《財經報道》、《企業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團公司、上市公司的戰略企劃中心總經理，被多家雜志以“封面人物”進行報道。現把主要精力放在學術上，在我國著名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教授主持的國務院司法部“中國公司治理結構課題研究”、“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專項研究”等課題組中從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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