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華振 ]——(2004-6-2) / 已閱15317次
中國市場經濟的瓶頸
李華振 劉衛華
本文原為一次經濟論壇上筆者的講稿，后被《財經報道》雜志略加修改后刊發于2003年6期
“中國市場經濟遭遇瓶頸”的深層原因
正當國際社會對中國近20年的高速發展贊嘆不已時，進入21世紀以來的3年里，中國經濟卻出人意料地“狀態不佳”起來，——中國市場經濟遭遇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最強烈的一次“瓶頸期”！這次瓶頸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體地震”，二是國有企業的“批量滑坡”。上市公司這幾年丑聞不斷、敗績連連，比如銀廣廈、生態農業（原名藍田股份）、鄭百文、農商社、猴王等等。與此同時，國有企業除了一部分真正建立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之外，其余的也在這幾年里相繼陷入了困境，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是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因素，前者是“排頭兵”，后者是“主力軍”。這幾年，尤其是進入21世紀的3年里，“排頭兵”的腰桿不直了，彎了下去，成了“縮頭兵”；“主力軍”的隊伍不武了，垮了下來，成了“病力軍”。這足以使我們警醒——中國市場經濟為什么會遭遇如此強烈的瓶頸效應？深層原因在哪里？
司法部“國有企業問題研究”及“公司治理結構專項研究”課題組負責人、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指出，目前以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問題為中心的“中國市場經濟瓶頸”的深層原因，在于我國沒及時有效地解決“公司治理結構”之歷史遺癥！這才是內因，是最關鍵的原因。
剖析一：兩權分離、法人財產權、經營者代理風險。
公司治理結構之所以成為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瓶頸，是由于市場經濟越向更高階段發展，企業規模就越大，社會分工就越細，所有者越沒有足夠精力和能力去直接管理企業，必須把企業交給專門的經理人（即職業經理人，或稱支薪經理人）去具體經營。這樣，就導致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法人財產權是法律強制規定的、獨立于所有權之外的一種法定權利，它是保障企業正常運轉、免受股東非法操縱的“法律之盾”。
經營者（經理層）所控制、使用的財產，雖然從本質來源上說是股東的出資，但按照法律規定，卻是直接地、合法地來源于法人所擁有的財產。況且，在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雇傭關系中，所有者很難確切知道經營者的真正能力、稟賦、以及他所掌握的經營信息，二者之間是一種“不對稱關系”。例如，經營者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肯定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這些信息只有經營者自己知道，所有者很難了解詳情，如此，經營者就可能利用這些不對稱的信息來為自己謀取利益，追求不正當的個人私利最大化，從而損害公司和所有者的利益。這就產生了“經營者代理風險”的問題。
在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里，兩權分離遠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國有企業徹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經營者代理風險。這就是近幾年我國的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頻頻“出事”的內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內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釋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瓶頸現象。在中國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絕大多數董事、監事、經理都是“純粹的打工者”，他們的目標并不完全與公司目標一致，他們的行為價值取向有時候與公司的利益產生沖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馳。對于他們而言，公司利益只不過是一種“外部性因素”，并沒有“內部化”為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場經濟的“經濟人理性”之觀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經理就會利用各種法律的、產權的、管理的、監督的空檔，來謀求私利的最大化。
國有企業的這種現象更是明顯、普遍。由于國家本身并不是一個生命體，它無法像“自然人”那樣去監管自己的財產。因此，“國家所有權”最終還要由具體的某個（些）人去行使。這樣就產生了劉大洪教授所說的“國有企業雙重代理風險”，即：經營者代理進行企業經營，會產生“經營者代理風險”；政府主管部門及官員代理行使國家所有權，會產生“所有者代理風險”。
中國國情與日韓奇跡、后發優勢
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應該采取哪種模式？這必須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市場導向型，以美英為典型；二是銀行導向型，如日韓等國。這兩種模式各有優缺，但從中國當前的國情來看，應偏向于銀行導向型。
銀行導向型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促成了日本、韓國二戰后的經濟奇跡。二戰之后，相對于美英等國而言，日本和韓國都屬于“后發國家”。后發國家怎樣在較短時間內迅速趕上先發國家？毫無疑問，在現代經濟中，銀行作為“國民經濟中樞神經”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如果運用好銀行這個“中樞神經”，就能調動整個“國民經濟的龐大身軀”，從頭到腳都能調動起來，使它邁開步伐，快速追趕先發國家。日韓深諳此道，充分運用銀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銀行導向型的公司治理結構。
中國當前的國情類似于二戰后的日韓，處于“后發國家”之列。況且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政府對銀行的控制程度遠強于日韓，國民對銀行的信賴程度也遠甚于日韓。所以，中國政府應該能更有效地運用銀行這個“國民經濟的中樞神經”，借鑒日韓做法，實現后發優勢。
中國的兩難選擇：日韓衰退與美英穩健
如上所述，中國應傾向于借鑒日韓的銀行導向型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來，日韓曾經輝煌一時的經濟奇跡風光不再，日韓經濟模式的弊端終于浮出水面，兩國的許多企業（包括世界500強的多家大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經濟停滯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兩國的銀行導向型公司治理結構模式，該模式使企業過份依賴銀行的貸款扶植，負債率畸高，銀行的經營者與企業的經營者互相勾結，共謀詐取銀行貸款。這樣，就極易形成泡沫經濟，缺乏穩健的內在支撐。一旦發生銀行危機，銀行的大量呆滯壞賬被曝光，銀根必然緊縮，從而導致企業無法再依靠銀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我們對二戰之后（注意是二戰之后）美英發生的銀行危機與日韓發生的銀行危機進行一番對比，會發現一個規律：美英的“銀行”危機大都是“純粹的銀行危機”，很少大面積地、嚴重地波及整個國民經濟，通常不會導致企業象多米諾骨牌一樣地連串倒閉；而日韓的“銀行”危機則會演變成“整個國民經濟的危機”，遠遠超出“純粹銀行”的范圍。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鮮明對比？永誠實業集團董事長、我國學者型企業家劉孟奇研究發現：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們采取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美英是市場導向型，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是市場而不是銀行，在市場上融資時，主要靠公司業績，大股東用手投票、小股東用腳投票，這逼著企業真真正正、扎扎實實地把業績做好。最終，企業就是健康的企業，國民經濟也是穩健的經濟，不會出現全局性的泡沫經濟和虛假繁榮，也不會出現普遍性的大衰退大危機。（雖然2001-2002年的美國納斯達克“網絡股”出現了大滑坡，但那只不過僅僅局限于網站公司范圍內，波及面十分有限。）
中國在構建自己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時，面對日韓式的銀行導向型和美英式的市場導向型，會陷入兩難之中：中國當前“后發國家”的基本國情要求傾向于日韓式的銀行導向型，但這種模式的弊端卻令我們必須慎重思考；而如果借鑒美英式的市場導向型，必須一步一步“慢慢來”，其發展速度明顯不合我們所望。
綜合利弊，我們應該“走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之路”，即：仔細分析銀行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各自的優缺點，取其優而棄其缺、揚其長而避其短，前期為了“后發優勢”，銀行導向型為主、市場導向型為輔；中期為了“平穩過渡”，二者并重，綜合發展；然后為了“長治久安”，由銀行導向型轉變為市場導向型。在這個過程中，任何左傾或右傾的極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突破瓶頸的九項具體對策
通過考察分析有關國家的經驗及教訓，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遇到了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最明顯的一次瓶頸，這次瓶頸是由公司治理結構造成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這個瓶瓶，成了擺在我們面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或許，下述九項具體對策不失為一些良方：
1、國有股減持。前文已經論述，國有企業及國有股會產生“雙重代理風險”，包括經營者代理風險和所有者代理風險。針對此，應積極穩妥地推進“國有股減持”，國有資本淡出競爭性行業，讓渡給民營資本。
2、大力培育直接融資渠道，包括上市公司的證券市場、高科技中小企業的二板市場等。這有利于將來由銀行導向型轉變為市場導向型。
3、允許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在鞏固傳統的幾大商業銀行的同時，發展中小民營銀行，讓民營銀行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能較有效地避免“國有銀行的經營者道德風險。”
4、發展機構投資者，使它能以專業的、高效的、廉潔的手段去行使股東權、監控經營者的行為。
5、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限制大股東的任意操縱權。大股東往往利用自己對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控制，來損害公司和中小股東的利益，從長遠看，這十分不利于培育健康的、普遍的直接融資渠道，不利于向市場導向型轉變。
6、保證董事會的獨立性，禁止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多權集于一人”之現象，防范內部人控制和經理層腐敗。股東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會聘用高層經理，董事會受股東大會的監督，同時，它又代表股東來監控經營者。董事會在我國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中居核心地位。
7、發展人力資源市場，尤其是職業經理人市場。通過人才市場來選拔、聘用人才，而不是通過行政任命、暗箱操作。人力市場與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商品市場一起，共同構成將來“市場導向型公司治理結構”的堅實基礎。
8、推進“人才配股期權計劃”、以及“員工持股計劃”，來防范經營者代理風險。
9、完善法律法規，使公司董事、監事、主要經營者負起法律責任，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直至刑事責任，使這些負責人畏懼法律，不敢損公肥私。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