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華振 ]——(2004-6-2) / 已閱10001次
“新圈資運動”引發中國“商人盛世”
李華振 武奎元
本文原載全國工商聯合總會刊物《中國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鱷索羅斯以其獨特的眼光和商海經歷，對西方商界做了一個不樂觀的斷言：“盛宴早已結束，而人們仍在跳舞。”但在東方，對于肩負著“新市場經濟”興衰成敗之重任的中國商人階層來說，由于“新圈資運動”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開席，誘人的舞曲剛剛響起，中國的“商人盛世”之偉大時代即將開元……
經濟遭遇瓶頸，中國急需新圈資運動
中國市場經濟遭遇了瓶頸！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日、韓、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災情嚴重，但中國經濟咬牙保持住了堅挺。樂觀的國際觀察家預言中國經濟將在21世紀初繼續高速增長，一切似乎都將繼續陽光燦爛下去。但進入21世紀以來的3年里，中國市場經濟突然“狀態不佳”起來，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體地震”，丑聞不斷、敗績連連；二是國有企業的“批量滑坡”，短期明顯好轉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是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的最重要主體，前者是“排頭兵”，后者是“主力軍”。但現狀卻是：“排頭兵”的頭抬不起來了，成了“縮頭兵”；“主力軍“的隊伍不武了，成了“病力軍”。
中國這次市場經濟瓶頸的根本“癥狀”是公司治理結構出了問題，而在這個“癥狀（標）”的背后，其“病因（本）”則是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不夠發達完善，以中產群體為核心的商人階層的力量不夠強大。
由于中國目前的絕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從原來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所以，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實際上都可以歸結于一點，即幾十年的國有企業傳統之固疾仍然沒能得到完善的解決。由于國家本身并不是一個生命體，它無法像“自然人”那樣去監管自己的財產。因此，“國家所有權”最終還要由具體的某個（些）人去行使。這樣就產生了“國有企業雙重代理風險”，即：經營者代理進行企業經營，會產生“經營者代理風險”；主管部門及官員代理行使國家所有權，會產生“所有者代理風險”。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釋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瓶頸現象。在中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大多數上市公司里，不僅經理是“被雇傭者”，連本應由所有者擔當的董事、監事也絕大多數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傭者”！他們都被國家雇傭——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場化雇傭”，而是一種摻雜了濃厚的非市場化因素的“特權式雇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目標并不完全與公司、所有者（即國家）的目標一致，他們的行為價值取向有時候與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產生沖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馳。對于他們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過是一種“外部性因素”，并沒有“內部化”為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經濟人理性”之觀念下，董事、監事、經理就會利用各種法律的、產權的、管理的、監督的空檔，來謀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國這次經濟瓶頸的成因，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克服這次經濟瓶頸？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場經濟發展史。史學家指出，近代西方經濟文明的孵化器是當年的“圈地運動”，當時，新興的生產力急需以某種方式來迅速進行資本積聚，因為只有比較集中的規模化的資本才能完成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大工業生產，靠分散的資金根本難以擔當這一重任。“圈地運動”就是應當時的歷史大勢而生的，是克服當時英國市場經濟瓶頸的必須之舉。雖然它在我們的傳統歷史教課書中被描繪為“吃人的圈地運動”，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說“一個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個高級文明在起步時都可能并不如我們今天想象的完美。
歷史已經證明，人類社會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態的速度向前發展，必須走市場經濟之路，而市場經濟必須要求合理的社會分層和財富分化。中國目前所缺的就是這一點。所以，當我們打開電視，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區的電視頻道里看到“發揮帶頭作用，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做出貢獻”的公益廣告時，不必再感到絲毫的驚詫和不解。
不管是從歷史經驗上看還是從現實需要上看，中國的市場經濟要想克服這次瓶頸、繼續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發展，必須進行一場類似于“圈地運動”的“圈資運動”，促進合理的社會分層和財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討論的“圈地運動”和“圈資運動”都是從經濟的角度而言的，是一個學術意義上的概念，不含褒貶之主觀評價色彩。這主要是一個經濟規則，與人們通常所說的“騙錢、套利”不是同一個范疇。）
就象當年英國的“圈地運動”一樣，“土地”和“國企”都是一種具有市場價值的經濟要素，能用金錢來衡量。正如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國有企業資源通過經濟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轉移到商人階層手中，實質上與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階層手中一樣，都是為市場經濟掃清路障。市場經濟要求“圈土地”還是“圈企業”，這是由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所決定的，當時英國市場經濟的瓶頸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業生產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運動，想圈其它的更高級的生產要素也不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出現其它更高級的生產要素。
中國目前市場經濟的瓶頸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業，因為國企的數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營企業和商人階層，所以，中國目前的“圈資運動”只能是圈“企業（國企）”，而不是圈“土地”。與“圈地運動”相比，“圈資運動”是一種更高級的形式。
新圈資運動引發中國的“商人盛世”
關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經濟里，被貶為“無商不JIAN（奸）”；但自從進入市場經濟以來，它已經變成了“無商不JIAN（堅）”——現代社會如果缺了商人，就難以堅實長久，最有力的例證是前蘇聯，它雖然曾與美國一樣成為世界超級強國，但由于它實行的并不是市場經濟，商人階層幾乎不存在，所以，到頭來，它無法象美國一樣“因商而堅”，未到百年，就已經隱入了黑皮史書里。
如上文所析，中國要想培育出強大的商人階層，必須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進行“新圈資運動”。但中國今天的情況與英國圈地運動時的社會環境有了極大不同：英國當時進行圈地運動可以犧牲社會中下層的利益，但中國現在處于“人權時代”，尤其是社會主義之理念更不允許出現類似英國圈地運動時的“血腥的資本原始積聚”。那么，中國該選擇何種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來完成“新圈資運動”？
基于這種考慮，“對國企進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種比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譯“經理層收購”或“管理者收購”，是指管理者（層）用本企業的資產作擔保來進行融資，再用融來的資金收購本企業的股份或分支機構，從而達到控股或參股本企業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員變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種資本運作方法，曾在西方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中發揮重要用用。例如英國，1979年撒切爾夫人執政后，大力推行“國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與國有化相對應），曾借助于MBO方式來進行。
MBO的確能治國企之病，是實施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途徑。它最大的貢獻在于兩點：
第一是使國企經營者由“純粹的代理人（打工者）”變成了所有者，實現了國企的虛擬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經營者擁有了企業股份，企業的利益對他們而言，不再是純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經成了內部化因素。這就會促使他們以“關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態來積極維護企業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經營者代理風險”。
第二是巧妙解決了經營者自有資金不足的難題。過去，我們在實行“高級人才持股計劃”、“經理股票期權計劃”等改革措施時，遇到的最大難題是經營者缺乏足夠的資金來購買企業股份。這導致許多改革措施無法執行，因而收效甚微。現在，MBO巧妙解決了這一難題：它允許經營者用本企業的資產作擔保來進行融資，再用融來的資金收購本企業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現，就深受業界歡迎，被譽為“治療國企之病的實用良方”，它使國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變為實踐。
“商人盛世”推動新市場經濟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正式掛牌，財政部負責有資產管理事務的國有資產評估處業已撤消，其有關職能移交給新成立的國資委。至此，財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國有資產，為“國家財政向公共財政”的進一步改革做好了預熱和鋪墊。與此同時，《國有資產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聲，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這一切都預示著目前近10萬億的國有資產將面臨一場新的變革。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出現更大規模的“商人階層”就成為必然之勢。商人階層將會大大推動中國的市場經濟進程，即“新市場經濟時代”。
何為“新市場經濟”？它是與“老市場經濟”（即西方傳統意義上的、建立在嚴格私有化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相對而言的。“老市場經濟”認為一國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必須先進行完全的、徹底的、實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則，將無法建成市場經濟。所以，當中國決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前稱為商品經濟）”時，國際評論預言中國要么步前蘇前東歐后塵，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場經濟。因為在西方的產權經濟學家看來，市場經濟發祥于以鮮明的“產權私有化”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二者無法嫁接成功。
但中國的經濟實踐打破了以上斷言。中國經濟奇跡成為繼日本經濟奇跡、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跡之后的亞洲、甚至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亮點。有外電評論說，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適于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改造成了“中國特色的馬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復興的第一次創舉。（注：外電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不十分適于中國”，是指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具備起碼的工人階級力量。）而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則把原本不十分適于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改造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中國復興的第二次創舉。
在看到中國“新市場經濟”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更清醒地認識到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場經濟目前面臨著“瓶頸”的考驗。許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國的新市場經濟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為什么目前還遭遇“瓶頸”？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教授指出，這是因為中國新市場經濟是介于“兩端”之間的一種“綜合平衡體”，這兩端就是：A端為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有制，B端為嚴格意義上的老市場經濟私有制。中國的新市場經濟是從A端出發的，當它從A端出發之后，生產力開始擺脫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有制的束縛，打個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個被圍困被壓抑已久的大河，一旦開閘，立即就把蓄積多年的能量和潛力發揮了出來，奔騰向前，蔚為壯觀，這就出現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奇跡。但當這條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來的潛能已經用盡，就面臨著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問題，此時應該分析這些新問題、采取新對策，而不能再死守舊經驗，固執地認為新市場經濟可以一勞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騰。新市場經濟也要不斷地完善，才能長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傳統的計劃經濟下的國有視為一種“典型國有”，那么，中國現在的國有則可以相應地稱之為“后國有時代”。二者之間的關系，就像“大工業時代與后工業時代”、“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關系一樣，既前后脈承、又有顯著不同。現在正熱炒的國企MBO改革，實際上并不是獨立的經濟現象，只不過是整個“新圈資運動”進程中的一個環節、一種方法、一條途徑。“新圈資運動”的成功，將把中國的“后國有時代”進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產生的更強大的商人階層，將有力地推動中國新市場經濟克服目前的瓶頸，繼續向前發展。
作者簡介：
李華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法研究生部，財經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業人物”之一，在國家級經濟類雜志上發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報刊資料中心轉載，見于北京社科院學報《北京社會科學》（季刊）、《人民日報之中國經濟快訊（理論版）》、新華社《經濟世界》、《中國經貿》、《中國商界》、《政策與管理》、《經濟導刊》、《財經報道》、《企業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團公司、上市公司的戰略企劃中心總經理，被多家雜志以“封面人物”進行報道。現把主要精力放在學術上，在我國著名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教授主持的國務院司法部“中國公司治理結構課題研究”、“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專項研究”等課題組中從事研究工作。
作者聯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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