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莫龍 ]——(2018-7-4) / 已閱10713次
國家必須完善土地發展權作為一種分配要素參與分配的途徑。我國的法律也明確規定了土地可以依法進行流轉，這就為土地的市場化提供了法律基礎，但是究竟要怎么樣依法流轉呢？在那些領域流轉才算符合法律規定呢？在對待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上應不應該平等？究竟應該側重保護誰的利益？這么一個個問題擺在眼前，需要國家一一解決。所謂的依法，應該指的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關于土地的法律，只有法律才能給予權利更好的保障，對于依法流轉，法律應該規定的更加仔細，法律也可以授權于國務院來完成具體細節規定，這樣的話也有利于執行機關執行。國家在土地使用權上的規定過于嚴格，將城市和農村分的十分清楚，國家不允許城市居民購買農村土地的使用權，為的是不讓有錢人再農村進行圈地，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太快，一些限制不太適應當前的需要，現在很多農村的居民都想成為城市居民，他們也愿意將自己擁有的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那么國家為什么又要去阻止他們呢？我想沒有什么能夠比順從他們的意愿更重要了。現在居民只考慮怎樣使自己過的更好，國家就應該為此提供條件，而不是想著怎樣去阻止流轉，加大開放市場，允許土地使用權進入更加廣闊的流通領域進行流轉，例如，我國《憲法》第十條明確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按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轉讓。”我國《合伙企業法》第十六條規定：“合伙人可以用貨幣、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或者其他財產性權利出資……”允許土地使用權作為一種出資方式，這也是符合法律的規定。
土地發展權是使用權的一種延伸，而國家該做的就是不斷完善流轉機制，創造更加公平的流轉交易平臺，促進土地發展權作為合法的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同時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礎上深化分配體制的改革，完善生產要素作為分配要素的機制。
2.深化現行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現行土地制度改革，實現土地的更好發展，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群眾的權利和生活水平。要不斷對現行土地制度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在以家庭聯產承包的基礎上更好的實現土地的經營權的發展，實現土地經營權更好的流轉、互換、交易、出租、聯營、入股等，而土地的發展權的核心就是使用權中的土地經營權。只有當土地經營權獲得進一步，土地的發展權才會獲得更好的發展。也只有當土地得到很好的發展，才能夠實現解決百姓所關心的利益分配問題，因為我國人口的大部分還是屬于農村居民，土地依然還是關系到社會大局的穩定的維穩器，鄧演達指出：如果土地問題不解決，農民就會“脫離本黨和本黨政府” “土地問題不解決，革命是會埋葬或沉沒的：土地問題不解決，是會失去革命民眾的同情”。“解決土地問題，不止單純的減租，必定要使沒有土地的和土地不足的農民得到土地，然后農民知道革命是為他們自己斗爭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才算是農民問題解決了”。因為，“農民除了政治要求解放外，再迸一步要求經濟的解放，經濟的解放便是解決土地問題。”[11] 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有效地解決，那么社會就難說穩定。因此，不斷推進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實現土地更好的發展就顯得勢在必行。
3.推進土地經營權資本化
再次，為土地發展權松綁，推進土地經營權資本化。所謂土地經營權資本化是指“將農地經營權部分或全部地轉化成為現實價值增殖和獲取更多收益的財產權的過程和機制。”[12]解決好土地經營權，也就抓住了土地發展的“牛鼻子”了，因為我國土地資源分布不均衡，東多西少，西高東平，這就要對土地進行充分調研和分析，根據不同的地方土地資源的區別進而采取不同的經營方式，提高土地的產出能力，在西部，由于西部是中國大后方，是我國資源的集中地，又是生態資源的集中地，為此，可以推進山林產權資本化，用市場來調節和保護發展西部生態，推進資源市場經營化，促進資源的有效保護和節約。對于東部，高產土地都分布在這里，然而東部屬于人口集中區，城市發展極快，土地問題十分突出，因此在東部應該推進土地集約化發展，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如何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顯然推進土地資本化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對于商業用地，要提高其土地使用的成本，不能夠讓商業用地輕易的獲得。加強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交易平臺建設，為土地經營權資本化提供條件。
綜上所述，土地的發展，不僅僅需要考慮制度的健全，還要將土地承包者的意志考慮在內，制度健全可以為土地發展提供更好制度保障，讓土地承包者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更好的實現自己的土地承包權，而考慮承包者的意志則可以更加靈活的采取措施，更好推進土地發展的市場化，推進土地發展權的市場化，讓市場來調節配置土地的相關權利，而不是人為的為土地設置所有的權利，畢竟政府不是萬能的，國家的宏觀調控只是調節經濟方式中的一種而已，把該由市場調控的歸還給市場，新一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過：“要將錯放在市場的政府的手拿開。”就是這個道理，土地發展，需要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單單使用一種調節方式，就會導致各種問題，例如國家干預太多，就會導致諸如違法強拆、群體事件；如果放任自由交易，便會導致有錢人不斷圈地，出現富者有地數千的狀況。因此，土地發展權走社會主義市場之路，不是簡單的讓法律對土地承包者的土地發展權進行條文的規定，也不是讓市場簡單的對土地承包者的土地發展權進行調節和優化配置，而是要讓將土地的發展權納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和社會主義法制軌道，讓權利實現市場化和法制化。另外，一種權利得以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辦到的，它需要經過各種利益主體的激烈博弈和相互妥協，經過漫長的時間檢驗才能夠得以最終確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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